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故事的多元讲述与诗意翻译——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访谈录
本文原刊《中国翻译》2018年第2期，第67-71页，
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特此致谢！
本访谈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及涵化研究”（16wkpy25）及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五四时期西诗汉译流派之诗学批评研究”（15YJA752105）的阶段性成果。
基金项目
#人物简介#
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东亚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非虚构文学、独立纪录片、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著作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经验的美学》（2002）、《休闲文学与中国现代性》（2008）等。2016年11月，罗福林与刘洪涛，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共同主编的By The River: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las由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底罗福林教授访问中山大学期间，主访人与罗福林教授就By The River: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las一书编撰及翻译过程展开访谈，从故事选材策略、文学翻译难点、以及译者群体变迁等角度，探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作者简介:
王岫庐，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比较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外译。
摘
要
本文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东亚中心主任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就By The River: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las（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2016）一书的编撰及翻译的过程展开访谈，探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中发挥的作用，反思文学翻译中的挑战及对策，并展望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关键词:中国文学外译；“学院派”译者；“创意派”译者
王岫庐（以下简称“王”）：非常感谢罗福林教授接受访谈。在开始讨论刚刚出版的By The River: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las之前，是否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的经历？
罗福林（以下简称“罗”）：我成长的过程中，身边一直都有亚洲文化的元素。我的父亲是工业设计师，家里有不少亚洲的收藏品和书籍。我的母亲喜欢各种不同文化的食物，常带我们去亚洲食品店。美国当地的博物馆时不时也有关于亚洲文化的展出。另外，通过一个学习日本剑道的朋友，我接触到了一些东方典籍。生活中这些点滴小事，都是我对中国产生兴趣的缘起。后来读大学的时候，Victoria Cass教授开设的“中国文学通史”这门课，让我找到了自己学术志趣，决定以中文为专业。本科期间，我参加了南开大学1985年的暑期班，1986-87年期间在南开大学做交换生。在中国学习的经历对我的语言能力很有帮助，后来申请读博士的时候，中文成为我的一大优势。1988年秋天，我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中国文学的博士。
王：在哥伦比亚大学，您师从夏志清教授和王德威教授，这两位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学养深厚的学者，您在相关领域也颇有独到的见解。我想请问您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大致印象？
罗：（思索片刻）应该说，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很感兴趣，但并没有合适的机会去深入思考，因此很难对这个话题做一个宏观概括。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的数目还比较少，我们课堂上主要学习中国古代典籍，也有部分民国时期和现当代的名家作品。夏志清教授讨论当代中国作品，采用的文本都来自台湾作家。回想起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似乎几千年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大陆就停止在1949年，之后都是空白。
当然，事实绝非如此。在南开，我接触过不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当时，王安忆、余华、莫言等作家刚展露头角，张洁、张贤亮等作家的名气还更大些。回美国之前，我购买了不少当时中国出版的小说，还曾经想研究中国当代小说，但是夏志清教授不建议我做这个选题，他认为没有历史距离的观照，就很难做出有价值的研究。后来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以民国以来的报告文学为研究对象，因此就没有持续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动向。现在通过翻译，把自己原先这方面的兴趣续上了。
王：看来，翻译成为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让您重新拾起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兴趣。当代文学作品是正在发生的、尚未有历史定论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它也许不一定是最佳选题；但是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却是极为必要的，因为讲述的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故事，也是西方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很可惜，和典籍翻译相比，目前中国当代作品的翻译开展得还并不充分。您参与翻译和编撰的By the River，填补了中国当代中篇小说英译的空白。您可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缘起吗？
