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父亲刘少奇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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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华文摘》2009年10月号
作者：欧阳海燕 原题为《新晋上将刘源》
中央军委7月20日在北京举行了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中，有刘少奇之子、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刘源。
刘源出生于1951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中南海度过的。彼时中南海，他傻憨憨的样子很惹人喜爱。
13岁那年暑假，刘源如愿以偿，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了一名列兵。刘源在部队里锻炼了三个暑假，由列兵晋升为上等兵，还获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战士”的光荣称号。
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刘源还被选进国旗护卫队，参加国庆阅兵仪式。当他把这些成绩说给父亲刘少奇听时，父亲由衷地高兴。
1967年9月，刘源和刘平平、刘亭亭被赶出了中南海。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源报了名。
他后来回忆：“当时，我脑中既无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无走向充满艰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可以说，当时我处于一种半麻痹状态，周围的一切对我都无所谓，说不定偏远的乡村倒能让我躲开喧嚣狂暴的环境与无法忍受的压力。”
就这样，刘源到了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开始了7年的农村劳作生活。这是刘源第一次来到农村，但是他不怕苦。白天卖力干活，晚上只要不开批判会，他就学习到深夜，从马恩列毛著作，到各种文化知识。
他自学了针灸，给农民看病，还帮农民盖房，上梁扣瓦。
“刘源身上就是有这么一股倔劲儿，不管再苦再累，他不自暴自弃，他能挺过来。”和刘源相识20多年的刘少奇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研究员如是评价。1972年，刘源他们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见爸爸妈妈。
8月16日、17日，中央专案组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刘源作为最后一名北京知识青年离开了白坊村。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铆工。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刘源的报名以“超龄”为由被退回。“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只是不便说。”刘源给上面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他参加高考的愿望。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应准予参加考试。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随着父亲的平反，刘源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黑帮子女”变成了高干子弟。
后来，刘源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他说，比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还没平反，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但是父亲平反后，情况就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只好自己调整了。
大学毕业后，刘源决心重新回到农村去。
“我在农村待过7年，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1982年，刘源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乡)报到。从公社的第十七把手做起，做到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当选郑州市副市长。
又在36岁那年，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被人大代表联名推举为副省长。这在全国是首例。他说，只有尽力去干。事实上，刘源干得不错。在他任内，将河南省的工业交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走之前，刘源完成了两件心事：
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铭；
二是联络当年和他一起在山西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业家，捐资80万，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王光美亲笔题写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学”的校名。
刘源在军界发展顺畅。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八年后晋升中将警衔。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将军衔。2005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去年9月，刘源在军事科学院党委会议上与大家谈心，讲了这样一件往事：
“四人帮”被判刑后，王光美听说了李讷身患重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消息，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身体仍很虚弱的她却又带着老保姆，经常去李讷家中帮助料理，并把李讷七八岁的儿子小芝芝带出去玩。“
黄峥说，刘源很注意使刘家与毛家保持很好的关系。几年前有报道说，王光美主动把毛家的人，和刘家的几个子女召集在一起，吃饭、聊天。“其实，这个事情的主导是刘源。
2008年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各地都有一些纪念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刘源邀请了李讷的儿子王效芝和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一起参加。“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黄峥说。
多年来，刘源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文章，很多都是试图解答少年时代的困惑：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中，文中说，刘源也整理了父亲的错误：
“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