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焯《西方翻译理论：导读·选读·解读》前言 | 郭建中序
本书汲取国内外同类书的优点，打造个性选读文本。全书以原典选文为主体，以导读为开篇，辅之以诸多研究者对选文的多角度解读，其间穿插本书编著者的论文、译文与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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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士焯，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教授、系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2011）。代表作有《英汉翻译写作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英汉翻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11）。曾获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厦门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
序
杨士焯教授把他多年从事西方翻译理论教学的资料，汇集编著成《西方翻译理论：导读·选读·解读》并出版，嘱我写序。读完全书，我欣然命笔！
类似的西方或国外译论的选读或导读，已出版了不少。一般都搜集了西方或国外译论的主要流派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并辅之以概要的介绍和评论作为导读。此书也不例外。但杨士焯教授的这部书还是有其独特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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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选入了相当数量的西方传统译论的材料，可见其对传统译论的重视。西方传统译论与中国传统译论有相似之处。传统译论，不论中西，均属翻译本体论研究；其研究范式主要是语文学范式。尽管语言学范式的研究属于现代译论的范畴，但从译论本质而言，语言学范式的研究也属于本体论研究。语文学范式主要是文本对比研究，包括原文与译文的对比研究和不同译文之间的比较研究，其核心是翻译的“忠实性”或“信”的问题；语言学范式主要是两种语言之间转换规律的研究，其核心是“对等”问题。传统译论关注的重点是“怎么译”。其实，就理论的本质而言，西方的阐释学派和功能学派也可视为传统译论在当代的新发展。因为，阐释学派关注的是词语和文本意义的理解，这也正是传统译论关注的问题。而功能学派关注的是“怎么译”的问题，只不过把关注的重点从原文转移到了译文而已。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之处。中国传统译论多随感式和印象式的散论，很少有长篇大论的系统论述；西方传统译论往往有较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如Alexander Tylter的《论翻译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translation和Theodore Savory的《翻译的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西方人长于分析，是西方文明的传统；东方人善于综合，是东方文明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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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杨士焯教授除了在每个流派的材料前写有简介和评论外，后面还附有其他专家学者相关的文章供读者参考，使读者能了解我国学者如何解读、阐释这些流派和理论，从而对所介绍的论著有多角度、立体的认识。这是本书一大特色。
关于西方或国外译论的简介概述之类的文章和专著，已有不少专家撰写出版，不复赘述。我想主要谈谈我对研究西方现代译论的看法。
首先，20世纪50年代以降，西方现代译论经过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发展到解构主义学派、女性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再回归至新语言学派，期间译论大家辈出，翻译研究在西方兴盛一时。按照Ｉ．Ａ．理查兹（I. A. Richards）的话来说，“翻译是宇宙史中最为复杂的活动”。西方现代译论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从而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属性。
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是一个无穷尽的追求过程，犹如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一样。相对真理的积累，使我们的认识逐渐接近绝对真理；同理，在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追求中，各种范式的研究、各个流派的学说，都如同相对真理的积累，其研究成果会逐渐逼近翻译的本质属性。但没有一种研究范式，或没有一个流派的译论，能全面揭示翻译的本质属性，成为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终极的翻译理论。
其次，按照方梦之教授关于西方现代译论“一体三环”的理论，“体”是指译学的本体；三环分别是“译学的语言学研究、与译学本体交叉的学科（包括哲学、思维科学、逻辑学、信息科学、心理学、交际学、符号学等）和文化（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的、文学艺术的大文化，也包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语言层面的小文化，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西方现代译论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提高了翻译和译者的地位，增强了翻译与翻译研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影响。因此，其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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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方现代译论大多属于翻译的外围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为什么这么译”和“为什么选择某个国家、某个时代、某个作家或某个作品来翻译，而不选择别的国家、别的时代、别的作家或别的作品来翻译”。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文学系统中的翻译文学的作用和地位。通过文本比较，寻找意识形态、政治、权力以及委托人（包括出版社、团体或个人）对翻译运作的影响。所以，从时代发展史来看，现代译论主要包括语言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女性主义学派和后殖民学派。大部分国内外学者把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和功能学派都包括在西方现代译论之中，这可能是从历史发展的时间角度而言。
