石黑一雄研究 || 石黑一雄小说《浮世画家》中的背叛
摘要：石黑一雄的《浮世画家》刻画了一位日本画家对战败的思想情感反应。根据武士道传统观念，战败方如果要在敌方的占领下生活而不自杀、不复仇，总需要作出某种意义上的背叛。《浮世画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背叛，而这些背叛似乎揭示了日本人对待战败的特殊反应中蕴涵的特殊文化机理。
关键词：石黑一雄;《浮世画家》；背叛；日本性
一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 -)是当代著名的日裔英国作家，由于他的日本裔背景，再加上他的前两部作品《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和《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写的是日本人和日本事，引起了批评界对其作品所反映的日本性的兴趣。尽管评论家们的这种努力遭到了石黑一雄的反对——他一再强调自己无意致力于日本性的表现，而愿意被称为国际小说家——他在这两部小说中对于日本性的渲染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石黑一雄在这两部小说中将渲染日本性作为面向西方读者的写作卖点这一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作为一位在西方受教育和成长的日本裔作家，石黑一雄对日本文化中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征非常敏感，他在作品中反映的日本文化具有漫画式的典型性。如果说他对日本性整体的反映并不全面准确，那么他对日本人的战败感受与反应却是细致入微，这是因为，对于生活在海外的日本裔来说，战败国的影子挥之不去。
《浮世画家》可以看作是一位名叫小野松尾的画家写的日记，他的日记有两个时间跨度，一是所叙述的事件的时间跨度，涉及二战前后，主要说的是小说主人公小野松尾从小到老的经历，尤其是他作为画家的成长历程。从这一角度，可以说《浮世画家》是一部成长小说。小野松尾作为画家的成长历程是日本人基本价值取向发生转变过程的缩影。“就整体而言，小野松尾的绘画生涯与日本从孤立主义走向侵略扩张是平行发展的”(Ishiguro 1986 ：80)，小野松尾从追求绘画的传统艺术性转而成为挥舞画笔的军国主义帮凶。另一个时间跨度是小野松尾书写日记的时间，即从1948年10月到1950年6月，共计一年零八个月。这一段时间日本仍在战败气氛的笼罩之下，在小说里，因战败而自杀谢罪的事件仍时有耳闻，适应战败形势的微妙情感反应更是小说精雕细刻的主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前者的时间跨度大，包含了后一个时间跨度，但是后一个时间跨度构成的是小说中的“现在”。也就是说，所有的叙述事件选取都是基于“ 现在”适应战败的情势，对于往事的回忆择取的也是“现在”的视角。可见把握住小说中“现在”的视角，细读小说，就可以进一步了解日本人是如何进行情感和价值观调节来适应战败的境遇的。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美国人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将日本的两座城市夷为平地，并且占领了日本本土。在战场上目睹过日本兵残暴疯狂、誓死抵抗的美国人，设想着日本人会在本土组织顽强抵抗。他们预期至少会有小部分日本人组织武装抵抗。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迎接美国占领军的既有纷纷的自杀，更有矜持的礼貌，甚至也不乏崇拜者的热情。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Sword, 1946)中记述了这样的情形：从美军占领的前几个月开始，“单个美国人就可以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到日本边远的地方旅行，安全毫无问题，而且还会受到曾经是民族主义者的地方官员的接待。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当我们的吉普车穿过村庄的时候，孩子们会沿街欢呼`你好' 、`再见' 。小孩太小不会招手，母亲会摇其小手，向美国士兵致意。”(Benedict 1993：172)
日本人对战败的种种反应———当然也包括大批人自杀———令人费解，反映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本尼迪克特等人从宏观着眼，勾勒出了日本人对待战败的基本态度，但是关于日本人对战败的细微情感反应的描述却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找到。石黑一雄的《浮世画家》就是从细节入手反映日本人适应战败现实的一部小说。在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时候，小说似乎突出写了小说人物的种种背叛。而这些背叛似乎也揭示了日本人对战败的特殊反应中蕴涵的特殊文化机理。
