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浩男 | 庐山训练的个体经验与基层回响

庐山训练的个体经验与基层回响

——以黄体润为中心

项浩男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项浩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举办了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来自江苏省丰县的黄体润参加了第二期训练，以《黄体润日记》为主要材料，可帮助我们探究一个国民党基层干部参加训练的体验和感悟。黄体润受训期间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他在学习中愈加坚定了抗战意志，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回到丰县后，黄体润将学习的内容传达给当地干部和民众，宣传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努力从事抗战动员。黄体润的案例，呈现了国家意志自高层传递至基层的脉络，也为考察国民党的抗战动员模式提供了线索。

关键词

庐山训练  黄体润  蒋介石  丰县  抗战动员

　　1937年7月至8月，国民政府在庐山举行了第三次暑期训练。这次训练由蒋介石指导，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实际负责，学员来自包括东北四省在内的全国各省市，以“复兴民族、抵御外侮”作为直接目标，具有鲜明的抗战特征。既有研究主要利用蒋介石和陈诚的相关档案，探讨此次庐山训练的创办经过、组织结构、训练内容等。站在“训练者”的视角固然可以使我们明晰训练的宗旨和目的，但“训练”是一个双向过程，受训者如何参与训练、对训练采取何种态度，训练对其产生了什么影响，亦是需要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果能从具体人物的所思所想出发，将训练者与受训者之间的互动、计划与效果之间的契合乃至张力完整地呈现出来，或能带来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新观点。

　　参加过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第二期训练的黄体润（1896—1996），时任江苏省丰县政府第一科科长，他将受训经过和感悟详细地记在了日记中。作为苏北小县的基层干部，黄体润思想偏向传统，热心地方事务，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崇敬蒋介石。第三次庐山训练使黄体润亲身聆听了蒋介石、陈诚等军政要员的训导，坚定了他抗战救国的信念，使他获得了关于抗战的新的思想资源。回到丰县后，局势愈发紧张，黄体润积极投身抗战动员，将抗战意识传递到丰县的基层社会。黄体润的案例，为我们从受训者的视角自下而上地观察第三次庐山训练提供了契机。本文综合利用《黄体润日记》及其他相关资料，从个体的思想与行为入手，着重描绘黄体润参加训练前后的心路历程，彰显大的历史环境中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呈现国家意志自高层传递至基层的脉络，并尝试反思国民党抗战动员模式的得失。

一、 基层干部的思想图景

　　黄体润，字玉山，生于1896年，江苏省丰县城南黑楼村人。在1949年去台湾前，黄体润的人生经历基本没有离开丰县。丰县位于江苏省西北端，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带，与省内的沛县、萧县毗邻，全面抗战爆发前，丰县属江苏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今属徐州市）。1931年，江苏省在划分县等时将丰县评为三等，面积、人口、财赋三项重要指标在全省几近垫底。江苏省民政厅在编写省内各县概况时对丰县有如下描述：“自黄河改道北流，旧槽淤塞，每逢秋雨，辄成奇灾，……人民职业大都以农为主，……人民不识字者，占全县人数百分之九十。……商业素不发达，……境内无业而贫苦之民众颇多，季夏青纱障〔帐〕起，尤为土匪猖獗之秋。”然而，这样一个地瘠民贫的小县却有着其他易被忽视的面相：其一，从政治版图看，江苏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丰县所在的徐州是战略要地，国民党政权对丰县的影响不容小觑，其各项政策在这里都得到了有效落实；其二，从地理位置看，丰县地处华北与华东的交汇处，既深受南京方面的政治辐射，又方便获知北平方面的动向；其三，丰县邻近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交通便利，可乘火车去往南京、上海，县内设有邮局、电报局、长途电话局，消息灵通。政治控制、战略要地与现代交通信息这三项要素，构成了将丰县与国家联系起来的通道。

　　丰县教育落后，民众文化程度低，黄体润是该县颇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他于1920年从徐州的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毕业，该校成立于民国初期，在徐州享有盛名。从黄体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阅读经历看，他的涉猎范围比较广泛，新旧夹杂。出现在日记中的书目有《阅微草堂笔记》《古今姻缘谱》《清代三杰曾左彭》《胡适日记》《近代侠义英雄传》《冯玉祥笔记》《鲁迅杂文集》《现代中国散文选》《孟子》《现代中国名人外史》等。从内容上看，除胡适、鲁迅的著作外，其余书目传统色彩比较浓厚，儒家经典、侠义精神、名人事迹是他感兴趣的类型。黄体润对读书的态度很能体现儒家哲学的影响，他将读书视作修身的重要途径，“每日黎明即起，读书一二小时，自去夏迄今，自觉进益不少”。他从《冯玉祥笔记》中了解了第一、第二、第三国际的知识，但兴味索然。最能打动他的是冯玉祥“系一士兵出身，虽年逾四十，而犹能好学不倦”的精神，反躬自省，认为自己也不能荒废学业。修身除增长知识外，还要提高道德修养，黄体润从《论语》中汲取养分，将“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及“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奉为圭臬，作为处世接物、律己教人的指引。

