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笔记】关于褙子的一些文献与想法

导语

其实关于褙子的讨论，历来文人与前辈们已经写过很多，此文不算有所创发，只是个文献梳理的笔记。

在我釐清概念时候，受到最多的启发就是豆瓣上莫函前辈的两篇文：

对“褙子”的一点看法  

https://www.douban.com/note/297631644/ 

一头雾水的“背子”  

https://www.douban.com/note/515012270/ 

还有觞深之渊前辈整理的文献 

古人关于背子（褙子）的文献和脑洞  

https://tieba.baidu.com/p/3625082387?red_tag=1169517181

真的非常感谢前人的种树！！

前言

日前在群裡讨论的时候，有妹子质疑〈现代汉服常被混用的几个名词〉（1版）一文中，裡头用过膝与不过来区分褙子与衫子，认为每个人身高不同，身体比例不同，过膝与不过膝这个概念太过模糊，也不知依据为何。另有一派主张，褙子所指乃是全缘边的衣物，而非以衣物长度来分。

那篇文章我只是帮忙配图，也没有细究理论的依据，后来仔细爬梳了前人的讨论以及报告资料，而有不少启发，也和无劫缘多番讨论，最终将褙子的定义修正为： 「应长至足踝」，至于未过膝的衣物则是为衫子、袄子，过膝的是长衫、长袄。

文献回顾

对于褙子与衫子的差异，感觉就是我绕了一大圈，其实书上早就写得明明白白，只是看过忘了。黄能福《中国服饰史》[1]书中其实就有非常明确的定义：

○

褙子又名绰子，宋代男子从皇帝、官吏、士大夫、商贾、仪卫等都穿。妇女从后、妃、公主到一般妇女都穿。但男子一般把褙子当作便服或衬在礼服裡面的衣服来穿。而妇女则可以当作常服(公服)及次于大礼服的常礼服来穿。

○

褙子虽则是隋唐时期就已流行的服装，但隋唐时期的褙子袖子是半节的，衣身不长。宋代的褙子为长袖，长衣身，腋下开胯，其衣服前后襟不缝合，而在腋下和背后缀有带子的样式。

○

这腋下的双带本来可以把前后两片衣襟繫住，可是宋代的褙子并不用它繫结，而是垂挂著作装饰用，意义是模仿古代中单(内衣)交带的形式，表示「好古存旧」。穿褙子时，却在腰间用勒帛束住。宋代褙子的领型有直领对襟式、斜领交襟式、盘领交襟式三种，以直领式最多。斜领与盘领二式只是男子在公服裡面所穿，妇女都穿直领对襟式。……宋代女子所穿褙子，初期短小，后来加长，发展为袖大于衫、长与裙齐的标准格式。

从黄能福先生的文章可以得出几个重点：

1、 褙子的等级：男装褙子为便服，女装褙子为常礼服

2、 褙子的标准样貌：袖大于衫、长与裙齐，腋下垂带而不用

3、 褙子的领襟形式，这点存疑。

以下依序论说。

男装褙子为便服

    男服褙子由来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大父时，及家居防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繫勒帛，犹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髮，号『额子』。处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遗製。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须用上襟，掖下与背皆垂带。大观间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头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

       叶梦得生于北宋神宗熙宁10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18年（1077年～1148年），其云祖父时背子尚未流行。其认为男服背子从武士服半臂而来，本来是不合礼制的，但是后来大家渐服背子，大观间犹「冠帽用背子」，现在连这个戴冠的习俗都没有了。而此时背子应该已不是半臂的长度，而是长袖。

       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有类似记载，应自《石林防语》出，但其云：「背子，本半臂，武士服。古礼士人只系勒帛，盖有垂绅之意，后有勒帛不便于摺笏，故稍易背子。然须用上襟掖下与背皆垂带，大观间未之有改，近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已不同，士人而衣武士服，恬不为异流，俗使然乎？」其语意似指，大观间士人所服之背子仍如半臂这种短袖的衣物。

    男服褙子为皇帝日常穿著与守丧常服

宋代皇帝的日常与丧服，都穿背子。北宋．曾布《曾公遗录》：「上顶白角冠，披背子，拥衾而坐。」记载的是哲宗驾崩前的状况，后来哲宗驾崩，记载徽宗即位：「少选，卷帘，上顶帽被黄背子，即御坐……」后来朝臣讨论三年之丧时的制度，认为不能繫红带，应该繫黑带，于是：「次日见上，止服黄背子。不繫带。」

        穿背子服三年之丧，在南宋也有记载，《宋史》：「孝宗居忧，再定三年之制。……三年之内，禁中常服布巾、布衫、布背子。」是为守三年之丧时的禁中常服。

        至于皇帝日常穿著，《宋史‧服舆志》记载宁宗嘉定四年的讲筵之制：「后殿早讲，皇帝服帽、红袍、玉束带，讲读官公服繫鞋；晚讲，皇帝服头巾、背子，讲官易便服。」可知褙子至南宋时的流行，皇帝也当便服穿著。