这些翻译本体之外的外围研究，并非是与翻译本体无关的研究，而是与翻译本体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的。不少人认为，西方现代译论对翻译实践指导意义不大，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理论主要有两大作用：一是解释和分析的作用；二是指导实践的作用。西方现代译论长于解释和分析翻译现象，对我们认识翻译本质属性有重要的帮助，从而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翻译观”，或者说是“翻译思想”；正是我们的“翻译观”指导了我们的翻译实践。因此，这些翻译的外围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虽然是间接的，却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说，理论与实践是有一定距离的，有时甚至有较大的距离。
另外，译学的外围研究，丰富了译学的本体研究。今天，我们说译学要回归本体研究，不应该是简单的重复或循环；现在译学的本体研究必定会是在这些译学外围研究各派学说观照下的研究。我们会更自觉地以西方现代译学的各种理论为参照，以新的视角和方法，进行译学本体的研究。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继承和创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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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西方现代译论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后来的流派为了树立起自己的学派，不惜否定，甚至全面彻底地否定前面的学派。
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学派对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全面否定，解构主义对语文学派“忠实性”和语言学派“等值论”的全面解构、韦努蒂对“通顺”和“归化”的彻底否定等等。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就会认识到，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都是一种继承创新的发展过程，译学领域也不例外。现代译论是传统译论必然的逻辑发展。如前所述，语文学范式和语言学范式的研究，关注的是译文的“忠实”和“等值”问题，其研究方法是文本的对比研究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现代译论关注的是民族、文化、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对翻译的影响，以及“忠实于谁”等等问题，因而认为译文不可能“绝对的忠实”。那么，不论是文化学派，还是其他现代译学的流派，他们怎样得出译文如何受到民族、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呢？主要的方法也只能通过文本的对比——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和不同译文的对比，再把这种比较置于社会、文化、政治等背景下加以审视。其基础还是文本的对比。没有文本比较，何来受外来因素影响的结论——不管是忠实与否的结论，还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结论！而文本的产生，则是通过语言的转换。也就是说，没有语文学范式和语言学范式的研究，现代译论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的关系，是一种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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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关于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的关系问题和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的关系问题。译界有不少人往往从先进与落后的观念来看待这两个问题，认为传统译论落后于现代译论，中国译论落后于西方译论。但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如果把翻译理论作为一个系统，那么，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都是翻译理论这一系统中相平行的子系统。同样，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传统译论和现代译论也都是翻译理论的子系统。在中国译论这一子系统中，传统译论和现代译论又都是中国译论的子系统；在西方译论这一子系统中，传统译论和现代译论又都是西方译论这一子系统中的子系统。请见下图：
因此，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传承创新的关系；如果我们从“异”与“同”的观点看，那么，西方译论与中国译论（尤指中国传统译论）之间的关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无论中国译论还是西方译论，无论传统译论还是现代译论，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话语，在揭示和解释翻译本质、指导和分析翻译实践问题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正如上图所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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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在学习西方译论的同时，不要忘记中国传统译论。我们应该进行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西方译论长于分析解释，但中国传统译论与翻译实践更贴近。以翻译过程的描述为例，中国传统译论强调“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西方翻译理论对翻译过程有深入的研究，其中以奈达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转换为大家所熟悉。但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翻译实践的经验。我们扪心自问，在自己的翻译过程中，有没有像奈达所说的有意识地进行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转换呢？一般没有。我们自己的翻译实践过程往往如马建忠所说的，先是心悟神解，然后是振笔而书。
因此，我认为，中国传统译论对翻译过程的论述对实践更具指导作用。而奈达对翻译过程的分析，更具理论的解释作用，哲学上称为“后验的解释”。这证实理论的两大用处：指导实践和分析解释。但西方译论中也有例外，如巴黎释意学派“脱离语言外壳和重新表达”对翻译过程的分析，更近似于中国传统译论对翻译过程的论述，尽管译家不一定清楚地意识到通过“脱离语言外壳”抓住基本概念（思想内容）的过程，实际是领悟的过程。我们在翻译实践中有意识的做法，往往先是查阅辞典，熟读原文，力求深入理解（心悟神解），然后振笔而书，甚至振笔捷书（重新表达）。“得意忘言”，即译意，既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思想和翻译原则，也描述了脱离语言外壳和重新表达的翻译过程。
当前，我国翻译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势：今古译论并举，中西思想竞争，“一体三环”互补，可谓流派纷呈，一派兴旺景象。但总的来说，今胜于古，西盛于中，“环”压倒“本”。也就是说，现代译论的研究盛于传统译论的研究，西方译论的研究多于中国译论的研究，译学的外围相关学科研究压倒译学的本体研究。
