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连我的情（五）
走过沧桑岁月，留下真情念想。
几度风雨，时光轻轻地吞噬了当年的一腔澎湃，然而，痴心犹在，那些曾指点江山的雄心还在闪烁。
可以豪迈地说，我们这样活过。
三连与绝密的“c3工程”
1986年2月，在老山662.6方向最前沿的140阵地、防御了近半年、战功赫赫的“双大功”步兵598团1营“双大功”3连撤下了阵地。
旋即，连队接受了全团唯一的出击进攻任务。不过，任务一接手，就在连队引起轩然大波。
原来，3连防御的是全团最危险的阵地，距敌最近 8米左右，最远的几十米，数月下来，虽然战果辉煌，但伤亡也是很大。其他的连队是梯次配置，有的连队处在相对安全的老山主峰上，连越南士兵模样都没有见过。
3连受命全团最前沿的防御任务时，团首长曾私下表过态，考虑到分队间的平衡和从锻炼部队的角度，再有“急、难、险、重”的任务，需要其它的连队担负，“大功”3连只承担防御阶段最重的任务。
不料，下阵地，刚刚脱离险境，从枪林弹雨中拣回一条命来，还未喘口气，最危险的任务又落在3连的身上，全连重新面临更大的考验，死神将再次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
连队一些官兵非常得想不开。全团2千多号人，近30个连队，怎么只要是危险、伤亡大的任务，都让3连来干？难道3连是后娘养的？
这一情绪，迅速在连队蔓延起来，不仅是一些战士有想法，就是连队的干部也犯嘀咕。
部分稍有不满的战士，因在第一线战斗时，落下各种疾病，比如烂裆、烂腋窝、全面溃疡等皮肤病，有的耳朵被震聋，有的落下严重的关节炎、胃病，便激烦之下，去附近的部队医院养病了。一时间，部队减员较多，加上原来负重伤住院未归队的，整个连队缺编多人。
连队的部分官兵表现出强烈的厌战倾向，对此，我非常不解，已经在炮火硝烟中走了一遭，早就视死如归了，还能怕什么呢？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功连队怎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音符呢？
后来，我看到美国作家斯蒂芬·E．安布罗斯创作的《兄弟连》一书，反映二战时期一个连队从组建，到欧洲参战的经历。当时，美国的每个团队都配备一名神职人员，一是灌输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博爱思想，二是负有心理医生的职责。他们认为，普通士兵对于战争、战斗的认识和参与也存在一定的规律。投入战场前和加入战斗的第一个月，是恐惧期，第二、三个月是亢奋期，盼望着撕杀，拼个你死我活。5个月、半年后，是疲劳和消退期，最容易产生厌战、惧战的情绪，一些精神障碍者，还会发生自杀现象。所以，美国随军的牧师，就是解决一些军人的心理疾病。
其实，团首长对选择“大功”3连作为进攻拔点的突击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一，3连是598团的老底子，一直是师、军、军区的军事比武尖子连和样板连，过去，所有军区、甚至全军的训练改革任务，都是由3连承担，而我团的其他连队，大都是参战前从其他的团、师、军临时补充来的，团首长了解少，用起来不放心。
第二，3连坚守在全团最前沿。由我带着一个加强排防御在140高地。该高地由左1阵地、140阵地和左2阵地组成。其中，左2阵地最前出，与越军相距8米远。与左2阵地接壤，即前出8米外的一个小山包，阵地编号307，当时被越军占领，就是598团要收复的阵地。
试想，要攻占307阵地，从全团连队来说，谁最合适？当然是3连。我们已在上面守卫了3、4个月，既熟悉阵地周围的地形和敌情，更熟悉307阵地周边的一草一木，更了解敌军的兵力设置和火力配置情况。
所以，从以上两点讲，“双大功”3连肩负进攻任务，责无旁贷！
但是，具体到每个士兵，大家不知道团首长的构想和意图，从本位主义和减少伤亡的角度出发，加上全国处在和平时期的大气候，谁都想快点结束轮战，最好是能四肢健全、平安完整地回来，因此，一些官兵不能从大局理解，我觉得很正常。
在这种连队有抵触情况下，我们连接受的进攻任务。处于保密，进攻拔点任务对外称是“C3工程”。
第一方案，我担任第一突出队的指挥员，25人组成，分4个战斗小组。
为了保证出击作战的圆满进行，为了理顺3连官兵的情绪，集团军派出以政治部副主任薛巨福（60年代毕业于山东大学，建国后最早的部队学生官。参战时曾任67军199师政治部主任，后任陆军67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参战结束后，调任淄博市委常委、淄博军分区政委）为组长的工作组到我们连蹲点，逐个谈话，解决思想矛盾和认识问题。
薛副主任谈话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
当时，年轻义气的我，一番斩钉截铁的表态，给首长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参战归来后，三连曾在山东泰安住过的老营房。
2016年5月3日，200旅3连举行纪念第三个大功30周年纪念活动，我和老营长赵树铁、三连战士任传增、陈景洪、同事孟宪东与营长宗磊合影。
当年全国人民给前线将士邮寄了大量的慰问品，这是黑龙江鸡西张新矿第二中学捐赠的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