       这在《朱子语类》中也可以看到相关记载：「见说国初之时，至尊常时禁中，常只裹帽著背子，不知是如何。又见前辈说，前辈子弟，平时家居，皆裹帽著背，不裹帽便为非礼。出门皆须且冠带。今皆失了。从来人主常朝，君臣皆公服。孝宗简便，平时著背；常朝引见臣下，只是叙衫。今遂以为常。如讲筵早朝是公服，晚朝亦是叙衫。」本来常朝皆须穿公服，后来孝宗开的例子，平时著背子。

    男服褙子为书院学子日常穿著

朱熹门人程端蒙（1143~1191年）在《朱子论定程董学则》中制定书院规矩，并给予相对的服饰建议：「朝揖、会讲以深衣或凉衫，馀以道服、褙子。」朝揖、会讲时需端正衣冠，所以穿深衣、凉衫，褙子、道服显然相对简便一些。可见褙子是读书人平时所服，非正式的服装。

       凉衫其实也不是很正式，《宋史‧服舆志》记载：「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侍郎王曮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两宫，所宜革之。且紫衫之设以从戎，故为之禁，而人情趋简便，靡而至此。文武并用，本不偏废，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体。』于是禁服白衫，除乘马道涂许服外，馀不得服。若便服，许用紫衫。自后，凉衫祗用为凶服矣。」

       一样是《宋史‧服舆志》提到：「渡江以来，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紫衫为戎服，称为「紫窄衫」，绍兴26年废止，于是士大夫改服凉衫，凉衫形制如紫衫，只是颜色是白的，又称白衫。乾道初，凉衫被批评有似凶服，但是大家贪图方便，禁止不了，建议便服仍存紫衫。凉衫除了在路上骑马可以穿之外，其他时候不淮穿，后来，凉衫就只做凶服使用。

       由这时间点推知，程端蒙提倡此建议的时间段，大概在绍兴26年到乾道初年，紫衫废止、凉衫取而代之，二者均为便服。而褙子在便服中，正式性比凉衫还要低。

    男服褙子不宜穿到正式聚会

元‧蒋子正《山房随笔》：「南康建昌县…...有邓文龙，年八岁，颖出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南康，欲祝为子。……巨山一日招诸名士，如冯紫山深居兄弟者，而邓父子与焉。席上太守及诸公祇服褙子，文龙以绿袍居座末。坐定，供茶，文龙故以托子堕地，诸公戏以失礼。文龙曰：『先生衩衣，学生落托。』众为一笑。」

       方岳（1199～1262年），字巨山，生于南宋宁宗庆元5年，卒于理宗景定3年，绍定五年进士，淳右中，以工部郎官充任赵葵淮南幕中参议官，后调知南康军，《山房随笔》所载之事，应在淳右中。「席上太守及诸公祇服褙子，文龙以绿袍居座末。」邓文龙故意将托子弄到地上，席上诸公笑他失礼，他回应：「先生衩衣，学生落托。」聚会应当穿著正式服装，邓文龙著袍服，正式性高于褙子，学生落托既然被说失礼，那麽先生聚会时，穿著褙子这类两侧开衩的便服，也谈不上守礼。

男服褙子直接影響到明代披風

可见一直以来，男装褙子都是属于便服，乃至百姓也可穿著。如裹香人的打扮就是「顶帽披背」。《东京梦华录．民俗》：「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著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依循男装褙子是便服的思维看来，这才能理解为什麽，《三才会图》会说：「褙子，即今之披风。」因为披风也是便服，二者别只是在于披风以半领为主，用繫带或玉花扣固定。《朱氏舜水谈绮》：「（披风）造衣帛及色与道服同，但披风对衿而无镶边……膺有纽扣，用玉作花样，或用小带亦可。」

       褙子一词在明代笔记小说中，仍用来描述男装。《警世通言》以当代为背景故事中，描述一个苗大官人的打扮是：「背繫带砖项头巾，著斗花青罗褙子，腰繫袜头裆裤，脚穿时样丝鞋。」此处指的「斗花青罗褙子」，可能就是披风了。

       而明代女装，后来也发展出披风，同样是便服。这发展脉络，应当就是继承了男服褙子到披风，都是便服的概念而来。

女装褙子常礼服

褙子做为女子之常礼服（我知道这个名词不精确，但是找不到可以统称的名词，沿用服饰史的使用方式），可以穿著以祭祀、及笄，仅次于大衣（大袖衫）一等，地位和男服背子截然不同。

      《格致镜原》引《中华古今注》即有「背子」的文献，载：「背子，隋大业末，炀帝宫人、百官母妻等，绯罗蹙金飞凤背子，以为朝服，及礼见宾客、舅姑之长服也。」

       女装背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就是做为朝服，礼见宾客的长服（常服）。这个礼服、常服的等级，在历史上其实没有很大的变动。最明确描述背子在女子服饰等级的是《宋史》：

○

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颁行之。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则具盛服。有官者帕头、带、靴、笏，进士则帕头、襴衫、带，处士则帕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又不能具，则或深衣，或凉衫。有官者亦通用帽子以下，但不为盛服。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紒、背子。

