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旧事：倒霉的名牌大学生

笔者在居住了三十五年之久的旧式大杂院中，亲身体验了人生的无数喜怒哀乐与悲欢情仇，而其中有三位毕业或即将毕业于名牌大学但后来却命运多舛、历经艰辛磨难的大学生已永久地镌刻在了自己的心灵深处。

一位是东南大学（当时名为“”南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60届的高材生邻居俞先生，他及家人的凄凉情景至今我也难以忘却。1960年代初他因已有妻小，故毕业后未服从组织分配去遥远的大庆油田而丧失了职业、户口和粮证，成了真正的“黑人”。在可怕的三年大饥荒期间，身材高挑赢弱瘦削的他只能在一个小基础工程队以临时工身份打工抬土方，与做“民办小学代课教师”的年青妻子携手含辛茹苦养育着两个幼小的女儿。

俞先生家寒碜至极的陋室让笔者至今难忘，有时收电费或跟随院里的中学生求教数学难题会进入其家，发现他家的贫困状况在我们这个贫民大院中无疑当属“倒数第一”。约15平方米的房间里粗水泥地、毛灰桨墙壁，除了一张旧方桌、几张旧木凳和一大一小两张放置在红砖上的旧木板条床板外，就没有任何的其他家具了，大人小孩有限的衣服只能挂在悬空的一根铁丝上（纸板箱在那个时代还是相当紧缺之物品）；后来，基础工程队领导发现他还是名牌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生后，也不让他继续挖土抬土了，并发挥其才能让他担任了临时工“技术员”。有时去他家，还能看到他在认真阅读对我们如同天书的建筑蓝图。

“文革”爆发后的第三年，因不服从分配而受尽煎熬磨砺的俞先生一家被遣送回了苏北老家，“文革”后期因疾病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在把知识分子由人变虫再变成鬼的过程中，有一个长期被糟蹋被凌辱但却始终没有倒下的身影终生无法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詹先生是笔者二哥的忘年老友兼师傅，他1928年出生于江西省婺源（民国时期隶属安徽）的地主家庭，1947年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原香港文理学院）英语系。在校期间，年青的他因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团活动而被港英当局警方逮捕、关押并引渡到大陆国民政府警方。

1949年年底，詹先生出狱后回到了老家婺源，拥有一点“革命经历”的他被安排到九江市政府工作。1952年他获保送进入名声显赫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专攻机电。在毕业前夕，年青的他兀然被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帽子。已近而立之年的他因充分估计到他继续留在东北的可怕后果，便携自己的恋人（同学之妹）逃离学校，悄悄流亡至南京的亲友处（其姐为南京工学院讲师），“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不久才在一家新建的街道小厂里谋得了一个临时工技术员的差事，因无个人档案，他的大学学历不被承认。

“三年困难”时期他一家三口（后变成四口）因无档案无户口无粮证而成了后果自负的“黑人”，生活艰难万分，一度时间全家四口人挤住在仅10平方米的小屋中，到处向人借粮票买米下锅。1960年几乎完全由于他精湛的技术水平、优秀的公关能力与积极主动的联络牵线，小小街道工厂得以承担了国家铁道部替代进口机车仪表的研制任务，他还为企业从铁道部拿回了15万元的新产品研制费，让区政府和街道领导弹冠相庆，之后总算为他取回了个人档案，办了户籍，一家四口才有了粮票。三年后该厂的机车仪表生产部分被整体合并至上海铁路系统，新组建了部属企业上海信号工厂，由于“历史问题”仍未解决，哈工大高材生的他还是只能继续担任普通技术员。

轰轰烈烈“文革”开始后，詹先生的命运又兀然滑向了更可怕的深渊——被清理出技术部门改行车间清洁工，大扫帚一握就是十年。“文革”结束后被“宽大处理”改任车床操作工，改革开放后被重新调入技术部门，后来又调上海铁路局工作，还给他补办了技术职称。历经人生炼狱磨砺煎熬的詹先生始终没有倒下，无论专业技术、管理技术还是中外文史艺术皆属于出类拔萃之辈。

从铁路局科技处退休后随其子移居去了美国，抵美不久后英语及科技水平俱佳的他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学院做了几年客座教授。从他那知书达理、仪表堂堂的形象及高度近视镜片后的双眼中，我们虽然极少看到沮丧、失望、幽怨和痛苦，但一个巨大的问号几十年来却总会不时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詹先生如果没有被糟蹋几十年，我们的民族会不会多出一位专家、一位科学家、一位工程院士、一位知识型企业家或政府官员？

第三位不幸者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大学生王女士。她在毕业前一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不慎落进了大网，运动之后被发落到郊区一农场改造世界观。在工作中与笔者因“精简”失业后再谋职于该农场的“农村民办小学代课教师”大哥相识了。因具有共同的文学与音乐兴趣爱好，大哥逐渐与王女士萌生了恋爱关系。外表儒雅的她来我家做客期间，竟然能与我教历史教语文的教师父亲及伯父娴熟畅通地交流中国古文学及古今历史，我们几个姊妹都对这位前大学生农场女工高深的文化水平钦佩有加。

后来，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我们的“右派”父辈们出面干预了，估计私下“约谈”了我大哥，约谈的具体内容我们这些小屁孩当时自然是不清楚的，只发现王女士之后不再来我们家做客了。十多年后，在父辈们拉家常时，我们终于听出了当年父辈们因为太清楚“黑加黑”等于什么颜色了，因此不得出面不阻止了这段后果严重的恋情，而父辈们当时的公开解释理由是“王女士不懂礼节，自高自大，与长辈聊天交流时不知道上下尊卑与规矩。大哥与王女士的恋情终断后，我们就再也不知道其具体情况了，更不知道她在轰轰烈烈运动中有没有被再次触及了灵魂。

回忆这些当年的大学生，发现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专业知识扎实，知识范围广泛，民国风范犹在，凡夫俗子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