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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和时代的特点。“文革”时期的三次大地震，就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公开发表，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到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发生时，文教界的大批判已经十分激烈，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一些高层领导人已被渐次打倒，“序幕”已近尾声，第一幕即将开始。
地震发生后第三天，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邢台发生地震的消息，标题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救灾》；据3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长曾山率领的中央慰问团，10日分成五路到达地震中心地带，对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
以后，又陆续报道抗震救灾情况。但对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却并未公开报道。
当时的报道，已开始显示“文革”特点，强调“突出政治”、强调“只要高举毛思想红旗”就一定能战胜灾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 “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区”的报道，必须加上“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受灾人民”这个副标题。因为，当时特别强调“阶级”，反对、批判抽象的普遍的“人”，强调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不能提“爱心”、只能提“阶级情”。
但此时毕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阶段，针对那种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来批告赴邢台救灾宣传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月救灾宣传工作，要同时帮群众搞生产，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28页）如果对当时的背景缺乏了解，则很难理解周恩来此“批告”之不易。此时已开始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定要保证政治学习的时间”，而且罗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就是在军队搞“大比武”、反对“空头政治”。周恩来仍“批告”前去专做宣传工作的解放军要在生产的间隙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是有相当风险的。
虽然电台和报纸对邢台地震的报道时断时续，并很少上“头版”，但毕竟时有报道，还是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甚至有60多名藏民星夜兼程，送来了240匹良马。
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
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
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的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出来的。在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43页》）
1月9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的报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和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镇雄县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 《五朵金花》”等等。而救灾报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2000年1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难，并在事隔30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才使通海地震广为人知。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入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命运。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边疆文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源源而来的是“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在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