      朱熹所定祭祀、冠婚之服，明确规定妇人著大衣、长裙，而未出嫁的女子著冠子、背子，众妾假紒、背子。这个本是《朱子家礼》，出处为描述「正至朔望则参」，在家祭祀时的穿著。

    女服褙子用于祭祀

《朱子家礼》也明确主张各类祭祀时的穿搭，如：

○

四时祭：省牲，涤器，具馔：【主人帅众丈夫深衣省牲位杀。主妇帅众妇女背子涤濯祭器，洁釜鼎，具祭馔。】厥明夙兴，设蔬果酒馔：【主人以下深衣……主妇背子。】

○

冬至，祭始祖：前期一日设位：【主人、众丈夫深衣……】陈器：【……主妇、众妇女背子，帅执事者涤濯祭器。】

大抵可知，朱熹主张，在祭祀时女装褙子的正式性，与男装深衣相当。这个规定非但百姓遵守，连皇后也不例外，《武林旧事》卷八「皇后归谒家庙──用咸淳全后例」，就是「奏请皇后服团冠背儿」来进行谒庙。

   女服褙子用于笄礼

褙子也是宋代女子笄礼的必备服饰，不管是公主的三加，还是在《朱子家礼》中的一加，都会穿到褙子，所加者都是「背子冠筓」。《朱子家礼》：「女子许嫁笄【年十五，虽未许嫁，亦笄】……厥明陈服【如冠礼，但用背子冠筓】。」所加的就是褙子。

       《宋史》：「公主笄礼。年十五，虽未议下嫁，亦笄......其裙背、大袖长裙、褕翟之衣，各设于椸，陈下庭；冠笄、冠朵、九翬四凤冠，各置于盘，蒙以帕。」这冠礼设计，史载：「皇太子冠仪，嚐行于大中祥符之八年，徽宗亲製《冠礼沿革》十一卷，命仪礼局仿以编次。」这套制度，在大观二年（1108年）十一月颁行，褙子用在公主的笄礼一加。

    女服褙子用于丧礼

至于丧礼，妇女仍服背子，只是正妻穿大袖，众妾穿背子，这也是《朱子家礼》中的主张。

○

初终：疾病，迁居正寝。复【……男女哭擗无数。上服谓有官则公服，无官则襴衫、皂衫、深衣。妇人大袖、背子，呼某人者，从生时之号。】

○

其服之制：一曰斩衰三年【……妇人则用极粗生布为大袖长裙、盖头……众妾则以背子代大袖，凡妇人皆不杖。】

       不管背子的形貌如何改变，一直是可以作为女子仅次于大袖衫的一种礼仪性质服饰，举凡晨昏定省、笄礼、祭祀、丧礼，皆能穿著。

     女服褙子用于晨昏定省与正式宴会

 同时，《朱子家礼》也规定子女晨昏定省时：「具冠带──丈夫，帽子、衫带。妇人，冠子、背子」，是较正式的装束。

       同样记载晨昏定省，须穿背子的还有《宋会要辑稿．后妃》的纪录：「钦圣宪肃皇后……哲宗晨昏定省，乃必衣背子见之。一日，偶供不逮，止服常服，乃逊谢不已。或曰：『母见子何过恭？』后曰：『子虽幼，君也；母虽尊，以幔礼见君，可乎？』」

       钦圣宪肃皇后为向太后（宋神宗皇后），在哲宗晨昏定省的时候，向太后一定要「衣背子见之」，如果只有穿「常服」，那麽她就会自责而请罪不已。有人认为母亲见自己的儿子，何必这麽恭谦，向太后却认为，即便哲宗年幼，依然是国君，不宜用轻慢的礼仪见国君。可见「背子」在当时的正式性，是高于常服的 。

       同样是向太后的记载，李廌（1059年～1109年，仁宗嘉右4年-徽宗大观3年）《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记述「今年上元，吕丞相夫人禁中侍中侍宴」的情况，这显然是相当隆重的宴会，「独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觞进于二圣。馀执政命妇，则并立副阶上，北嚮罗拜。」

       此时，「皇后、皇太后皆白角团冠，前后惟白玉龙簪而已。衣黄背子衣，无华彩。太妃及中宫皆镂金云月冠，前后亦白玉龙簪，而饰以北珠，衣红背子，皆以珠为饰。」这是上元节在皇宫内赐宴外命妇的景象，穿的还是褙子。

    女服褙子等级的转变

褙子的等级后来貌似有所转变，因为在马端临《文献通考》，褙子变中宫常服：

○

孝宗乾道中，中宫常服，有司进深红大袖、红罗生色为领，红罗长裙、红霞帔、药玉为坠；背子用红罗，衫子用红黄纱，裆袴以白。衫裙以明黄，短衫以粉红纱为之。[2]

    这段话很有意思，传达了几个讯息：深红大袖衫，是以红罗生色花的纹样为领缘。背子也是用红罗，衫子用红黄纱，短衫用粉红色。可知上衣有四种情况：大袖、背子、衫子、短衫──换而言之，此处的衫子，所指有机会是长衫。

