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别妻的领导人：建国后无一与妻子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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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区有一些红军干部、党政领导人的妻子，因各种原因被指定不能随军征战，忍痛与丈夫分离。这些被留下来的女人们，由于艰险斗争下的环境变化，最终几乎全部与丈夫劳燕分飞，不再聚首……

01
谢觉哉与郭香玉

在苏区中央局秘书处担任收发员的郭香玉，与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是1934年7月中旬才于瑞金沙洲坝结婚的。婚后，两人十分相爱。

反“围剿”的失败，决定了红军必须放弃根据地，实行突围西征的战略转移。让郭香玉无比震惊的是，由于她是小脚，连体检也不用，就被确定在中央组织局的留守人员名单内。尽管她是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妻子，但谁也无法逾越规定的条件。

谢觉哉在获悉妻子被留下，心里非常地难过。然而，他明了，一个小脚女人虽然学会了骑马，可仍然无法跟随长距离突围征战，只有一次次地劝慰妻子。

被留下来的郭香玉随地方红军转战到了闽西一带，在山区游击。起初的十几天，她尚有一匹马骑着行军，一次战斗中马被丢失了，只有咬紧牙关迈着小脚跟随行动。

1935年3月，在敌军四面围困的情形下，跟不上行动的郭香玉落入敌手。敌人将她解押到汀州，关押了一段时日，终于得知这个小脚女人是共产党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顿时大为重视。因为敌人知道，作为共产党中央苏区局的机要收发员，又是谢觉哉之妻，一定掌握着大量的党内机密与红军情报，只要能了解到其中一项，就能向上峰报功请赏。

敌人将郭香玉从临时牢房里提出来，先是给以生活上的优待，劝她供出中共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情况，以及她所知道的红军机密。然而，郭香玉总是说：我保管的文件被他们烧掉了或带走了，至于丈夫谢觉哉，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敌人沉不住气，对她施用极刑，但任凭敌人怎样摧残，她就是拒不回答。敌人威逼不起作用，便将郭香玉活埋了……

谢觉哉随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陕北。将近两年后，他在延安获知郭香玉已在1935年3月殉难的消息时，彻夜未眠。在日记上写下一首《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全词如下：

“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光宇千秋玉比馨。”

02
陆定一与唐义贞

因为怀孕，也因为不招左倾领导人待见，时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发妻唐义贞，被确定留下来。陆定一在获悉了中革军委有关部门的决定后，心中万分痛苦。

可现实是不可改变的，挺着大肚子的唐义贞还是被留在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从赣南突围西征后不到两个月，1935年12月初，跟随留守部队转移到长汀县圭田山区的唐义贞，生下了一名男婴，按照丈夫在瑞金分别时的商议，取名为陆小定。

圭田山区只有方圆一二十里的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各个红军游击区进行篦梳式的搜剿，风声越来越紧了。而且，200多人的军政人员挤在比群众人数还要多的大山里，粮食日见紧缺，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在这样的情形下喂养一个婴孩，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方便游击行动，经过多次考虑之后，唐义贞决定将婴儿送给群众抚养。

从圭田山区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路上遭到敌军跟踪追击。在被敌军包围之下，唐义贞被敌人抓获。唐义贞猛然记起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画的是下一站的会合地点，于是果断掏出纸条放进嘴里，嚼了几下便吞咽下去。

她的这一举动却被一个敌兵发觉，任凭敌人用刑，唐义贞就是拒不作答。一群丧心病狂者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切开了唐义贞的喉管乃至腹部，从她血流满身的肠胃中翻寻嚼烂的纸条。

唐义贞宁愿被敌人惨无人道地剖腹而死，也不暴露红军游击队的机密。这位曾经闻名中央苏区的“巾帼三杰”之一的女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对苏维埃事业的无限忠诚！

建国后，陆定一在瑞金、长汀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了被收养的儿子。他怀着悲情赋诗缅怀爱妻唐义贞：“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唯有心相知。”

03
林伯渠与范乐春

曾任福建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的范乐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红军长征前十几天，范乐春生下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

