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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红母亲回忆:曾/山的“文革”岁月与含冤身死

历史微时刻 2024年09月10日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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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勋曾山的家庭成员


曾庆红母亲回忆:
曾山的“文革”岁月与含冤身死

作者:邓六金
本文作者邓六金,曾山夫人,曾庆红母亲,当年中共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战士之一。

他们都是草根出生 凭自身努力走上仕途巅峰....

北京时期的曾山、邓六金夫妇

1、抵制“左”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能不能坚持加入共产党时的宣誓,能不能不说假话,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重要的时刻,才能显示出来。


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机关的造反派说我在监察委工作,知道情况,把我拉到左家庄,吃住都在那里,一个多月不让回家,也不让与家里人联系。造反派对我有两条要求,一条就是要我揭发局党组领导人的问题,还有一条是要我揭发曾山的所谓问题。造反派说,曾山家里有一万亩土地,是大地主,搞富田事变,是AB团,反毛主席等等。我当时感到气愤,对他们说:

曾山

“你们说的不对。我与曾山在抗战初期就结婚,几十年了,对曾山我了解。他是苦出身,人很老实,忠于党,拥护毛主席,我相信他。我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从小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们要相信我。”

他们不让我出去,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日夜逼我揭发。但我不能说假话呀,一是一,二是二,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说假话、诬陷人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对造反派的逼问,我实事求是做了回答。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放我回家了。但回到家,另外的斗争还在等着我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务部一共402人,就有7个造反组织。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把我们家里和住的胡同里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写着“打倒走资派曾山”的标语。一次,造反派冲到我们家里来批斗曾山。老头子对我们说:“你们到里边屋里去,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的事情自己处理。”造反派一群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让曾山坐在小板凳上,厉声要他交待自己的问题。老头子平声静气回答造反派的问话。对有些故意找事、出言不逊的问题,我们听着都难受,可老头子还是不急不躁,说:“我的问题,中央都知道,我也写了材料,你们可以调查。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干了一辈子革命,问心无愧。我自己的进退,都听党的安排。”


1967年1月,“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更加严重。各种造反组织都搞串联。内务部机关总共才400多人,一下住进了10000多名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内务部除了档案室、机要室外的所有办公室、会议室都住满了,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为了扭转工作瘫痪的局面,周总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曾山立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尽全力抵制“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他不顾机关造反派已经提出“打倒曾山”的复杂局面,立即在机关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刚一结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亏有王青争、韩英等掩护着,曾山才从后门脱离开了会场造反派的围追纠缠。


“文革”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有几次,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外宾,都找不到与对方相应的人员陪同。起初,他找相关部门领导代替,后来部级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家打来电话问曾山:“你被打倒了吗?能出来吗?”听说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立即让他到机场迎接外宾。总理曾经说过:“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对曾山的批斗还是逐步升级,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坏了。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骗办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强迫他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我们全家人看不着曾山的影子,到处找不到,很着急,没办法就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


后来听人说,批斗会散后,曾山一个人靠在金水桥的栏杆边,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手捂着腰,脸色发黄,流着虚汗,疼痛难忍。老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造反派还不放过他。家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难过极了。


国务院内务办的严佑民副主任和孙宇亭,很快把造反派折磨曾山的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了解曾山,非常惊讶、气愤。周总理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了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有四条:

第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中央对曾山的四点指示传达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批斗还是少不了的。可他回家后什么也不讲,心胸很宽阔,只是说:“哪个单位都有造反派,来了运动,受点委屈也难免。我自己知道自己,中央也知道,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相信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但老头子很镇定,很坚强,他那种坚定神情真让人难忘。


1969年,在作党的“九大”筹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内务部军代表万海峰说: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他去苏联也是党安排的。曾山是个老同志、好同志,应该把他选出来参加党的九大。”


经过军代表做工作,曾山以全票当选为“九大”代表。在党的“九大”上,曾山与陈毅在一个组。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诬陷陈毅,四处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他们点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但遭到曾山的坚决抵制。这自然招致那一伙人的忌恨。后来毛主席出面说话,曾山才被选为中央委员。

曾山

文革期间,曾山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很愤慨,又为党和国家处于混乱局面而担忧。他对自己的境况考虑很少,泰然处之。他多次对我说:


“六金,我的情况中央是清楚的,我自己也问心无愧,我们都是老党员了,对党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就回江西老家种田去。你思想上也要有准备。”

2、婆婆病逝

1969年2月,曾山突然接到老家来的电报,说:“妈妈去世了!”电报是大嫂拍来的,要曾山和我们家人赶快回家,为母亲送终。这个电报象晴天霹雳,把老头打倒了。老头子忍不住悲痛,哭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哭得那么伤心,他真是太难受了。