       明承宋制，褙子也是作为礼服的面貌出现，但是在这裡的褙子，应当是作为大衫、霞帔的配套组合，衬于鞠衣之下，恰符合褙子从中单之制而来的概念。《明史．舆服志》言：「四䙆袄子，即褙子。」

       而褙子作为礼服，在明代有详细的纹样绣花规定，当然霞帔、大袖衫、首饰各种都有详细规定，单就褙子上的纹样，整理如下：

一品、二品，霞帔、褙子，俱用深青色，褙子上施金綉云霞翟文

三品、四品，褙子上施金綉云霞孔雀文

五品，褙子上施云霞鸳鸯文

六品、七品，褙子上施云霞练鹊文

八品、九品，褙子上綉摘枝团花

      《明史．舆服志》又记载：「内外官亲属冠服……品官祖母及母、与子孙同居亲弟侄妇女礼服，合以本官所居官职品级，通用漆纱珠翠庆云冠，本品衫，霞帔、褙子，缘襈袄裙……品官次妻，许用本品珠翠庆云冠、褙子为礼服。销金阔领、长袄长裙为常服。」官员正妻可用大衫霞帔，次妻礼服则单用褙子，无大衫霞帔。褙子不仅可与大衫搭配，也有单独作为礼服使用的。这个制度的设计，跟这与朱熹主张的：「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众妾则假紒、背子。」的概念是一致的。

       然而《大明会典》则记载：「（洪武）五年、令凡民间妇人礼服、惟用紫染色絁。……凡女子在室者、服饰之制、皆作三小髻。金钗，珠头(上髟下巾)。窄袖褙子。」这段文献，有人主张是，将窄袖褙子制定为在室女子的礼服，也有认为是对在室女子日常服饰的规定，在此不深究。

       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女装褙子的隆重度，一直是不低的。

但现在往往会有一个错误印象，认为褙子只是日常穿著，这原因有三：

 1 

忽略情境的文献判读

《朱子语类》裡面有一段话，大家经常引述：「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后来习俗相承，遂为男女辨贵贱之服。」褙子的缘起当然有可能是朱子所说，但是这段话需要放到整段文章裡面看，才会知道朱熹主要想表达的思想。

○

因言服制之变：「前辈无著背子者，虽妇人亦无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纱帽、皂衫、革带，无此则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问：「妇人不著背子，则何服？」曰：「大衣。」问：「大衣，非命妇亦可服否？」曰：「可。」僩因举胡德辉杂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后来习俗相承，遂为男女辨贵贱之服。」曰：「然。然尝见前辈杂说中载，上御便殿，著纱帽、背子，则国初已有背子矣。皆不可晓。」又曰：「后世礼服固未能猝复先王之旧，且得华夷稍有辨别，犹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此段先言背子缘起未久，朱熹认为，妇人应该穿大衣，也就是大袖衫，然后讲了那段背子本婢妾之服。又有人问，可是国初已有背子，而且还是皇帝于便殿的穿著。于是朱熹大发慨歎「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自五胡乱华以降，魏晋南北朝隋唐，穿的都是胡服，上领衫靴鞋，全都是朱熹批评的对象。

       朱熹认为没问题的服饰，就是所谓的圣贤法服：「朝玄端，夕深衣」、「衣裳、佩玉」。然而现实是，朱熹批评的胡服们，才是当时服饰的主流。

       所以这个「背子本婢妾之服」，放在这个语境来讲，就可以知道缘起不是重点，是朱熹看不惯大家都穿背子，而有此言。至于到底哪朝哪代的背子是婢妾之服，其实并不可考，也非宋朝的状况，更非女装褙子的等级。

       论者还很喜欢引《东京梦华录》这条来认为，褙子之流行，下至三姑六婆也都日常穿著。其云：

○

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著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繫裙，手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

但是别忘记，这条是记载〈娶妇〉，作为婚礼中重要的一员──媒人，本来就该仔细打扮，注意场合穿衣，此时穿到褙子这等礼服，作为参加婚礼的一员，是毫无疑问的。

       明人熊龙峰有笔记小说〈苏长公章台柳传〉，写到苏东坡遇上章台柳这位妓女，席上戏言：「我今日出个题目与你做一篇，若做得好，纳了花冠褙子，便与你从良嫁人去，敢是我就娶了你。」不知是明朝人借用宋代背景而已，还是根据宋代笔记小说改编，无论如何，从这故事中，可以显见褙子的礼服性质。[3]

2

褙子到后来确实有被滥用的情况

 最常被引的文献是《淳熙三山志》就提到当时福建服饰制度的破坏，但是其破坏程度，未必如我们想像得大。

○

闽俗诸节，最重元日，冬至次之。……自搢绅而下，士人、富民、婿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带或褐笼衫，富民、婿吏皂衫，农、贩下户白布褴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自三十年以前，风俗如此，不敢少变。……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夫、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

本来霞帔、褙子是命妇、大姓妇人才能使用的，而至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百姓都用上了，而此时是「元日」，也就春节这一天而已。就被记录下来，大书特书，感慨「威等渐失」，普通妇女居然用到了背子、霞帔。