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证实了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回顾 “文革”十年的三次抗震救灾，无非想将其与汶川抗震救灾略作比较，使人对历史发展的曲折、对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化能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作者简介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1970年春，从朋友家借书回宿舍阅读的刘心武，偶然间从书的夹页处看到一封家书，他读完后“不禁从床上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信中写着，云南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
彼时只有29岁的刘心武尚非知名作家，那天晚上，他捏着一封别人的报丧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也没广播过啊？
1970年1月5日凌晨，云南通海、峨山、建水等地，确实发生了死亡人数超过15000人的7.8级大地震。通海大地震与唐山地震、汶川地震一起，构成了新中国三次死亡超过万人的震殇。而在这三起天灾中，通海大地震因处于“文革”中期，被尘封了30年，直到2000年才公之于众，其救助也更多具备了“文革”时期的特色，成为人类救灾史上罕有的悲剧。一切都从40年前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开始。
阿正旺一天最兴奋的时候在晚上，1970年1月4日20时许，他所在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大寨村召开社员斗争大会。他只有14岁，还在小学读书，虽然每天读毛主席语录，并在自家正堂前供奉的领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但对于全国的政治形势仍是懵懵懂懂，他只是觉得好玩。
这一天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早上在学校正常上课，下午去山上烧干草为土地积肥。阿正旺家一共四口人，如果不算1968年牺牲的烈士哥哥的话。晚上的批斗会持续了3个小时才结束，他回到家就和妈妈在一间屋子里睡着了，哥哥和父亲则在另一个房间。
1月4日的《云南日报》，右上角照例是一条毛泽东语录，说得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当时，全国人民正绷着一根弦，防范“美帝国主义”与“苏联修正主义”的侵犯。在距通海县大寨村数里远的高大公社陶茂村，39岁的生产队长曾杰发比阿正旺更多地感受到战争如泰山压顶的紧迫感。
与促战备同样强调的是促生产。1月4日，曾杰发带领全村社员在铲草皮开荒，他们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7点多。晚饭后，天上红彤彤的，是当地人所说的“鱼鳞河天”，全村的社员们开年终生产结算会，一直到午夜12点才散会。
在此前后，1月5日的《云南日报》已经付印。这一期的毛主席语录改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下面同样强调“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对原子弹侵略，从现在起要有所准备等)。
曾杰发一家八口人住在一个二层楼房内。他的小女儿那天刚好生病，被妻子带到岳母家去了。他一个人住在楼上，母亲和其他4个孩子住楼下。“当晚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害怕。”他说，“我把平时不关的楼门都关上了，并且用木棍顶了起来。”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0分34秒，曾杰发醒来的时候，他家的两层楼房已经坍塌，一根梁柱正压在他的腰间。他大声喊叫，被隔壁邻居从废墟中救出。这时他发现，几乎整个村子都倒掉了。
晚上没有月亮，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到处是哭声。而曾杰发首先想到的是住在一楼的家人，但“埋得太深了，看不到，喊也不应”。他和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地震，以为是“苏修放了原子弹”。
几乎与此同时，阿正旺听见父母在喊他的小名，他答应着，一家人慌乱中找到了一个梯子，从废墟的一个出口处爬了出去。他住的那间土坯房，有小半边墙倒塌了，但没有压到床。
顺着梯子爬出来，然后跳下去，顺路就到了房后的晒谷场。阿正旺听见父亲说：是不是美帝搞的鬼？但也有乡亲说，或许是地里的大力士搞鬼。每过几分钟，大地就摇晃一阵。那是余震，阿正旺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心里害怕，和十几个乡亲们一起在晒谷场不敢动，连小便都就地解决。
阿正旺是幸运的，他一家人都活了下来。曾杰发睡在一楼的五个家属，却没有再看到天明的曙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因为在岳母家侥幸生还。这一晚，曾杰发担任生产队长的陶茂村，有167人丢掉了性命。阿正旺所在的大寨村情况好些，死了39人。
邻近的峨山县小街公社，有40多名“牛鬼蛇神”因祸得福。他们从昆明工学院来到这里的五七干校学习，被同行的革命群众安置在低矮的牛棚里。这一次地震，昆明工学院死了120人，几乎都是住在条件较好房屋中的革命群众。
当时在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王凤起和他的同事，于1月5日凌晨赶到峨山县小街公社。“峨山旅馆最惨了，楼房几乎全部倒掉了，其中一个人躺在床上，上半身被悬在半空中，下半身则埋在废墟中，人已经死了。”王凤起说，当天正是赶集日，很多人住在旅馆里遇难。路边已经有了很多尸体，尸身上最多盖张席子，其中一个母亲侧身抱着孩子，孩子至死仍保持偎依妈妈的姿态，母子面孔都呈紫色，一看就是闷死的。
给王凤起印象较深的，还有位于峨山县的某部队营房的惨况。据了解，该营房内有1969年冬季刚刚入伍的136名女兵，地震开始时房屋并未立即倒塌，她们身着内衣快速奔出营房，但一声哨响后，部队首长发出“保护油库”的动员令，准备集合的女兵开始进屋穿衣，随即被余震导致的垮塌掩埋。
地震波及了7个县，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建水县，官方事后公布的数字为7451人。而通海地震共造成15621人死亡，其中死绝户数为836户，而受伤总数是26783人。该死伤人数统计依据的是1970年4月15日各县上报的数据。而记者查档发现，在4月15日之后，峨山县与建水县均曾上报过修正的死亡人数，两者相加较此前多了180名逝者。亦即，此次死亡总数至少应为15801人。天亮之后，在村里的晒谷场上，阿正旺和乡亲们看到有飞机在上空巡视。有些村民误认为是敌机前来轰炸，事实上是得知消息的政府利用飞机在空投食品。