后来才知道,是内务部的造反派跑到江西吉安家里,说要挖曾山的黑材料。造反派在老家也贴了标语,写着“打倒曾山”,还在家门口游行喊口号。他们恐吓妈妈说:“曾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被关起来了。”老太太一听,就晕过去了。你想,曾山妈妈一直在家乡农村种田劳动,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化,不懂什么大学问,但她思想进步。在革命战争年代,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三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但她依然竭尽全力支持革命,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曾山是她的希望和支柱,她为自己革命的儿子感到骄傲。而现在,她的儿子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她相信自己儿子的人品,但老太太又实在想不明白。她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支柱倒了,她自己也一下子病倒了,没几天,就带着迷惑、伤心地去世了。临去世前,妈妈还颤抖着,费力地抬起手,指指北方,意思是惦记她儿子,想见见曾山。


曾山接到电报后,让我赶快收拾行装,他立即向组织请假。没想到造反派那么不通人情,竟然不同意他回家。我老头子一听说不准回家,在自己的办公室就泪流满面。回到家,我本来在收拾行李,一听说不让回老家,忍不住,我也哭了。找孩子们商量,让孩子们回去,结果他们单位也请不了假。没办法,我只能劝他说:“别哭了,别哭了,我们回不去,孩子们也回不去,赶快想别的办法。”我们给家里拍了电报,寄了钱,请嫂子、乡亲们代曾山和我们全家安葬老人。因为不能回家为妈妈送终,曾山难受了很长时间。


后来,大嫂也病了。“文化大革命”搞得乡下也很乱,家里很穷,没钱买药治病,她也过世了。家里也是打来电报,让曾山回去,曾山还是请不下假,回不去。我们只好给家乡打电报,请乡亲们帮忙安葬。乡亲们也都愿意帮忙,安葬了老人。老母亲、大嫂、弟媳,她们几个老太太都葬在家乡一块地里,埋成了一排,还在一起。


家人的相继去世给曾山的打击特别大。他很早就出来闹革命,没有时间在家孝敬长辈、照顾亲人,这本已使他觉得非常愧疚。解放后曾山想接母亲和嫂嫂弟媳到城里来,她们又住不惯,牵挂这,牵挂那,又回乡务农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无辜的亲人们又因为曾山受到冲击,作为儿子、弟弟、哥哥多重身份的他,甚至不能为她们送终,不能亲自回去看最后一眼, 这能不让曾山难过伤心吗?

3、疏散湖南

1969年10月,中央决定一些老领导干部战备疏散到各地。有个办公室主任通知我们说:“苏联要进攻我们,要准备打仗。高级干部要疏散,中央决定你们也要疏散。你们愿意到哪里?”曾山说要回老家,他们不同意。曾山就说:“那你们安排吧。”最后,曾山和叶剑英被安排在一起,疏散到湖南长沙,陈毅被疏散到了河北。当时办公室主任问他要带什么人,曾山说:“什么都不带,我们老两口带一个孙子。”我当时想,情况那么复杂,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家当,还是像从上海搬家到北京那样,找了抗战时期留下的那两个灰布马褡子,把被褥、衣服、生活必需品装进去。曾山还有一个箱子,那还是出国访问时,国家给买的,装上书也带上了。我们带着小孙子,到南苑机场坐飞机走。机场的工作人员还笑我们寒酸:“这个首长,把文物都带上了,两个马褡子?”叶剑英和我们是同一架飞机走的。


到长沙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刚开始,伙食什么都还可以,也还可以在院子里走走。后来又奉命搬到湘潭,慢慢地就不行了,早上吃的是馒头、稀饭、咸菜,中午一个素菜,荤菜很少。不让接触社会,不让自由活动,实际上是给软禁了起来。那时,叶帅、曾山都七十多岁,也都是古稀老人了,身体也不好,这不是整老人吗?


叶帅的子女都在各地工作,夫人也去世了,没人管,怪可怜的。有一次,叶帅去了一趟广东,回来后,造反派就斗他。造反派凶狠狠地问他:“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联不知道吗?”叶帅说:“我不是串联,是回家看看,有点事。”这样还过不了关,斗了好几天。


两个老头子经常在屋里、院子里谈话,他们对形势很不理解,说“经济现在这么混乱,都不抓生产怎么行?群众怎么生活?”忧党忧国忧民忧军,但也是无能为力。就这样,天天在那个院子里呆着,没一点事,两个老头着急,就向看管的造反派提出:“我们到乡下去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但是,造反派不批准,不让去。两个老头子革命了一生,奔忙了一辈子,就这样关在院子里,没病也要闷出病来。


一次,王震到湖南看望叶帅和曾山。王震当时被疏散到江西。老朋友见面甭提有多高兴了。王震对曾山说:“我俩换个地方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让曾山到江西,自己去湖南。因为曾山是江西人,而王震是湖南人,大家听了都苦笑起来。