罗： 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合作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这个项目受到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和赞助。我们计划由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10卷本“今日中国文学丛书”（The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Book Series），我参与的By The River: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las就是其中的一卷。目前，我手头上还在编辑中国当代诗歌卷、戏剧卷，会陆续推出。
王：中国国家汉办作为赞助人的中美学界的合作，是以什么具体方式开展的？作为编辑，你对这样的合作方式持什么态度？
罗：总的来说，我们双方的合作很愉快。原文的遴选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洪涛教授负责。这个系列中好几本文集的选材都由中方负责。
王：其中有一本Chutzpah! New Voices from China，主编是欧宁和Austin Woerner。据我的了解，选材主要是由Austin Woerner来决定的。他曾经是现代传播旗下文学季刊《天南》(Chutzpah!) 的英文编辑，负责每期英文版刊中刊Peregrine。这本书收集了12篇他认为翻译得最好、也最能代表《天南》特点的作品。
罗：是的。Chutzpah! 这一本短篇小说集比较特别，它是《天南》杂志的精选集。但是我参与翻译编辑的这本中篇小说集，以及正在做的中国当代诗歌、当代戏剧作品集，选材都是由中国学者来定的。有些西方译者也许会质疑这种合作方式，认为译成英文的出版物，应该由西方译者自己来选择文本。对此，我不敢苟同。总体而言，西方汉学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并不深入。有些学者也许对某个、或某几个中国作家比较熟悉，但很少有人会阅读足够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从而能把握其宏观脉络。相比之下，中国相关领域的学者有更广泛的、全面的阅读体验。他们的选材也许不一定完全符合西方趣味，但是在我看来，依然会更合适。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作品大多在中国获得过各种文学奖，例如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也有人会认为“官方认可”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我却坚信“官方认可”不是坏事。西方个别译者单凭自己兴趣挑选出来的文本，难道一定比获得主流奖项的作品更好吗？应该不是。毕竟，中国文学批评界从当代文学作品中精挑细选出来代表作，一定有值得我们去了解和翻译的地方。
王：您说到的文集编撰中的选材问题，是文学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毕竟，从浩如烟海、难以穷尽的中国当代文学文本库中挑选合适作品进行翻译，是文学经典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您刚才提到，西方读者乃至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有可能并不太全面，这本文集的问世就显得更有意义了。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风貌，只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哪怕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显然还是不够的。这本文集的优势之一，是一次性提供了七位不同作者的风格迥异的作品，其中既包括王安忆、韩少功等老牌作家，也有池子建、徐则臣这些近年才开始引起西方读者注意的作家，同时还包括方方、李铁、蒋韵等在中国已广为人知、但在西方知名度还不太高地作者。
罗：是的。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中篇小说家，西方读者所熟悉的也许只有几个。刘洪涛教授说过他选材过程中一个重要想法。他发现许多被翻译成外文的、有影响力的中国小说，充满对遥远过去的迷恋，对农村、土地的迷恋，甚至是对残忍暴力的迷恋。他希望挑选出一些没那么夸张的作品，更加符合实际、更加贴近当今生活的作品，为西方读者呈现另一种关于当代中国的诠释。
最初的计划本来选了八篇。非常可惜，叶广芩的《豆汁记》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背后的原因很多，你提到的知名度也是一个因素。刘洪涛教授选定文本之后，由我来联系译者。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愿意翻译王安忆和韩少功的译者非常多，而目前在西方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作者，愿意翻译他们作品的译者相对少一些。当然，叶广芩的《豆汁记》找不到合适的译者，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作品的口语化特点，贯穿全文的京味儿比较难译，译者不愿意翻译，不一定是觉得作者不够有名，而是因为担心译不出原作的味道。文学翻译和创作一样，是没办法指定谁去做的。后来这篇就没有译出来，实在是很遗憾。
本书最终收录了七篇中篇小说，其中我自己翻译了三篇。一开始我计划是翻译两篇，但是中途一位译者临时退出了，我就多翻译了一篇。其他译者的译稿我也会修改、润色。出版社有专门的责任编辑（copy editor），我和他在译文修订方面有密切交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开设一门翻译课，我的课堂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我会把自己的译稿拿到课堂上去和大家讨论，学生提出的一些想法，对我也很有启发。
王：一部作品出版，成为作为文学物质载体的书籍，除了文本的挑选和翻译之外，书名、封面、扉页、前言后记等副文本，也同样会参与意义的制造与撒播。这本文集的名字叫做By the River，配上封面灯火迷离的河景，给人非常多的联想。当时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罗：这个书名是我起的，也是这本书让我感到最为得意的地方。封面是出版社根据我的书名制作的，我很喜欢。By the River收录了七个中篇小说，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故事。七个中篇小说简直就是七个世界，它们之间缺乏显而易见的关联。在翻译和编辑的过程里，我发现这些不同世界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意象，那就是河流，这使得这些故事的组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连贯。在所有故事里，河流的意象反复出现，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深层的叙事元素，符合中篇小说的审美特点。