二
战败方如果不自杀，不复仇，要在敌方的占领下生活，总需要作出某种广义上的背叛。因此突出写背叛模式对于揭示日本人适应战败境遇问题是十分切题的。《浮世画家》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背叛。首先，在叙述层面上就存在着对历史真相的不忠实，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历史真相的背叛或曰叛离。
《浮世画家》是用第一人称写就的日记体小说。回忆和第一人称是小说中明显的特征，“回忆”和“记忆”两个词似乎是叙事者兼主人公小野松尾所青睐的字眼。小野松尾在讲到一个事件之前，之后，或之中，常常要叉开话题，为自己的记忆不准确道歉一番。看得出来，他的叙述是明显的不可靠叙述，最大的特点是小野松尾的回忆选择性很强，而选择的原则基本上是避苦就甜。
小野松尾在回忆时的避苦就甜策略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将不愿回首的事情模糊化。小野松尾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的小女儿纪子眼看要嫁不出去了。纪子曾经有一位男友，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小野松尾路遇纪子的男友三宅，三宅似故意谈起了他的公司总裁自杀为战败而道歉的事。三宅接着议论道：公司总裁之类的人“就应该承认自己的责任。这样的人不承认自己的过失是怯懦的表现，如果这些过失导致了国家的损失，拒不认错就是最大的怯懦。” 这番话无异于当面谴责小野松尾。对此，小野松尾依然坚持当日本与别国作战的时候，为国效力无罪之有。小野松尾的这种态度被他家人认作纪子的那桩婚事未成的主要原因。尽管与三宅交谈过后并不太久，小野松尾却声称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记不清楚了：“那天下午三宅真的冲我说过那番话了吗? 也许我把他说的话跟周一时常说的那些玩意儿混到一起了。”
除了将不愿回首的事情模糊化，小野松尾对历史真相的叛离还表现在他对一些事情下意识和有意识的遮掩上。例如，他对自己妻子被炸弹炸死和儿子在战场战死从未正面叙述过。关于他在战时画的军国主义宣传画他也是一笔带过。小野松尾有意识地遮掩历史真实是被小女儿婚嫁的现实问题所迫。他去造访曾经动员他绘制军国主义宣传画的松田，请求他，尤其在小女儿男友家的探子来了解小野松尾底细的时候，不要“用一些最好被忘掉的事情” 来赞扬他。小野松尾甚至跑到他曾经迫害过的学生黑田家，试图劝后者不要将他当过军国主义帮凶的事说出去。有意识的遮掩是小野松尾叙述不可靠性的索引。
与对某些历史真实的模糊化和遮掩相适应，小野松尾的叙述中也不乏对其“英雄壮举”的吹嘘和沾沾自喜，也就是小野松尾叙述中的“就甜” 部分。其中有他关于自己不畏父亲淫威勇敢走上绘画道路的壮举，也有他为了追求艺术和艺术的“意义”两度抛弃师傅而另谋高就的壮举，更有他作为正义的化身，勇敢保护因作画速度慢而被人称作“乌龟”的同学的英雄壮举。关于这类事件叙述的不可靠性，有评论家曾经有所论及。Sim (2006：81)就称小野松尾为“艺术的真诚而保护`乌龟' ”的说法是“可疑的”，提醒读者“不可仅以其所言”来理解小野松尾。
小野松尾在虚构英雄的“他我” 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恐惧感移到他人身上。夏弗(Shaffer 2004 ：44)指出：小野松尾“具有将自己的愿望和恐惧移位或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倾向，从而逃避面对自己的感情。”尽管遭到两个女儿的反对，小野松尾还是坚持领自己的孙子去看一部美国恐怖片。小孙子在看到可怕的场景时便用雨衣蒙上头。叙述孙子被电影吓得瑟瑟发抖，小野松尾似乎释放了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恐惧。
不忠实于事实的叙述讲述的是一系列背叛的故事。这些背叛大致可以划为对“恩”和“忠”的两类背叛。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恩”的概念十分独特，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单词。“在所有的用法中，`恩' 是一种承载，一种债务，一种负担，`恩' 之所及的人要全力以赴去承载。`恩' 来自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从地位并不比自己高的人或至少是同等地位的人那里受恩，会令人不安，产生自卑感。”“恩是一种必须偿还的债务。”