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真的是“贤君明主”吗？

几十年前，革命伟人昔日一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革命史学家范文澜一部《中国通史》，竟把那个西汉第七代皇帝“汉武帝”刘彻给打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最难能可贵的四五位“贤君明主”之一，正在阴间晃悠的刘彻如能获悉自己在千余年后还能获得如初之高的新“谥号”，估计他一定会睡着而笑醒的。

百度资讯目前对这位“贤君明主”（与轰轰烈烈之前略有不同的是，最后也委婉地指出了他在强化中央集权及穷兵黩武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似乎意味着他还存在着比“略输文采”更严重的问题，笔者注）的评价文字照录如下：

西汉酷吏、御史大夫杜周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前156年？—87年3月29日），西汉第七位皇帝（含前后少帝），政治家及文学家。汉武帝在位期间为公元前141年—87年，在政治上，创设中外朝制、刺史制、察举制，颁行推恩令，加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在经济上，推行平准、均输、算缗、告缗（鼓励举报告发漏税人制度，笔者注）等措施，铸五铢钱（统一币制，由官府垄断铸币权，笔者注），由官府垄断盐、铁、酒经营，并抑制富商大贾的势力。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设立太学。对外，汉武帝采扩张政策，除与匈奴长年交战外，还破闽越、南越、卫氏朝鲜及大宛，又凿空西域、开丝绸之路，并开辟西南夷。此外，还有创设年号、颁布太初历等举措。但他崇信方术、自奉奢侈，兼以穷兵黩武，引发统治危机，晚年爆发巫蛊之祸，后因对外扩张受挫而颁《轮台诏》。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葬于茂陵。汉武帝的历史影响深远而复杂，古今评价亦存诸多争议。死后谥号孝武皇帝，宣帝时上庙号世宗。其事迹多见《史记》、《汉书》，其轶事则多见《汉武故事》。”

其实，在排除了刘氏版的《史记》与《汉书》后的大量历史记载上，可以充分显示出，这位长期“一身正气”的皇帝老儿绝非只存在“略输文采”那一点点不足之处，他在君临天下期间的所作所为，若用“荒唐之罪或罪大恶极”表述也绝不为过，笔者择其要点归纳为三大类分别表述如下，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 假“依儒治国”之名，行“朕即天下”之实：生性霸道、独裁兼残忍的刘彻登基后（尤其是在专权的窦太后驾崩之后），为了有力打击抑制诸侯国王侯、旧公卿贵族及任何可能的“谋反叛逆者”，他在政治上颁布了“推恩令”，设置了位高权重的刺史专门监控各诸侯国君臣的一举一动，以所谓“法制”手段约束限制他们的权势；在思想上则推行大儒董仲舒炮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彻底铲除道教及道家的传统影响，并任用大量的儒学文人（知名者如董仲舒及公孙弘，也有只会写文章的迂腐儒生）及商人出身的政治（如炮制“盐铁论”、设计“算缗及告缗法令”配合滥征捐税的桑弘羊等）担任各类高级行政职务或作为自己的亲信幕僚，借已大规模削弱钳制丞相传统的权力。

因轻信谗言，心胸狭窄，刘彻在位期间还不断对三公九卿甚至王侯大开杀戒，莫名其妙掉脑袋的知名者如其长辈、淮南王刘安（被逼自杀）、王子刘建及麾下僚属几十人皆受满门抄斩重刑；为防日后外戚干政，还赐死了太子殿下刘弗林（后来的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在先后为其效力的13个丞相中竟有6个被诛杀，1个被逼自杀，知名者有窦婴、公孙贺、朱买臣及庄清霍。刘彻还以宗室祭祀中诸侯及功侯所献“酎金缺斤少两或成色不足”为借口，先后削去了187个王侯的爵位（酎金是否足量或成色如何，纯凭刘彻肉眼所定）。