战争一触即发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而防震的知识则匮乏得近于零，以至于地震发生的当晚，很多村落不敢点火照明，更多人跑到山上躲藏，失却了救人的第一先机。村民们的互救由亲属邻里开始，待到部队陆续赶到，这个千疮百孔的震区才开始稳住救灾的阵脚。救人、埋尸、医伤、发粮、建房……这中间流传着很多感人的事迹。“我们什么考虑都没有，只想能多活几天。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曾杰发因此内心充满感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场从天而降的灾害，有时可以消弭日常的派系之争。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内部曾进行过激烈的武斗，其地震台的山头曾被武斗者占领，还埋了地雷。但是据当时在该所一室地震地质组工作的王凤起回忆，得知地震的消息后，对立的两派都集中精力奔赴灾区考察。但在灾区，阶级斗争的影子仍或隐或现，通海县的杨家荣说，他家邻居一个老太太当晚坐在半塌的屋顶上呼救，但没人管她，他希望自己的父亲能施以援手，但父亲甩了一句“她是地主婆”后就没有任何动作，是解放军天明后赶来才把她救下。
14岁的阿正旺也记得，政府在发衣服的时候，会给贫农两套，而富农只有一套，盖房时也会先照顾根正苗红的家庭。甚至于在其他省市支援灾区的红宝书上，有些都特地注明捐给受灾的贫下中农。
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的发放，带有更多的仪式性。灾区几乎拒绝了所有的物质援助，还抓紧生产备荒备战，同时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新高潮，除了不再跳忠字舞，灾区集体性的早请示、晚汇报恢复如旧。精神援助成为各个慰问团发放的主要物品。地震发生后，灾区先后收到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数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十多万封慰问信……通海县高大乡政府至今还留存着十余袋当年未曾发完的红宝书。
1月7日的慰问电是党中央唯一一次公开表示对灾区的慰问，毛泽东、林彪并没有公开为此讲过话，但救灾的基调在1月9日的《云南日报》上已经奠定，称“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主席思想指引，我们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战胜地震灾害，也被认为是“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件大事”。
没有中央领导前来慰问，仅有的一份慰问电在灾区广泛宣扬，灾民拿着红宝书，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特殊时期，除了《云南日报》，其他省市的报道中很难看到与地震有关的只语片言。1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仅有的一篇关于云南大地震的消息，但报道中并没有提及震级和伤亡人数，甚至连震区也仅笼统称为“昆明以南地区”。
事实上，中央早已接到7.8级的震级报告。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王凤起回忆，地震之初，的确只粗略估计震中在“昆明以南地区”，但当天赶到震区后，已将地震命名为“通海峨山地震”，后来更进一步知道建水县灾情更为严重，但考虑到“通海峨山建水地震”过于冗长，就没再更名。而民间为了简便，也简称是“通海地震”。
至于地震死亡人数的统计，虽然在1970年就已完成，但正式的对外发布则是在震后30周年纪念日，即2000年。
通海大地震后，美国等国家曾要求来震区考察。王凤起说，美国的要求最初被回绝了，后来伊朗获得批准，还是他与外办人员陪同他们到指定的重建较好的地方考察，“也有很多要求，不让带这个，不让带那个。”通海大地震也将地震预报正式推上了前台。地震后不到两周，1970年1月17日至2月9日，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再次表态，要“走到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中去，认真开展工作”。
李四光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力排众议的“地震可以预测预报”观念，开始成为中国地震业界的显学，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全国范围内开始践行“群测群防”；这是一个迄今仍有争议的研究方向……
据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王凤起介绍：“当时中国内地只有北京、兰州和昆明三个地球物理研究所。我们国家是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才开始搞预报的，但云南是在1970年通海地震后才开始。”
地震后，王凤起和同事开始去震区考察，发现震前有很多异常现象发生，只是因为“之前没搞这个工作，所以没人反映”。
在经过原玉溪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教育革命办公室5人调查小组的两个多月的搜集之后，1970年4月汇编成册的材料中，录取了191起震前异常现象。
譬如在震前十几天至临震，先在极震区后在外围地区，普遍发现狗狂吠乱叫甚至咬主人、打洞、爬梯、上房顶、不进屋的异常现象。地下水的变异情况也很突出，如峨山县小海洽兴旺村，一口从未干过的井突然水干见底，与此井相距数十米处的一坝塘内水位却相应升高，震后水井和坝塘内的水位都恢复原状。
这些调查结果强化了中央关于地震有前兆的认知。专业的地震预报机构开始成立，深入民间的“群测群防”运动开始推广。这个思路在当时也曾受到过质疑，云南省地震局有个叫张郁弘的人，就因持反对立场而受到广泛的批斗。“他说群测群防的成绩是零，甚至是负数，白花钱，很浪费。”王凤起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