(Benedict 1993：99)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恩”在日本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报“恩”是日本社会等级结构稳定的基础，是日本人各居其所的思想保证。“恩”有父母之“恩”，“师恩”和其它形形色色的“恩”。对于父母之“恩”的报答就是“孝顺”。“孝顺”在日本文化中也是个基础性观念。“孝顺”可以说是种种“报恩” 的原型。其它类别的“报恩”都是“孝顺” 的延伸或扩展，这其中也包括对天皇的“忠”。在《浮世画家》里，“孝顺”的观念首当其冲，小野松尾的父亲是个小业主，他希望小野松尾能继承他的行当。得知小野松尾有以绘画为业的念头时，他将小野松尾的习作付之一炬，因为他认为小野松尾想当画家是颓废、懒惰的表现。本尼迪克特曾借用一个日本谜语来解释儿子与父亲之间的权力关系：“`为什么说儿子想要告诉父母该干什么就像和尚想要蓄发一样?' 答案是：`不管他多么想，那是不可能的。' ”(Benedict 1993：52)然而小野松尾却执拗地做到了，小野松尾背叛了体现父“恩”的父命，开始了他以画为生的生涯。对长辈之“恩”的背叛也发生在女儿、女婿甚至孙子与小野松尾的关系中。对于“恩”的典型背叛是慎太郎对小野松尾的背叛。慎太郎是小野松尾的学生，小野松尾对其有“师恩”。在小野松尾名噪一时的时候，他还求小野松尾写过一封推荐信。借助小野松尾这封信的影响，慎太郎的弟弟谋到了一份好工作。当时慎太郎带他弟弟来到小野松尾的门外，鞠躬行礼，千恩万谢。可是到了战后，慎太郎又来请求小野松尾写一封信，想证明的却是其在二战中未受小野松尾的影响，而且曾经与小野松尾的军国主义思想做过斗争。这封证明信将交给他的美国老板，从而保住自己的工作。同样是请小野松尾写信，意义却大相径庭。小野松尾以背相向，默默忍受着被背叛的苦楚。
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 1850—1904 曾写道，日本民族与“其他所有民族相比，其忠的非同一般的形式要更加令人印象深刻”。(Hearn 1994：283)格利弗斯则称“如果说在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将服从父母奉为做人之首要，在日本，则是`忠' 居于首要地位。”(Griffis 1907：339)但是也有学者对日本人的“ 忠” 提出了质疑。界屋太一(SakaiyaTaichi)在《戳穿忠的神话》里，把战国(Sengo ku)武士比作垒球手，他不断变换球队，而且一旦易主，在比赛中对往日的队友毫无友情可言。他认为“武士并没有不事二主的道德观念约束。”(Sim 2006：17 -29)赫斯特称：在中世纪的日本，大多数重要的战争都是由背叛——即一个败局已定的将军手下一个或多个幕僚的不忠——决定胜负的。这种说法并非夸张。” (Hurst 1990：516)他称，认为日本人特别“忠” 是对日本人的愿望与现实相混淆的结果。(ibid.：521)
小野松尾所背叛的“ 忠”是对军国主义的“忠”。小野松尾对军国主义的“忠”既表现在他在二战前夕和二战中为军国主义效力上，更体现在战后他对自己在二战中的军国主义行径拒不认错上。当他小女儿的第一位男朋友三宅向他提及其公司总裁为战争失败道歉而自杀的事时，小野松尾立即说道：“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的国家在打仗，你尽全力去支持自己的国家，这没有什么耻辱可言。有什么必要以死来道歉呢?”有趣的是，为了不因自己的这种态度影响小女儿的婚事，小野松尾在小女儿与后来的男友家庭见面会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公开承认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是错的：“我当时虔诚地相信我是在为自己的同胞做好事。不过，你们瞧，我不惮于承认我错了。”至少在口头上，小野松尾背叛了对军国主义的“忠”。
三
石黑一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对写作的安慰作用做了如下陈述：“写作是一种安慰或者疗法。糟糕的作品往往出自这种治疗的目的。我想，上乘作者多少认识到治疗为时已晚。创伤已经造成了，没有愈合，但也不会再恶化，但是伤口还在。世界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你却可以通过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者自己对世界的观念来重组世界或者适应这个世界。”(Ishiguro 1993：30 -31)在《浮世画家》中，小野松尾的选择性回忆、不可靠叙述正是这样一种自我安慰。
小野松尾之所以需要自我安慰，首先是因为日本在战败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人这些战争中的敌人成了日本个人行为和经济行为规则的制定者。面对战争给日本国民造成的重大损失，昔日的军国主义分子骄横跋扈不起来了。人们向战争的发动者或者战败者投来了怨恨和谴责的目光。在周围人的目光中，小野松尾在战败前后已然判若两人，从一位倍受尊敬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众人生怕避之不及的罪人。小野松尾眼中的日本乾坤颠倒，难以辨认和适应，似乎只有在富有选择性的记忆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坐标。