       真正明确看到舆服制度鬆散，是南宋理宗朝的事情，耐得翁《都城纪胜》载：

○

天府诸酒库，每遇寒食节前开沽煮酒，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各用妓弟，乘骑作三等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帬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裆袴者。

开沽煮酒、开沽新酒，不知是何大事，于是歌伎游街表演，不但穿了褙子，连大袖衫都上场了。

       但是要注意到，这是两个节庆：一个是寒食节，一个是中秋节，此时穿著大衣背子，其实是带有后世吉服性质的。[4]虽然开沽新酒的游街，但是这种滥用，明显有场合或节日，而非日常穿著。

3

关于乐妓的特殊限制关系

《元史》对于服装的规定相对简短，其中一条：「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车马，馀依旧例。」因为娼家服皂褙子，所以褙子乍看真的是妓女也可穿著。然而，参照其他记载，如方以智《通雅》（1611年－1671年）：「背子，褙即背也。元以来女服褙子，乐妓惟早褙子是也。今命妇用霞帔背子，元之命妇服金答子，即帔也。」明确写到，是妇女都服褙子，但是乐妓只能穿皂色的褙子。

       《大明会典》又记载：「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这是延续元代的制度。参照明代顾起元（1565年－1628年）《客座赘语》所言：「（明）太祖立富乐院于干道桥……或令作匠穿甲，妓妇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可见这个制度确实施行。

       然而，这种是一种针对娼妓做的规定，限制其所服褙子的颜色，不宜与其他妇女的服装规定一併讨论。

褙子的样貌

   （一）唐代

在唐代，背子应为无袖通裁不开衩的夹层衣物，日本学者源顺所编纂的《倭名类聚抄》（承平年间931年－938年），有「背子」条，其引汉语辞书《辨色立成》云：「背子，形如半臂，无腰襴之袷（夹）衣也。」又《杨氏汉语抄》云：「背子，妇人表衣，以锦为之。」是穿于衫、襦、袄之外的第三层衣物，正仓院有传世文物。[5]

   （二）南宋-元

       在南宋认为，背子是古中襌之制，衬在公服之下，衣长极长，「直垂至足」。背子「缝两带缀背子掖下，垂而不用」，这是一种慕古的做法，语出南宋程大昌《演繁录．卷三．背子中襌》：

○

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袷袄，特其裾加长，直垂至足焉耳。其实古之中禅也，禅之字或为单，皆音单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内必有中单，中单之制，正如今人背子而两腋有交带横束其上，今世之慕古者，两腋各垂双带，以凖襌之带，即本此也。

 《金坛南宋周瑀墓》报告云：合领衫7件，单衫5件，夹衫2件，合领对襟，襟怀一对繫带，两腋下各舒垂一带。合领衫衣物数据120-127公分之间，略短于交领衫（133-135）、圆领衫（131）。报告中即推断：合领衫的形制，应为南宋士人服的长背子。[6]

       据南宋谢维新《合璧事类》卷三十五《背子》条记载：「背子本半臂武士服。古礼士人只系勒帛，盖有垂绅之意，后有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需用上襟、腋下与背皆垂带。」

       因为《合璧事类》中有「腋下与背皆垂带」，所以黄能福书中云：「在腋下和背后缀有带子的样式」。陆游《老学庵笔记》言：「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带。长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散腰则谓之不敬。至蔡太师为相，始去勒帛。」著褙子时本有勒帛，后去之，散腰穿著，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对宋制褙子的普遍印象。

 因为周瑀墓的文物照片只得看到正面，所以腋下垂带是很明确的，而背后垂带，则不确定是否存在。而茶园山宋墓展出一件男服背子，明显可见腋下垂带，但仍不见背后垂带。

向来因为黄昇墓、周氏墓、花山墓等女墓出土之服饰，不见有腋下垂带者，而有认为腋下垂带乃是男服背子的特徵。又因而推论，女服背子为常礼服，应全缘边，而非仅领襟缘饰。但这见于湖南博物馆的女服背子，腋下垂带，共四付繫带，与男服背子相同，且仅领襟缘饰，并未全缘边，可知男服背子与女服背的的判断条件应该相同──长垂至足，慕古者腋下垂带。

但是就文物所见，黄昇墓、周氏墓出土，长度算得上长垂至足的的直领对襟长衣，却没有腋下繫带，这推测可能与「服妖」的风气有关──在古代文人口中，服妖常常与亡国挂勾，但是就现代的眼光看来，就是一种追求流行的具体表现而已。

       岳珂《桯史》卷五「宣和服妖」条说：京城中「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这种便服不施衿纽的现象，被认为是服妖，而且影响力极大，没多久「通国皆服之」。而南宋女服可能承此风气，衣物不施衿纽，乃至连背子也不用繫带了。

       虽然都是北宋末、南宋初的纪录，但是服妖现象，在黄昇墓的衣物中颇能体现。除了衣物不施繫带外，就连她的霞帔纹饰也是「服妖」。陆游《老学庵笔记》记：「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黄昇墓出土的霞帔，上面所绣的花卉，正是「一年景」。[7]