由于生活不好,水土不服,曾山病了。那次是痔疮破裂,大出血,血流不止,很吓人。我们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医生简单地用线把出血口给扎起来。曾山病得厉害,我们不得不写信告诉周总理,总理回答说:“你们先照顾好曾山,立即送回北京治疗。”这样,我们立即乘火车赶回北京,下火车后就马上送到医院。但治病也不顺利,造反派说不能给“走资派”看病,把病案都拿走了,不让他看病。最后,还是总理说话,让曾山住进北京医院。医生马上给他做手术,曾山的病才得到控制。

4、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

面对“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形势,曾山努力想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对“四人帮”迫害革命一生的老干部那一套非常义愤,他长吁短叹,睡不着觉,精神不好,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山把公务员撤了,炊事员也撤了,让吕阿姨做饭。后来索性汽车也不坐了,和司机老杨一齐挤公共汽车,中午回不了家,就在街上小饭馆吃饭。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沉闷,在家里一遍又一 遍学习《列宁选集》。


1969年,在党的九大,毛主席曾经评价曾山说:“曾山对党的土地革命是有功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建设是有功的。”这给曾山包括我们全家以很大的安慰。


从湖南回来后,大家没有抱怨个人的处境,但都更加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了。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全国人民都非常震惊,并引起了全党深刻的反思。中央组织了一个老同志学习组,一星期开一次会,揭发批判林彪。毛主席叫这个组为老中央委员组。曾山和陈毅、叶帅、王震等又见面了,他们对林彪的罪行都深恶痛绝,每次开会,都是积极发言,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行径,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也思考得更多了。


曾山和正直的老同志关系都很好,讨厌搞阴谋诡计的人。他和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陈正人等许多老同志都有很深的感情。陈毅和陈正人的去世,对他影响很大。


1971年1月,陈毅病了,在301医院做切除阑尾手术。切开后才发现是结肠癌,并且已经转移。曾山听说后,拉着我去探望他。我们先找张茜了解陈老总的情况,张茜眼睛红肿,难过地说:“发现得太晚了,治疗不及时。像他这样的老人,体重突然下降了40公斤,这本来就是有重病的症状,应及时诊断,及时治疗,但是,医院一直不给作会诊,说他是走资派,还要医生和我们划清界线,病也给耽误了。周总理也知道了,很生气,但太晚了。”曾山听着,难掩悲痛,避过头掉下了眼泪。老头擦干泪,进病房去看陈毅。我说了许多安慰张茜的话,然后也走进病房。

病中的陈毅

陈毅躺在床上,他的床脚头栓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放在床头,起身时,就用手拉着绳子慢慢坐起来。陈毅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坐着与曾山说了很多话。陈毅很激动,火气又大,说:“那帮人迫害了我们那么多老干部老同志,天要报应。”边说边掉泪,“我们俩现在还都活着,哪一天我们也同归于尽吧。”曾山劝他说:“你好好养病,身体最重要。”想到当年那个驰骋疆场、令敌人闻风丧胆、很会打仗、又很会关心同志的陈司令,境遇如此,现在又病成这样,我难过得不知说什么。


我们和陈毅、张茜一直保持着很好的革命友谊。张茜生下老大,没奶,那时刚好我生下老二,奶很多,就把她的孩子抱过来吃,最后虽然给侉子找了奶妈,也还常吃我的奶,一直到两岁。在北京,陈毅爱下围棋,一有空闲,就打电话叫曾山过去和他下棋,两人饭也不吃,在棋盘上直杀得昏天黑地。他们两个感情很深呀。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了。陈毅特别激动,打电话叫我老头过去,两人又高兴又激动,聊了很长时间,好像预感到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快要来临一样。但是,他们都没有挺过来。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了。曾山非常难过。陈毅的问题到死也没能彻底解决。我们都参加了追悼会。张茜和陈老总感情很好,她难过得要命,太伤心了。不到两年,张茜也没能挺过来,追陈老总去了。


陈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迫害。曾山和陈正人很熟。在江西苏维埃,陈正人是省委书记,曾山是省主席。1972年4月,陈正人受“四人帮”迫害,身体垮了。陈正人老婆去五七干校了,就一个儿子在家。这时候,他的心脏病犯了,去北京医院看病,医生叫他拿了药回家吃,他的手哆嗦,药都拿不住。曾山带着我去他家探望,陈正人处境很苦,被打倒了,无人理睬无人管,身体又有病。我们安慰他,请他保重身体。他们说了很多话,对“四人帮” 迫害老干部感到气愤。看到陈正人的境况,曾山很难过。


第二天,就是4月6日,曾山一起床,就给陈正人打电话问候:


“陈正人身体怎么样?”