那几天，范乐春的心情特别难受，很想把小孩托付给别人随部队出发，可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托付对象。林伯渠很难过，一次次地安慰妻子：“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太难过了，相信总有一天能够重逢。”

范乐春心里也割舍不下。但她意志坚强对丈夫说道：“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这次突围征战的路途艰险长远，千万要保重，等着胜利后相逢！”范乐春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夫妻间的永别。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老家，委托给堂兄嫂抚养。接着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参与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在临时编成的游击队当中，范乐春每到一地，就去向群众了解行军路线或找向导；发动村里的妇女连夜给战士们打草鞋、缝制绑带和腰巾；有针对性地找一些干部和战士交谈做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在三年多闽西游击战争的岁月中，为了使队伍得到保存和发展，范乐春发挥着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帮助红军对付敌人。据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年红军支队司令黄火星回忆，“在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只要遇到困难，找范乐春都能想办法解决。她不仅是善于发动群众的妇女部长，还是红军游击队的供给部长。”

1938年3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因积劳成疾、患病体弱的范乐春留在闽西担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妇女部长。1941年5月，这位带病工作了几年的闽西女杰，怀着再也不能见到林伯渠的莫大遗憾，病逝在永定县的西溪赤寨山，终年39岁。

04
毛泽覃与贺怡

贺怡与丈夫毛泽覃同时被留在中央苏区，有着不说也明的微妙原因：毛泽东之弟毛泽覃，是一向被“左”倾领导者看不惯的“毛派人物，”掌握着谁走谁留的当权者，从宗派主义出发，留下了一些不想带走或难以带走的人。毛泽覃夫妻就是属于前者的人物。

留下来的毛泽覃担任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率领200余人转移时，有个叛徒出山向敌人告密，毛泽覃坚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英勇捐躯于山林当中。

毛泽覃壮烈战死是1935年4月26日，事后两个多月，贺怡才从报纸上看到报道，顿时被巨大的噩耗震惊得晕眩过去。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把贺怡击倒，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如何隐身敌穴、坚持斗争的问题上。随后，贺怡等人由中共地下党员护送来到三保经堂。

贺怡当上了尼姑，她心里非常明白：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危难中，利用宗教的合法外衣，是“留得青山在”的好选择。但贺怡没有忘记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展党的组织上。到1937年5月，贺怡等人建立了9个党的地下支部，还通过有关人员安排了一些党员当上保长、甲长，使之发挥“白皮红心”的作用。

1937年，陈毅代表南方红军游击队赴赣州，贺怡得知消息后拜访了陈毅，由此结束了三年隐身敌穴的艰难生活。1949年11月21日，贺怡因车祸不幸遇难。

05
董必武与陈碧英

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董必武与陈碧英有过一年四个月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步步失利，董必武接到了随部队出发的通知，而陈碧英因体检不合格不能随行。

董必武耐心地劝导妻子：“我们分开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接你！”然而，董必武未能料到，他与妻子的这一分手，成为了他们永不聚首的诀别！此后再也没有了陈碧英的音讯。

1960年10月，董必武重回瑞金，曾对夫人和周围的同志怀着深情讲道：“碧英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比我小了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的民政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

其实，这时的陈碧英还活着，只是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间小村。陈碧英自从与董必武分别后，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到广东坚持地下斗争。但她在苦寻了十几天后，都未能找到地方党的组织，万般无奈之下回到老家。

后来，随着形势日渐恶化，几乎每个村庄都驻扎了国民党的部队，母亲害怕有人认出女儿的身份，便把她带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住下来。在母亲多次痛哭流泪的跪求下，陈碧英心如刀绞地答应嫁人。村上有个年及四旬尚未婚娶的穷苦农民严修道，在村人的撮合下，陈碧英与严修道成婚。仕途无悔

在那个与外界很少接触的山区小村，生活了15个春秋的陈碧英，于建国的第二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后，暗自长叹：“这是命啊！”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因病悄然去世。而这时候，董必武也已经逝世8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