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连我的情（四）

走过沧桑岁月，留下真情念想。

几度风雨，时光轻轻地吞噬了当年的一腔澎湃，然而，痴心犹在，那些曾指点江山的雄心还在闪烁。

可以豪迈地说，我们这样活过。

598团3连参加进攻拔点突击队的部分队员在临战训练场合影。

廖司令来到了“大功连”

1985年3月，我结束了在陆军第1军半年多的实战见习生活，从老山前线返回到山东济南。去时陆校本部的48个人，安然无恙回来的不到40人。其中，1人牺牲，近10人负伤。

这年７月，我已分配至200师598团1营3连任副连长。还未足4个月，征尘还挂在脸上，所在的部队又接到赴云南前线参战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有二进宫，奔赴老山前线。

9月，连队在文山州的马关县进行临战训练。

我所在的双大功三连接受了全团最危险的140阵地防御任务（即距敌最远40多米，最近仅有8米左右），后来又接受了全团唯一的出击拔点（攻击、夺取敌阵地）任务。

作为副连长的我，每天带着连队的官兵们，练射击、投弹，练单兵战术，练习挖猫儿洞，练野炊，练生存，进行爬山、越野，拉体力，进行三防训练等。

偶尔，也看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出。一些当年的新秀后来的腕儿像彭丽媛、阎维文、刘兰芳、克里木、傅庚晨、李幼容、刘培德等，都和我们合影留念过。

中旬的一天，中午11点多，我带着部队训练回来，回到自己的帐篷洗刷完毕后，正出来往连长、指导员（两人都是江苏省武进县的人，同年的兵）的帐篷去坐坐。

突然，旁边一条羊肠小道上，开来了一辆绿色的军用三菱吉普车。车速飞快，驶到一个帐篷旁，“嚓”得刹住了车！

车门“怦”得打开，只见从车上走下来了三个军人。有一个中年人，两个年轻人。那时还没有实行军衔制，只分清干部和战士，看不出职务高低。因为干部的上衣是四个兜，战士的上衣只有两个兜。

我迎了上去。

中年人面色黝黑，肃然间透着一丝威严，戴着一副墨色眼镜。后面年轻的是两个小白脸，背着两枝冲锋枪跟在他的皮股后。

中年人一见我，开口介绍道：“我是成都军区副司令，老山、者阴山战区前指司令廖锡龙。”（后来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越边境老山地域指挥作战的廖锡龙将军）

我的妈！好大的官！我“啪”的一个敬礼：“报告司令员，陆军14军（乙）独立团三连副连长某某某！”

他伸出手来和我握手。

我伸手一握，一种惊诧的感觉涌上心头。他整整少了一个大拇指，握住他的手，不那么自然，好像少点什么。

于是，我引导着廖司令去了胡连长、彭指导员。

在连长、指导员的帐篷内，廖司令员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作战准备数据。

连队的火器：重机枪、轻机枪、火箭筒、60炮配备情况。

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狙击步枪的数量和战士们的战术技能、兵器的操练程度。

60炮弹、手榴弹、子弹的配备基数。

使用微光夜视仪、夜间训练情况，战士们的口令使用和值勤警戒素养等。

战士们对山岳丛林地作战，近一个多月的训练成效等。

后勤保障和体能适应情况，特别是北方兵在亚热带地区的饮食、气候、温差适应能力等。

战士们的思想状况，思战、挑战，怕战、厌战倾向等。

问的是五花八门，无不涉及。陪同他来的参谋、干事不停地用笔记着。

连长、指导员他们两个，是争着说、抢着讲，都想在廖司令面前表达、展现一下自我。真可谓是有问必答，句句玑铢。

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

吃饭的时间也错过了。廖司令兴致还非常的高。

最后，胡连长、彭指导员斗胆问一下：“司令，一起吃饭吧？”

“不，下次吧！我还要回去开军事会议！”说吧，他起身，带着两个参谋、干事钻进军用吉普车。

鸣了一声喇叭，绿色的三菱吉普车一溜烟似的驶远了。

望着那吉普车快速行驶卷起的滚滚尘土，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不详的感觉。

这里距前沿阵地不到10多里路，越军的特工队等特务组织经常深入我内地几十公里处探听情报，破坏军用设施，我军的一个雷达站就是给一帮特工给搞掉的，负责警卫的人员全部伤亡。

在这瞬息万变、危机四伏的战区，这廖司令怎可能只带两个警卫，事先不通知，突然轻车简从，一头扎到最基层的连队里了解情况呢？

而连长、指导员把我连的所有内容，原原本本向他透了底，万一他是越军特工，怎么办？

我越想越后怕。

我把我的担心和分析向他们俩一说，他俩顿时感到有些不对劲。

但是，又不能盲目的向有关机关了解。我们只有在被动地等待上级可能的通知。

难忍的半天！煎熬的半天！

黄昏时节，一阵电话铃响起。

我拿起电话。是营部通信员打来的，说战区前指的廖司令可能经过我们的防区，要我们注意汇报，加强警戒！

我问：“廖司令有什么特征？”

“廖司令的手有残疾！”

一听这话，胡连长、彭指导员蹦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