王：您能具体阐释一下，什么是中篇小说特有的审美特点？
罗：中国的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出版的不多，By the River有可能是第一个英译中篇小说集。目前在英语世界，得到最多关注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是长篇小说，讲述的故事大多浩浩荡荡、惊心动魄。事实上，当代中国也有许多日常的、没那么戏剧化的、但同时又值得我们去聆听的故事。中篇小说这种特殊的体裁，无需给出长篇小说那样全景化的宏大叙事，因此更加即兴、更为开放，也可以更为寻常。同时，中篇小说又会比短篇小说更深入关注各种微妙的细节。河流作为一种叙事元素的审美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凸显。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河流是族群的生命线，家乡和外面的世界在这里交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洗衣、沐浴、煮饭-----在这里展开，人们相聚、别离，各种变化也会在这里发生。本书各个故事中所描绘的河流大多是无名的，河边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然而在日常琐事里，你会发现故事的意蕴正在不动声色地聚集起来，以至于动人心弦。这就是我说的，中篇小说特有的审美。
王：的确，惊心动魄的大事固然精彩，但生活的日常也可以有深入人心的力量。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书名的“河流”看做是当代中国普通人的经验的河流（river of experience），看似波澜不惊，实质静水深流。顺流而下，读者看到了不同的、多元的沿河景观和风土人情，也感受到了这条“经验之河”的丰富和深邃。我们以本书开篇蒋韵的《心爱的树》为例，看看这篇作品讲述了怎样的故事。您在翻译之前，知道这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吗？
罗：我知道，也不意外。但我并没有了解过具体的官方评价。
王：当时的颁奖词是这样的：“十六岁的你，收藏在我心里，走过四十多年风雨……这就是儒雅君子大先生之爱，痴情的爱。爱情、亲情，凝结成这一篇诗的小说”（佚名，2007：6）。您认同这个评价吗？
罗：这个评价有道理，但我不完全认同。《心爱的树》是一个非常温情的故事。大先生原先的妻子梅巧生育了四个子女之后，和他的学生私奔。长女凌香一直在寻找梅巧，并且和母亲相见。后来的灾荒岁月里，已至暮年的丈夫大先生通过凌香暗中接济梅巧，最后这个女儿也促成了大先生和梅巧和重逢与和解。情节看似不复杂，但并非循单一的线索发展。大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美德：谦和、仁慈、英勇。但是在我看来，《心爱的树》并不只是“儒雅君子大先生”的故事，也是梅巧的故事、凌香的故事，是一种复调的叙事，实验性的、生成性的叙事，因为从每个人角度看出去，发生的事情都有不一样的解释。
《心爱的树》作者 蒋韵
王：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工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很高兴听到您作为译者，对原作有这样深入的解读，从中看到了不同的故事。《心爱的树》的确并不是单一叙事，而是构建出多元、丰富而由共生的鲜活形象，并且以极其优美的语言讲述了他们的故事。颁奖词说这是一篇“诗的小说”， 您在翻译的时候，注意到原作的语言的诗化特点吗？
罗：我翻译的时候，并没有把它看作是诗。现在想来，我认为如果它是诗，诗意也并不体现在韵律、节奏等诗体形式上，而是体现在其意象化的努力。小说意象和诗歌意象有共通之处，通过象征的方式来表意，超越常规的写实原则，可以从单调的生活模拟并走向多维的诗意空间。
王：文学翻译中，诗意是翻译的一大难点。原文的第四章“花儿酒，柿子树和其他”显然是诗意盎然的。从民俗、传说、到神话，再到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人世的琐事被点染上了传奇的色彩，原始的底色为这个发生在现代的故事营造了非常动人的诗意。在处理这些段落的时候，您的翻译策略是什么呢？
罗：翻译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固定的规则。诗意的翻译不是字面意义的翻译，译者要看到作者的意象，听到作者的声音，找到译入语表达的声音，把那个声音表演出来。我自己就是一个表演者。有些地方，我成功地找到了那种声音，译文就从我的笔下流畅地涌出来。例如原文第四章有一段，描写一夜间漫山遍野的柿子树的果实都落了下来，让整个山岭成了一片血海。这段描写特别震撼，我对自己的译文也比较满意。
王：“In one night, the fallen red persimmons turned Emei Ridge into a sea of blood. Immediately thereafter, a vast blue fog swallowed the whole of Emei Ridge in one gulp. In an instant, the bright sky became dark, and the darkness was blacker than hell, so that if a person held out his arm, he could not see his own fingers…This great fog lingered for three days and three nights, and on the forth day the sky cleared and the sun came out. The sun shone down a plain of tragedy: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every single fallen persimmon had rotted to bursting-----they had all committed suicide under the cover of fog. The whole of Emei Ridge, hundreds of square of miles, was littered with the sleeping souls of those fallen heroes.”（Laughlin, tr., 2016: 20）. 这段译文的确非常动人。
罗：这应该归功于原作。原作呈现的画面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隐喻的表达也极富感染力。同时，意象的生成、切换与推进又非常自然，几乎没有任何突兀。因此，跟随原作者的表述是译者最好的选择。
王：您译文尽可能忠实于原作的修辞和意象，而个别字词未必完全对应。例如最后一句原文是“峨嵋岭上，方圆几百里横尸遍野，密匝匝睡了一地的英灵”。译文就没有直接翻译“横尸遍野”、“密匝匝”，但是却通过用litter这个动词，勾画了漫山遍野撒满英魂的意象。