· 任用酷吏决讼断狱，编造“巫蛊之祸，草菅人命”：汉武帝在位53年，先后任用张汤、义纵、赵禹及杜周等大名鼎鼎的酷吏担任廷尉甚至御史大夫等最高司法长官，长期根据圣上之意旨，执掌着立案、侦查、缉捕、拘押、刑讯、量刑及随时替皇上修定并解释“法律”的综合大权。酷吏们抓捕“案犯”后揣摩刘彻对案件的好恶，在编造出全部“证据”后，再做出“从轻或从重、从慢或从快”的判决。针对大臣们“身为最高司法长官为什么不依律秉公司法”的质问，刘彻的司法顾问、忠实酷吏杜周御史大夫却不屑一顾地如此回答：“三尺法是哪里来的?以前皇帝颁布的叫做‘律’，当今皇帝颁布的叫做‘令’;只要是皇帝现在的意思就是法律，哪里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法令?”

为了满足汉武帝生性多疑甚至神经质的“破案指示”，酷吏们在刘彻宠臣江充的亲自指导及大量方士术士的密切配合下，竟不择手段精心编造出了一桩耸人听闻、流血丧命无数的“巫蛊巫术”要案。他们采用伪造、栽赃、刑讯逼供及诱逼疑犯互相检举告发等恶劣手段，先后将后宫嫔妃、宫女、门卫侯、内廷卫士、涉案官员、甚至包括太子刘据夫妇及2子1女、阳石公主、诸邑公主、丞相公孙贺父子及名臣卫青大将军之子卫侯卫伉等数以千计无辜者关入天牢，严刑拷打，追查同谋，待机判决。被冤杀的知名者有：刘据被逼死，2子1女被杀；两公主被杀；公孙贺满门抄斩；卫伉被杀；当“贤君明主”刘彻获悉此案原来纯系一大冤狱后，又怒杀了“专案组”负责人江充及苏文等多人，之后还假惺惺地建了一座“思子亭”以抒发思子之情。

· 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耗尽父皇所聚财富却一事无成：刘彻在位执政53年，却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与匈奴打了44年的战。连年的东征西伐大动干戈，非但耗尽了父皇景帝用“放任自流，息兵养民”方式所积累的巨量财富，还驱举国民众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境地：为应付络绎不绝的对外征战，军民比例由正常的1:80变成了1:30，全国民众常年有三分之一必须服兵役，上前线，戍边防，无数青壮年劳动力战死或饿死沙场；到汉武帝驾崩时，全国人口已从他即位时的5000万减少到了2500万。

花光祖宗遗留的巨额财富后，为筹措巨额军费，刘皇帝的智囊团又帮他设计了“按比例抢劫富人、中产及穷人的“算缗及告缗法令”——取消传统的税收法律，先从高估算你的财产并作出等级分类，再逼你按不同的比例缴纳捐税赋，还鼓励举报告发，偷漏税者被严肃查处（经常会被处全部家产充公）后，忠君爱国的举报告发者还可获得该罪犯的一半家财。

到后来，面对四面八方的敌对势力，尤其是运动作战能力极强的匈奴，英武不屈的“贤君明主”也实在扛不住了，终于在否决高级智囊桑弘羊“请求继续遣兵屯田”奏折时，颁发了《轮台诏》，公开宣布自此终止对匈奴的军事行动，重新启用老祖宗制定的但原本被斥为不爱国的“和亲”及其他安抚匈奴政策。历史上还有人将此诏书成伟人汉武帝高度知错认错纠错的“罪己诏”，笔者不愿苟同此论，认为此诏书充其量就是一份避免自己头撞南墙的“求和书”而已。  

伟人毛除了在诗词作中点评其“略输文采”外，还曾经著文对昔日“贤君明主”汉武帝做过如下似乎褒贬参半的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汉武帝刘彻究竟是一个伟大的“贤君明主”，还是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轮台诏》究竟是虚怀若谷英明皇帝的“罪己诏”，还是这位孤家寡人于焦头烂额中的不得已之作？相信读者诸君一定会做出准确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