 也因为这种服妖现象，做为背子判断依据之一的腋下垂带，就失去了作用，目前仅能就衣长本身来讨论。周瑀身高152公分，直领对襟、腋下垂带的衣物，长度在120-127公分，确实达到了长垂至足的条件。

       而黄昇墓的衣物，其实也呈现出衫袄与背子二分的现象，《福州南宋黄昇墓》[8]报告，在归类时早已呈现这几类衣物的不同，衣物表格分为：袍类、夹衣（袄子）、单衣（衫子）。袍类下分广袖袍（大衣）5件，衣长在115-122之间，窄袖袍（背子）4件，衣长分别是112、120、123、131。而夹衣单衣的长度，多在60-70公分，最长不过80公分，与背子有明显的差距。

       另外，褙子和衫子除了型态上的差距，还有层次上的差异，褙子不单穿，必穿于衫袄之外，为第三层的衣物，所以黄昇墓出土褙子的胸宽平舖，在48-54之间，至于衫袄则多数在41-48之间。

       试想一下，女装褙子作为礼服，裡头不穿衫袄，单一个抹胸，可有礼服的庄重性而言？另外在工艺上，背子也与衫袄不同，从黄昇墓报告中就可以看到这二者的差距：

○

窄袖袍：4件，其中罗制的3件，绉纱的1件。前者领、袖、下襬缘边做花纹或素色。襟缘多印金填彩边，襟内之花边多为彩绘，素色的少。有的脇下亦缝上一道。后者领、襟、袖缘及脇下均缝上一条宽4.4釐米的彩绘花边。

○

单衣：其用料为绉纱3件、绢1件、罗21件。领、襟衬裡用纱，个别有用绢的领、袖、下襬缘边以素色为主，彩色花边的少见。

○

夹衣：21件。其中夹衣18件，夹纳衣1件，丝棉衣2件。衣裡多用纱织物缝制。领、袖、下襬缘边以素色为主，彩色花边的少见。

       周氏墓的衣物数据不全，难以釐清是否有这种背子与衫袄长度二分的现象。至于花山墓，虽然报告推论是南宋墓，但根据出土衣物现象，上衣版型与北宋南陵铁拐墓的上衣相近，又无裆裤与两片裙等南宋流行的下著出土，无劫缘已怀疑是北宋墓，时代可能在背子标准样貌形成之前。

       而若黄昇墓的窄袖袍真的等于褙子，那麽女服褙子衣物长度应该是有个范围，大概在脚踝附近，露个裙边，或是完全覆盖裙子，都算在列。因为黄昇有160公分，而褙子长度与周瑀墓的差不多。

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周季常、林庭圭所绘《五百罗汉图．罗汉会》，可见「一个著常服的官员正在祭神，因其著青色官袍，可知官阶仅八九品」[9]，而身后两位女性，衣服也是青色，应是该官员的女眷，比照其夫的品秩穿著，此场景为祭祀，两位女眷身上穿著的应当就是褙子，长度至足，而仅领襟缘饰。

宋人萧照《中兴瑞应图卷》所绘褙子与衫子衣长截然二分，长短关系一目了然。但也有人主张，褙子需全缘边，但就已知文献及出土文物证据，褙子均未提及对于缘边的要求。个人猜想，也许全缘边与仅领襟缘边的褙子，虽然都是女子礼服，但也许还有隆重程度之别。但应该与品秩关系不大，因为黄昇九品散官将仕郎之妻，尚未受封命妇便身故，其出土的衣物全缘边与领襟缘边的褙子均有。

 而周氏墓有全缘边的衣物，但是长度不过膝，亦未能符合褙子长垂至足的形象。

      黄能福先生在《中华服饰七千年》书中，将全缘边，衣长93公分的直领对襟衣物称为「对襟旋袄」，而将领襟缘边，衣长到105公分的直领对襟衣物，称为「褙子」，其分类大抵就是依照其主张：「宋代女子所穿褙子，初期短小，后来加长，发展为袖大于衫、长与裙齐的标淮格式。」而来。

       当然这8公分的衣长差距，尚感觉不足以展现出褙子与衫子的区别，周氏墓有出土120公分衣长的直领对襟衣物，现在于中国丝绸博物馆展出，那个应当才符合文献对于褙子的描述。

 而这个形象，应该是被固定下来的，不管是宋代、还是金，到元代还有留存，如前面提到的湖南博物馆所藏元代女装褙子，及元墓壁画均有留存。[10]

（三）明初

       明承宋制，重订舆服制度，明代的命妇冠服，在《中东宫冠服》就提到，四䙆袄子又称褙子，深青色，窄袖，直领对襟（衣襟无中缝），穿著时以左襟向右掩，形成大襟右衽的效果。乍看之下形貌略异，其结构与宋制背子无二，只有交穿、对穿之别而已。

