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连坐”：几多欢呼，几多嗟叹？
“涉罪人员亲属，在教育、社保、就业等方面的权利，不应受限制。”
2023年底，人大法工委就此明确发声，称“连坐”违宪，对之前遍及各地的此类规定，责成叫停，从此废止。
这片土地绵延数千年的连坐制度——即对犯罪者亲属的连带惩罚——如今终于有望画上句号。
网上对此一片热议。
很多人说，这是巨大的进步，为之欢欣鼓舞；
其中一些人，呼吁更加彻底地废除连坐制。
包括在政审上，对涉罪者家属竞聘公职、出国签证等权利，不该继续限制，既然自身无罪，都该与其他人一视同仁。
但也有人说，这岂不是纵容犯罪，让不法分子从此没有妻儿老小前途的后顾之忧？
还有人说，如果罪犯家属成为公职人员，会不会出现国家安全的隐患？
甚至有人觉得，我这样的清白之人，找个体制内的工作都很难，身为罪犯家属，你也配和我抢饭碗？！
——凡此种种，仔细想来，令人百感交集，充满嗟叹。
鲁迅在一百多年前，针对已经步入民国的时代，依然有不少人在争论“妇女要不要节烈”，说这无异于争论“地球是圆的”还是“天圆地方”。
身为现代人，居然在如此基本的常识问题上打转，甚至吵翻天，何其魔幻，何其悲哀！
这也令人联想到二百多年前，美国尚未建立时，托马斯·潘恩振聋发聩的《常识》一书。
“我们认为，这些人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是不言而喻……”
其中包括如今已被各国法律普遍承认的人身权、财产权；
也包括“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判决前，不得被视为有罪之人，不得无罪受惩罚”。
无论此人的出身、血统，是“满门忠良”还是罪犯的家属。
此外，还要求举国各地执法标准统一，民众被一视同仁。
各地有司都不应搞出与国法抵触、与常识相悖的“土办法”，社会秩序之类的堂皇名义，并非对一方民众杠上开花的加码束缚的正当理由。
潘恩的这些话语，是针对北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
北美十三州是英国殖民地，当地百姓有很多都是被英国流放至此的罪犯之后，以及不信英国国教的清教徒，和各类社会边缘人。
较之英伦三岛，北美的治安，确实差很多。
几十年后美国初建，堂堂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副总统阿伦·伯尔，居然用手枪决斗，一人死亡，一人被判无罪。
为此，尽管英国已经完成了光荣革命，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明文规定，但对北美殖民地的民众，则经常各种刁难，包括限制当地商人把货物卖到英国本土。
这导致北美民怨沸腾。
潘恩更是明确指出，这无异于让占据北美人口绝大多数的合法民众，都因为当地确有一些不良分子，而受到株连，或曰连坐。
换言之，每个人“我就是我自己”的常识，都被有司否定，仿佛沦为其他人——例如家人或当地父老乡亲——的附庸。
这显然是荒诞的。
可惜的是，英国当局对北美百姓，没有“叫停连坐”，也没有终止歧视。
在日益高涨的民怨下，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
北美十三州从此与英国分道扬镳。
潘恩此书成为美国的立国之基，其思想融入美国法律，并逐渐成为西方多数国家的共识。
反观这里，连坐的余孽，至今阴魂未散。
连“我就是我”，都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托马斯·潘恩出版《常识》一书约百年后，美国越发强盛，日本被美国黑船轰开国门。
接触西方文化的日本，迅速实行“明治维新”，大量移植西方现代文化，包括法律。
维新元老西乡隆盛，和很多旧时代的武士，丧失了身份特权。
他们心怀不满，发动兵变，失败而死。
西乡隆盛从功臣变成罪人，而且是“社会危害
性极大”的国家级要犯。但与此同时，其弟西乡从道，继续担任高官、被委以重任。
因为西乡从道没有参与叛乱的确凿罪证。
按照维新之后效法西方国家的日本法律，既然其本人无罪，就不受株连。
此后，西乡从道屡次立功，其功绩未被抹杀，晋升也未受阻挠，一直做到海军元帅。
反观和日本“文明开化”同期的大清王朝，从洪秀全不懂事的幼子，到未曾参与百日维新半点的康有为之弟康广仁，都因家人获罪，而连坐被杀。
还有很多他们的亲友，即使终日闭门独坐，也被发配为奴，或者被从此罢官，永不录用……
然而，废除连坐的日本，社会更加井井有条。
反观动辄“灭门九族”，甚至曾因一些人反抗，便全城连坐，在扬州和嘉定屠城的大清朝，和自古坚持的连坐的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命运如何，众所周知。
连坐者的无辜血泪，换不来真正的国泰民安。
进入20世纪，这片土地曾经出现过连坐的极致——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蒙受家人株连者，升学、就业处处被卡死，还被冠以“狗崽子”之类的骂名。
其中不少人被挤兑得无法生存：这难道不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吃人”？
那是一段空前荒诞、反智、反人性的岁月，也是国家最苦、社会最愚的人类文明低谷。
一如书中所言：一旦大家藐视常识，人间就只剩下野蛮。
那些至今仍为连坐招魂的“才俊”们，你若闭嘴，便是晴天。
从法工委的明确叫停和三令五申，到部分网民的反对理由，都足以表明，彻底告别连坐，在已步入2024年的今天，依然任重道远。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是封建传统的一部分，现代化的法治和条文，变得流于表面；
实际的“王法”，是酱缸般腐臭的陈规陋习，和惯于欺上瞒下的“农民式狡猾”。
试想，假如我本人，因为家人犯罪入狱，而被当地降低了社保标准，甚至即使穷困至极也得不到特困户的应有补助，此刻，敢不敢挺起腰板、讨个公道？
哪怕面对一个社保办事员，如果对方声称上面还没明确表示，此时此地无法答复，我又能如何？
或者，扪心自问，如果我在某国企的人事部门工作，面对几个同样出色的应聘者，其中一人的父亲，身犯重罪入狱；
我会不会近乎本能反应地，把那个“罪犯之子”，从候选名单上删掉？
可能沦为连坐制度的受害者，求诉无门；
同时，也可能是连坐制的卫道士、刽子手，或曰一个浑浑噩噩、血冷如冰的“螺丝钉。
也正因为如此，潘恩的《常识》，至今历久弥新，而且常如黄钟大吕，直触灵魂。
这究竟是潘恩等思想先贤的伟大，还是我辈后人的不肖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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