在我国各个学科领域中，学术研究中的今古起伏，中西盛衰，相互交替，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不可能取得永久的平衡。当某一趋势压倒另一倾向的时候，处于弱势地位的学术倾向会奋而崛起，重新兴旺起来，从而取得新的平衡。这种新的平衡不久又会被打破，如此交替前进，从而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因此，在译学领域中，出现这种此长彼消的情况也是一种常态，不必惊呼，也不必感叹！这也是为什么当前译界出现了回归本体论研究和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呼吁。
如果我们能做到现代译论与传统译论相结合，那我们必定会对翻译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对翻译实践也会有更大的帮助！如果我们能做到中西融通，那么，学习西方译论就能促进和丰富中国翻译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郭建中
2016年1月8日
于杭州
前 言
杨士焯
夫著书立说之事，植于才性，故往往风格迥异。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乃能著作等身；或片言立要，发语矜慎，甚至述而不作。繁者以宏阔见长，所失在琐碎空疏；简者以锋芒入里，所失在模糊影响。无论繁简，但能繁而有理，简而精深，皆可为后学所敬仰爱戴。故学问之道，唯在真知而已。然居今日之世界，知识、信息、数据、观念，皆浩如烟海。既不能穷尽，则何者为“真知”，何者为“伪知”，岂非无从探究乎？此正有赖于取其精华，洞其灼见，选而辑之，涵而咏之。虽不免挂一而漏万，尚期能窥斑而得豹。此正本书之所由作也。
就翻译理论研究而言，此类“选读”或“文选”虽不甚多，而可圈可点者亦不甚少。兹以耳目所及略述之。国外有Andrew Chesterman之Reading intranslation（1989）颇有开启、示范之功。国内则如《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陈德鸿、张南峰，2000），由香港一批翻译研究学者依外文原著译为中文，此书区分各流派，对后续其他同类选本颇有影响。又《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申雨平，2002）是国内较早的翻译理论著述选本，偏重选取英美翻译理论家代表作品之精华，包含西方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上起早期13位西方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泰特勒等），近及奈达等学者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又《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谢天振，2008）共选择了国外当代最前沿、最有权威性的八大主要理论流派之33名代表性学者的论文，涵盖西方、苏联及东欧翻译理论，人各一篇，不仅完整译为中文，而且为各流派及其论文均配上简明扼要的导读性文字，使读者能迅速了解并掌握该流派或该论文的学术背景、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由于选文是译文，如何保证原文的精准传达，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此本身亦为相当有趣之课题。又《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马会娟、苗菊，2009）主要选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论文或理论著作，共计16篇，依次为语言学派、功能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哲学学派、认知学派和实证研究等。该书的“导读”“问题”等都用英文表述，似不免将非英语专业学生排除在阅读者之外。又《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原典选读》（廖七一，2010）将笔译研究与口译并列，分为上、下篇，各精选10篇论文，涵盖20世纪70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和翻译原则，构成全书20章。除选文外，每章包括“作者简介”“内容提要”“关键词”“延伸阅读”和“思考题”五个部分。但就笔译研究部分而言，从众多翻译研究学派中选取区区10篇文章势必捉襟见肘，再考虑部分论文专题性太强（如涉及戏剧、法律、诗歌），恐无法较完整反映翻译理论之普适性。另《西方翻译理论名著选读》（刘军平、覃江华，2012）精选各个时期西方翻译理论家的代表性译论，分为九大翻译理论流派，包括后殖民及女性主义学派、哲学学派和中西比较诗学学派等较新发展出来的翻译理论流派。其中颇有观点迥异，甚至大唱反调者，需要读者具备良好辨识能力，否则无所适从。上述各书内容精彩，别具特色，展现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历程与展望。其编撰形式主要是：导读（作者介绍、简评等）、正文（选文）、思考题、阅读书目等。然则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本书，又有哪些独具之特色？
首先，本书是编著者从2000年以来先后给学术硕士生和翻译硕士生讲授“中西翻译理论”“翻译概论”与“翻译批评”诸课程的产物。全书以编著者之视野与体悟，精选部分西方翻译理论选文，融入编著者对选文的解读、批评、课堂讲解、翻译、编译和相关论著，汇辑而成。为了提高对选文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评判，还选录部分专家学者的解读，以期从不同角度剖析原作者之理论思想，避免一言堂。导读是介绍，选读是正文及主体，解读是解释及阐发。此种体例编排，恐非其他选本所具备。
其次，本书编著者希望能帮助译者理性认识翻译本质、翻译机制，培养翻译实践意识，直接或间接为翻译实践服务。哈提姆在《话语与译者》（1990）的序言里明确指出其书“绝非要教人怎么做翻译”。但我们希望读者仔细阅读此选本后，能清楚明白地领悟到如何从事翻译工作。
再次，考虑到读者可能需要查找并阅读原作，我们尽量保持各选文的原始体例格式，包括段落、标点符号等。所选章节尽量保持局部完整，如有删节处，会以“……”标注。
针对一些翻译研究基本术语的一致性和规范性问题，特说明如下：
（1）翻译研究中用来指涉两种语言的称法在英语里比较单一，即source language和target language（RL）奈达把target language称为receptor language（ＲＬ）但相应的中文称法名目繁多：钱钟书将之称为“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钱钟书，1979：89）；余光中称为“施语”与“受语”（2002：172）。此外还有“译出语”与“译入语”、“始发语”、“源发语”与“目的语”、“目标语”等。曹明伦建议统一为“源语”与“目标语”（2007：209）。 郭建中也持相同看法。本书确定为“源发语”与“目标语”。这同时也是与作者专著《英汉翻译写作学》（2012）的术语使用保持一致。但如果选用的其他学者的论著中出现这些术语的不同称法时，仍保留其原始面目，既为存真，复为尊重。读者务必知其所指。
（2）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是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之核心术语，然而人言言殊，歧义百出。本书编著者在《英汉翻译写作学》（2012）第五章中颇有新解，尤其对其中的“意译”有不同以往的全新阐释。如果所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著述中也出现“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等术语，请注意其间差别，特别是“意译”的界定和使用大为不同。
本书所选诸文，不以是否过时为判断标准，唯求真知而已。若言之有理，启发心智，并推动理论进步，则取之，否则去之。其间权衡，固取决于编著者之认识水平。至于采择之遗珠未免、阐释之深浅未当，固自知也，亦乞译界方家及读者教正。
本书约于两周后出版，估价75元，非定时预售请点击“阅读原文”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77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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