 四䙆袄子的线索不多，《释文》曰：「䙆，衣裾分也。」或有以为乃衣裾分为四片，故曰「四䙆」。韩国士人有四揆衫的主张，其脑补确实是除了左右开衩之外，背后也有开衩。（国情不同，仅供参考）

无论身后开衩与否，从《中东宫冠服》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白，四䙆袄子仅领襟缘边。倒是缘襈袄子才是全缘边的状态，《明史》载：「缘襈袄子，黄色，红领褾襈裾，皆织金采色云龙文。」

于慎行《谷山笔麈》（嘉靖24年-万曆35年）言：「按唐初，士人服衿，马周上言，请加襴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胯者，为缺胯衫，庶人服之，想即所谓襈衫也。」所谓襈衫，庶人亦可服，由容相看来则领、袖、襟均缘边。

《明史》载洪武四年所定皇后常服，几乎完全继承南宋孝宗乾道中，所制定的中宫常服：「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永乐三年更定，大衫霞帔、四䙆袄子、鞠衣红色、缘襈裙为常服，内命妇冠服亦是。

       至于品官祖母及母等，则合以本官所居官职品级的服饰为礼服，包括ˋ：「本品衫，霞帔、褙子，缘襈袄裙。」而「品官次妻，许用本品珠翠庆云冠、褙子为礼服。销金阔领、长袄长裙为常服。」褙子在品官次妻的规定中，取代了大衫的地位，成为礼服。

       然而这套制度后来就废止不用，作为礼服的女装褙子，就此消亡。

       当然，直领对襟的第三层衣物，并没有就此消失，至晚明发展出的披风，《三才会图》云：「褙子，即今之披风。」这句话，对，也不对。如果就男装褙子为便服的概念，一路发展而来，确实有可能将褙子与披风画上等号。

       女装作为礼服的褙子，随礼制的更动消亡，确实女装褙子消失了。后来披风出现，作为女装便服，这个概念非一路继承而来，而是由男装横移而来。所以女装披风与褙子，不宜贸然划上等号。

（四）北宋

       唐代与南宋的褙子形象，都各自清晰。但是如何从短小的背子，发展到长垂足的样貌，这期间的纪载，可说是众说纷纭。

晋祠圣母殿仕女像的年代非常明确，时间在哲宗元右二年（1087年），仕女像多数都还是裙掩衣，搭配帔子的形象，只有极少数穿著褙子，傅伯星《大宋衣冠》中认为这两位穿褙子的宫女：「与其他宫女不同，一是均为中年妇女，二是表情冷漠，甚至阴狠，皆为宫女之『领班』。」

      而在壁画中，可以看到北宋李守贵墓伎乐图，也有褙子的形象，时间在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只是墓中其他形象，还是以穿直领对襟衫子居多，可见在此时，褙子虽有，但不普及。河南省新密市平陌村宋墓壁画，时间在大观二年（1108年），壁画中也褙子的形象。

从图像资料上推论，长至足踝的女装褙子应该在哲宗时已经出现，但未必流行，风靡全国可能要到徽宗的时候了。

       但是很微妙的是，可能在稍早之前，高承（神宗元丰8年，1085年）《事物纪原‧衣裘带服‧背子》引《实录》云:「秦二世诏衫子上朝服加背子，其制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今又长与裙齐，而袖纔宽于衫。」秦二世这时间点当然是穿凿附会，但是其对于背子的外型描述是「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

       而书中《冠冕首饰‧半臂》条又提到：「隋大业中、内宫多服半臂，除即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士人竞服。」又将半臂和背子画上等号，那麽，这是要描述，此时的褙子袖短，接近半臂的长度吗？还是女装褙子的发展早于男装？

       但是在文献中，褙子确实到了北宋末期，都还有半臂的形象。《萍洲可谈》（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记载：「广州杂俗，妇人强，男子弱，妇人十八九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有人解读是因为广州地处边陲，风气开放，所以这是当地特有的奇装异服：「对比唐代来说，宋代中原人对封建礼教观念已很重视，但岭南却仍很淡薄，男尊女卑并不明显……这些短袖女装在当时来说，内地人必称之为『奇装异服』的。」[11]

       因为同样是宣和年间的事情，《大宋宣和遗事》写道：「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是时底王孙、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汉，都是了顶背带头巾，窣地长背子，宽口袴」，这是汴京承的风光，不分男女，此时穿的背子已经明确是「窣地长背子」了，也就是我们说的长垂至足的直领对襟长衣。[12]

而此情景描述的是元宵前后之事，也就是穿吉服的日子。女子平时不便出门，只有节庆才有机会，于是盛装而来。王孙公子卸下公服常服，穿背子便服参与。

       所以应该在宣和年间，长背子的形象已经大抵固定，《演繁露》提到：「长背子，古无之，或云出宣政间，然小说载苏文忠襌衣衬朝服，即在宣政之前矣。」苏轼生于仁宗景右3年，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活动时间主要在神宗、哲宗之间，对照图像资料，《演繁露》说法确实无误。