他儿子接的电话,哭着说:“我爸爸晚上去世了,心肌梗塞……”


我们赶紧去他家,家里没人。陈正人的尸体已经送到太平间了。后来打电报把他爱人叫了回来。


为了陈正人的悼词,曾山还和造反派吵了起来。那一次,他真是气愤极了。曾山很重革命友情,要求悼词实事求是评价陈正人,但造反派不同意,说陈正人是“走资派”。曾山据理力争,坚持要求写上“陈正人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话,造反派不同意。最后,曾山还是找到周总理才解决了问题。4月13日,在陈正人同志的追悼会上,家属不同意部里的造反派致悼词,是曾山为陈正人致的悼词。看到陈正人躺在那里,他流眼泪了。


在追悼会上,周总理看到曾山脸色不好,很憔悴很劳累的样子,关心地问曾山:“你的身体怎么样?”


曾山拍拍胸口说没事。其实,虽然当时没有体检,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病,但他身体还是比较弱,心情更不好。他那时已经70多岁了。

5、曾山去世

1972年4月16日晚,我们在家里一起吃饭。肖克来看望曾山。他和曾山十多年不见,肖克一进来,两个人就拥抱,很高兴。他们到里边房间谈话。我给他们倒了杯水,就回到客厅。他们谈到后来,越谈越激动,谈林彪、AB团、富田事变、接管上海、“文化大革命”。一个多小时后,门开了,曾山靠在门口,脸色苍白。我问:


“怎么啦,要开水?”


他捂着心口说:“我这里不舒服。”


肖克见曾山身体不好,安慰几句,就站起来说:


“那你先休息,我走了,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两个人握握手,肖克就走了。


我赶快扶住曾山,让他躺在床上。曾山胸闷,脸憋得通红,说“热,热”。我就把曾山的棉衣、棉裤、帽子脱了,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我们赶快请医生。不久,医生来了,背了一个大箱子,但是连最简单的急救药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后来又来了一个医院的主任,看了看曾山,说:“在家里不行,赶快送到医院吧。”就叫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曾山送到医院抢救。


几个小时后,孩子们流着泪,过来扶我去看曾山。我摸摸他的头、手,凉凉的,脸色惨白,已经不行了。我一下晕了过去。


第二天,肖克还打电话来,问曾山好了吗。肖克听说曾山已经不在人世了,惊讶得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过去没有发现他有心脏病,我们也是没有一点护理知识,而当时的医疗保健制度也不健全。按道理,心脏病人是不能动的,就地抢救最好,但什么都没有,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都没有,氧气也没有,送医院也不该穿那么厚的衣服,抢救时是医生用剪刀剪开衣服抢救的。但我们确实没有经验,在场的医生也没经验,还搬他抬他坐车。


我们耽误了他。我后悔死了,如果我知道一点心脏病的急救知识……


我不能接受曾山去世的现实,精神恍惚,浑身无力,脑子一片空白,也躺倒动不了了。第二天一早,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王定国等老同志来看我。几位大姐拉着我的手,安慰我。邓大姐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批评我。邓大姐说:


“你就这样躺下去,不站起来了?长征时死了多少战友,战争时期牺牲了多少战友,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


“知道,你就站起来!你要坚强起来,你还要革命,不能倒下去,你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孩子们还要你这个妈妈。”邓大姐说。


曾山过世了。周总理从外地打电话找曾山办事,别人告诉他,“曾山过世了。”总理很吃惊地问:“怎么没抢救,你们干什么的呀?”总理很生气。过了一天,总理回来了。曾山的死,对总理刺激也很大,他立即指示,要求对所有老干部,不管靠边没靠边,都要立即体检,有病立即治病。

曾山

曾山的追悼会是4月20日在八宝山开的。毛主席献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一些党政军机关献了花圈。周总理、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郭沫若、傅作义、王震、华国锋、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余秋里、粟裕、蔡畅、方毅、万里、肖克、康克清、王定国、姬鹏飞、廖承志、万海峰、李步新等都参加了追悼会。


汪东兴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叶帅说曾山是优秀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为党、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一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党中央对他能有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


火化后,骨灰就存放在八宝山。


曾山去世后,几位老帅和老同志都很关心我,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都来安慰我,几位大姐也问寒问暖,我很感谢他们。


那时,我什么都吃不下,人瘦得不象样子。我在医院住了一段。回家后,在家里坐也不行,走也不行,哪里都不能去,到处都能看到老头子的身影,好像他随时都在身边,随时都会回来。家里来了好多曾山家乡的人,还有好多熟悉他的老战友、老同志,大家泪眼相望,看着都难受。后来家里人把我送出去住了一段,回到家里,还是不行,没人时忍不住要哭,忍不住时还自己跑到八宝山去看他。过了好久,才慢慢正视曾山已经离开我而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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