罗：是的，我的翻译尽可能接近原文，但也要考虑英语表述的流畅，毕竟翻译的忠实不意味着抠字眼。
王：说到这一点， 我倒忍不住要提一个“抠字眼”的问题。文中主人翁“大先生”，您为什么会翻译为Sir？
罗：这是个非常需要斟酌的字眼，因为这是主人翁的称呼。它的翻译困扰了我很久，我以前没有在其他作品中读过这样的称呼，英文没有现成的对应词，如果直译为great teacher显然不合适。一开始我考虑翻译为Mr. Elderly，但后来写信给作者询问“大先生”有什么特殊含义，蒋韵非常耐心地回信，解释了这里的“大”不是年长的意思，而是一种尊称，一种谦谦君子的意味。最后我决定翻译为Sir，是因为一个偶然的联想。六十年代末有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To Sir, with Love，主人翁是一名中学教师，应聘到伦敦的公学任教，学生都是喜欢惹事生非的顽劣青年，他用自己的魅力感化学生，赢得了应有的尊敬。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称呼他为Sir。看过这个电影的美国读者，应该会联想到Sir是一种尊称。我翻译看重的不是字面的意义，而是这些字词背后蕴含的联想，是否可能通过翻译在目标读者那里被唤起。
王：蒋韵的原文里有许多文化典故，对英语读者来说是非常难懂的。例如形容梅巧聪明，做数学题的时候“总能像刘备胯下的‘的卢’一样在最后关头越过檀溪”，您的翻译是“Like Liu Bei’s jinxed horse, at the moment of truth she would leap across the Tan river”。另外在文后还附上了注解，说明刘备“的卢”马的来历。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饿死不食周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表达，轩辕、黄帝、刘彻、康有为等人名，在翻译里面也都直译出来了。对于期待流畅阅读体验的英语读者而言，这样的译文挑战会不会太大？
罗：我的译文保留了蒋韵原文中所有的典故。我在文后加了11个注释，列出了部分在译文里难以厘清的、复杂的背景资料。一般情况下我不喜欢翻译加注，这本书里面我翻译的另外两篇小说-----徐则臣的《苍声》和李铁的《安全简报》-----都没有加任何注释。但是蒋韵作品里的典故，构成了原作文本特有的质地（textuality）。我不舍得丢掉历史和文本在对话中产生的多层意义，在关键的地方，希望读者能把每一个字都弄明白。这大概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吧？（笑）还记得读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霍克斯的译文保留了许多文化的细节，有几十页注释。王际真节译本的《红楼梦》保留了故事梗概，我总觉得那是不够的。当然，我这样的想法也许会过于书生气了，但是我毕竟是一个学院派的译者呀。
王：学院派这个概念，是和其他什么派相对而言的呢？学院派的翻译有什么特点？
罗：我说的“学院派”译者，指的是在大学工作，从事有关汉学研究的研究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曾是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主力军。喜爱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主观上非常愿意把这些作品翻译成英语，但在学术界，翻译并不是得到承认的研究成果。一个年轻学者很难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上去。葛浩文也是在得到终生教职之后，才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汉学研究者都会成为文学翻译，因为会做研究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写出好文字。我们毕竟不是作家，没有受过专门的文学训练。所以，有些学者翻译出来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文水平也是让人遗憾的。九十年代以来，更多接受过文学和创意写作训练的译者加入翻译的队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中国文学翻译工作光靠学院派的教授来做，肯定是不够的，必须有这些“创意派”译者的加盟，才能一起推动这个事情。
王：您编辑的这本中篇小说集，既有来自“学院派”，也有来自“创意派”译者的翻译，对吗？
罗：我并不是要把“学院派”和“创意派”做一个截然不同的区分。这本书里，除了我自己翻译的三篇小说之外，Lucas Klein翻译了韩少功的《天上山歌来》，Eleanor Goodman翻译了迟子建的《福翩翩》和方方的《有爱无爱都是铭心刻骨》、Andrea Lingenfelter翻译了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另外这三位译者的翻译经验比我丰富，他们都有写作方面的专业训练，也曾得到过不少翻译奖。这些文笔有才华、中文水平也高的年轻译者，会给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王：有您和石江山这样的“学院派”译者孜孜不断地努力，又有才华横溢的年轻译者的加盟，才有这样的连珠合璧的译作文集的出版。感谢您接受我们今天的访谈，分享中国当代中篇小说英译选集“By the River”翻译及编撰始末。您对于中篇小说特点以及选材过程的解释，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本小说选集代表所讲述的、多元化的中国故事；而您对于翻译方法、尤其是诗意翻译的理解，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的文学性、艺术性正在得到西方学界和读者的兴趣和重视。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外译工作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为中国文学翻译所做的努力！谢谢！
参考文献
[1]佚名. 获奖作品评语[J]. 黄河文学, 2007(11). 6-9.
[2] Laughlin, Charles A., Liu, Hongtao & Stalling, Jonathan ed. By The River: 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las [C].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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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伟荣
编辑：张功福
校对：郭紫云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79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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