       当然也可能更早，因为朱熹在《朱子家语》中说的：「见说国初之时，至尊常时禁中，常只裹帽著背子，不知是如何？」这个国初不知初到多早，褙子的形象是哪种，则未必一致。

       服装的发展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变，从唐代短小的背子，发展到宋代长垂至足的褙子，应当有个递嬗、替代的过程，以目前比较具体明确资料看来，可能是在哲宗朝开始。

       在此大胆猜想，也许这过程中，有两种以上的衣物型态并存的可能，所以在描述背子的时候，必须要多加一些描述，以釐清衣物特徵，如「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窣地长背子」，而后长背子完全风行的时候，这种描述就减少了。

直领对襟以外的背子形象出处

       黄能福先生文中提到：「宋代褙子的领型有直领对襟式、斜领交襟式、盘领交襟式三种，以直领式最多。」出土文物目前仅见直领对襟式，其他二款都是从文献中推测。程大昌《演繁录．卷八．褐裘背子道服》提到：

○

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领交裾，与今长背子略同。其异者，背子开胯，裘则缝合两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略与裘异。裘之两裾，交相掩拥，而道士则两裾直垂也。

裘衣与长背子的特徵，相同的有「斜领交裾」，相异的是裘衣两腋缝合，长背子开衩。所以明白写出，长背子有「斜领交襟式」的款式，就不知道这是对穿交，还是直领大襟？明代四䙆袄子，也许可能是由程大昌描述的「斜领交裾」而来，其作用与背子衬于朝服下的作用近似。

       至于盘领交襟式，感觉更像是对于文献句读上的歧异。此于出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其云：

○

往时执政签书文字卒，著帽，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也。

      「衣盘领紫背子」，到底是说穿著领型是盘领的紫背子，还是「衣盘领、紫背子」盘领袍底下衬著紫背子，都还是两说。因为此二式（也有服饰史只承认有斜领交裾，不提盘领的），没有文物出土，但是有些同袍看了服饰史会感到疑惑，故而补述其出处。

以上只是就看到的一些文献和资料，做一则剪裁欠佳的笔记，说得也多半是前辈们说过的主张。没什麽创见，只是将自己的观念釐清一下而已。也感谢小伙伴无劫缘一直有耐心地跟我讨论。

[1]黄能福，原名黄能馥《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2版初刷，页321-322。

[2] 而这段话到了《宋史》中变成：「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背子、生色领皆用绦罗，盖与臣下不异。」因为《文献通考》写著「红罗生色为领」、又「背子用红罗」，于是《宋史》就合併写成「背子、生色领」，但是《宋史》成书在《文献通考》之后，此条出处可能就是《文献通考》而来，而原出处并无生色领这一形制，只是针对领子纹样多做描述。

如《武林旧事》提到公主出嫁时的衣物，有：「真珠大衣、背子」，说的是领子上装饰有珍珠的大袖衫和背子，另外还有「真珠翠领四时衣服」，这裡的「真珠翠领」就同「生色领」一样，是针对衣物领缘的描述。

这种对于领、袖专门描写的文字，在《大明会典》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写的是四夷舞士，但是不妨碍分析句子）：「青罗生色画衣大袖衫、红生色领袖。.....蓝青生色云肩、红结子。」大袖衫是青罗为主色，上面是绘有生色花卉纹样的；领子、袖子则用红色，上面也有生色花；云肩也是用生色花。因为作为服装，特别是礼服，领缘修饰是极重要的，所以特意描述。

[3] 熊龙峰为建阳地区的书坊主，约生于万曆年间，而熊氏家族在南宋便是以刻书起家。（黄碧玉 《熊龙峰通俗文学出版文化研究》，2011-08-30，高雄：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4] 《朱子语类》：因言服制之变：『前辈无著背子者，虽妇人亦无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纱帽、皂衫、革带，无此则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问：『妇人不著背子，则何服？』曰：「大衣。」问：『大衣，非命妇亦可服否？』曰：『可。』」又言：「或曰：『苍梧杂志载「背子」，近年方有，旧时无之。只汗衫袄子上便著公服。女人无背，只是大衣。命妇只有横帔、直帔之异尔。』」

[5] 扬眉剑舞《回到唐朝需要淮备几件衣服？（二）女装篇》有详细考据，此不赘述。

[6] 〈南宋金坛周瑀墓〉，《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7] 黄能福等 《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9。上文周瑀墓褙子，下文周氏墓袄子、褙子均引自此。

[8] 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

[9] 傅伯星《大宋衣冠──图说宋人服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0。

[10] 依次：金 明昌4年（1193年）朱俊少氏对坐图 陕西省甘泉县袁庄村金墓；金明昌6年（1195年）山西省汾阳市东龙关村金代家族墓5号墓；金~元河南禹州市坡街村墓壁画；将乐县光明乡元墓壁画；河南登封王上村元墓壁画。引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壁画出土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下文壁画亦同出处。

[11] 广州文史──市井风情悟商情 ： http://www.gzzxws.gov.cn/qxws/yxws/yxzj/yx1/200906/t20090616_12885.htm

[12] 有版本将「佳人」写做「伎人」，在此根据《新编宣和遗事．前集》宋刻本，用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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