再者，日本的特殊文化传统给小野松尾之类施加了非同寻常的压力。本尼迪克特地称：“一种道德体系……给战后的日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日本的社会压力，也不管你是否自愿去承担，对个人提出了太多的要求。在这样的压力下，日本人要隐藏自己的情感，放弃自己的欲望，要承担起家族、组织或者民族形象代表的责任。从日本人的表现来看，他们能够为了这一事业自我约束。但是落在他们身上的压力极端沉重。”(Benedict 1993：315)就这种压力的文化成分而言，武士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武士道(Bushido)的本义是作为武士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就像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作用一样，武士道俨然就是日本人的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它深入人心，几乎已经进入潜意识里。武士道宣扬武士在战败并且没有机会反攻的时候应该剖腹自杀。小野松尾显然不可凭一己之力向美国人复仇，于是按照武士道的精神，他只有选择自杀。自杀与否，是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身边的人似乎也在不断敦促他走上自杀谢罪的路。他的同事野口在战争期间编写军歌，他的军歌让无数日本青年心甘情愿踏上战争这条不归路。战后，在巨大压力之下，他自杀了。事实上，野口和小野松尾的境遇是差不多的，既然编写宣传歌曲的野口自杀了，那么创作宣传画的小野松尾岂不是也不该苟活?小野松尾不想自杀，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他只能躲避到用自己的回忆构筑的避难所里。可以说，小野松尾的回忆与叙述中对真实的背叛主要是受以武士道为代表的日本文化挤压的结果。小野松尾对军国主义的“忠”也具有逃避自杀责任的色彩。通过对自己的军国主义行径进行无罪化处理，将其美化为尽国民之责，小野松尾找到了没有必要“以死来道歉”的借口。
尽管小野松尾一度坚称他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无可指责，但是他却最终在小女儿与男朋友家的见面会上公开承认他做错了。尽管他并不十分情愿，但是他承认错误的态度却显得十分真诚。为什么他要背叛自己所效忠的军国主义事业呢?原因似乎很简单，如前文所述，就是要消除小女儿出嫁的障碍。由于小野松尾的背叛加上了为其子女谋福祉的成分，至少在石黑一雄看来，这种背叛还是不乏崇高的。
小野松尾对父恩、师恩等一系列背叛似乎也都有颇为正当的理由。他违抗父命，走上学画的道路，是因为不想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做一个庸俗的商人，日复一日地数钱记账，他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他背叛武田师傅，是因为他认为武田师傅只求商业价值，不顾艺术价值，不值得他效忠。背叛森山是因为小野松尾受到了松田的鼓动，要摆脱浮世绘脱离社会、消极颓废的境地，让艺术发挥实际作用。小野松尾的每一次背叛尽管显得跳跃性很强，却都是那么义无反顾，那么理由充分。
本尼迪克特对这种现象也做出了解释。她认为日本人在伦理道德上与西方人大有不同，日本人的道德观具有强烈的单选性，即将整个人生的义务分成“忠、孝、仁、义、人情”等，然后将这些德行“分别用包袱包起来，分发到地图上不同的府县”。(Benedict 1993：195)日本人评论某人的德行如何，只就此人所应遵从的某一德行而论，如说此人是否“忠”，或者说此人是否“孝”，而极少综合评价。这样一种道德选择走极端的倾向很容易成为选择一种德行同时背叛另一种德行的极佳的理由或者借口。这也似乎是《浮世画家》中小野松尾等人频繁背叛而鲜有负疚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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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 -02 -01
作者简介:李霄垅， 教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方成)
文章原刊于《外语研究》2008年第5期，第104-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