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两议青年学子千家驹

胡适先生，作为民国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生坚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一生坚持理性始终远离偏激和刻薄，在意识形态之外的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界，长期都享誉着极高的评价。胡适先生当年对青年知识分子千家驹先生的两次议论，足以反映出其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与宽厚待人的学长风范。

· 1931年，胡先生的爱徒吴晗专门请托胡适先生为刚刚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年青学子千家驹同学谋一份职业。胡先生见过千家驹后，对其谈吐举止、论文选题和个人不幸经历有颇深印象，因此专门介绍“他的朋友”去找当时的知名学者、社会调查所主任陶孟和先生。陶先生自然不敢有违胡适先生的托付，经面试后愿意在其调查所为千家驹同学安插一位置。但数日后，陶孟和先生即奔去胡适处，告知他从侧面了解到的千家驹的特殊情况。原来千家驹同学在北大读书期间经常参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属于“知名捣乱分子”陶担心他是共产党人或与中共有瓜葛，非常担忧。胡适先生听后，随即用几句话就打消了他的顾虑，胡先生说：“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经胡一番好言劝说，陶孟和先生最终勉强答应了，在后来的工作中也给了千家驹很大的包容和信任。

· 1936年，千家驹与杨梨音喜结良缘，胡适先生作为证婚人应邀在他们的婚礼上致辞：“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主席，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此时的胡适先生其实已隐约知道了千家驹的真实身份，但他也只能以这种玩笑的方式略作暗示了。

刚满17岁就开始积极追求进步、憧憬共产主义伟大梦想的千家驹同学，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即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年青激进的他曾经自诩为“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一度在广西桂林经济文化界活跃非常；还有人评论他“比左派还左”。抗战期间周恩来副主席在桂林召见他及胡愈之等同志安排长期潜伏工作时，曾当面指出了他的激进高调缺点。

新政权建立前夕，他由香港工作地风尘仆仆奔赴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报到，随后在新政府内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国家工商局前身）副局长及清华大学教授等要职；轰轰烈烈大革命开始后，他经历了抄家、批斗、羞辱、殴打、自杀未遂、牛棚隔离及干校改造等全套“世界观改造”项目。理想彻底幻灭的他终于在1989年后去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居住期间还皈依了与人为善的佛门。

彻底脱离红尘后的千家驹终于开始了对自己一生真正彻底的反思，并写出了内容极其丰富，认识更为深刻的《晚年自撰年谱》，文中除实事求是介绍了许多重要历史事实外，还坦诚评价了自己曲折坎坷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他主动披露了当年曾积极参与口诛笔伐“章罗右派反党联盟”及其“同伙”的可悲事实，也坦露了自己当年因领头痛批经济学界好友同仁章乃器先生而留下的深刻内疚之情。

他在去国之前数年，坚决谢绝了中央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要求；深切热爱祖国的千家驹先生2002年于深圳离开人世之前，还给自己的后人留下了这样一段殷殷切切的期望之语：我深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