　　儒家哲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黄体润看来，修身的目的不仅在于完善自身，更在于服务社会，“抽暇读书，为吾辈服务社会者最重要之修养，不读则思想日渐落伍，将来何以自立”。国民政府成立后，黄体润历任国民党丰县县党部监察委员、执行委员、县教育局局长、县政府第一科科长等职务，一直是丰县的党政首脑之一。他积极投身到土地陈报、防洪救灾、振兴教育、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整理财政、禁毒禁烟等各项县政工作中，为丰县的地方事业耗费大量心血，始终秉持着“惟有矢勤矢勇，努力服务，以副地方及县长之期望”的信念。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亦使他时常提醒自己“党员不要忘掉自己的立场，应随处为党效力”。

　　近代技术为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虽然身处苏北的僻远小县，但黄体润能通过广泛阅读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国际形势。黄体润经常阅读的报纸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他会将一些重要的社论抄录在日记中，并转载到由他主编的丰县当地报刊《丰报》上。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族危机日渐深重，报刊上常见相关报道和评论，启发了黄体润对国家前途的思考。比如黄体润从《大公报》得知因大量进口外国货，中国贸易连年处于入超状态，故他将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视为救国的重要手段。他为此专门撰写了《自作孽》《爱国》等文章刊登在《丰报》上，批评国人喜用洋货，认为“能于日常服用之物不购洋货”是爱国之道。再如自1935年起，日本图谋华北的野心日渐昭著，中日双方在察绥一带发生武装冲突。1936年12月，黄体润得知傅作义取得百灵庙大捷，认为“抗日御侮空气，如此紧张，如此一致，民族复兴，可计日而待也”。

　　需要提醒的是，黄体润认同的民族主义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如1933年10月15日，他在丰县观看了名为《炮打雨花台》的戏剧，因剧情“对于太平天国之人物侮蔑备至，对于满清极歌功颂德之能事”，他认为有违民族精神，决定禁演此剧。为了消除此剧的影响，黄体润从《丰县志》中找出两篇记述清朝官兵捕役扰民的旧文刊登在《丰报》上，并在日记中评价道：“俾邑人咸知清政之坏败，民生之涂炭，以备观省云尔。” 1936年10月底，他在南京游览了明孝陵，对朱元璋称赞有加：“思明太祖以平民为帝王不足贵，所可贵者，为驱逐胡虏，复兴汉族。现在外祸日亟，国难严重，安得如明太祖其人者，出而领导国人，驱逐倭奴，收复失地，以复兴我中华民族乎？”排满口号盛行于辛亥革命时期，当时黄体润正在求学，过了20余年他仍坚持这一主张，排满与排外、抗日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立场的重要支柱。

　　黄体润对国民党十分忠诚，尊重国民政府的权威，崇敬蒋介石。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五十寿辰，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献机祝寿”仪式，黄体润作为丰县的代表前往参加。盛大的典礼、精彩的飞机表演、万众欢腾的场面加深了他对蒋的崇拜。同年12月，黄体润得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遭到扣留，不胜激愤，在日记中痛斥张学良犯上作乱、全无廉耻，“虽食其肉、寝其皮，不足泄国人之愤也”。1937年6月，正中书局出版了《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一书，黄体润马上买来“快读一过”，深觉“委员长之人格伟大与夫蒋夫人之智勇无双，令人敬仰不已，此书吾人不可不熟读也”，并将书中的重要部分连载在《丰报》上。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黄体润已是不惑之年，思想主张、政治倾向均已定型。在他的思想图景中，传统的儒家哲学、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相对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强烈的爱国情怀汇集在一起，蒋介石提倡的礼义廉耻与他从传统书籍中学到的忠孝节义有共通之处，这些要素塑造了他忠诚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崇敬领袖、奉献桑梓、勤学修身的性格。

二、抗战氛围的熏陶

　　豫鄂皖边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刘茂恩曾担任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的教官，他指出：“这种训练是为动员抗敌作准备。”学员郭汝瑰也记述道：“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共’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战救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是庐山训练的主旨。

　　1937年7月15日，黄体润接到江苏省民政厅的通知，令他前往庐山受训，他原本被安排到第三期，临时改为第二期。黄体润的行程是先前往省会镇江，到民政厅聆训，然后乘船赴江西九江。此前的13日，黄体润阅读《申报》，得知“我方决意奋起与之周旋，北平学生组织慰劳队，各地纷纷通电声援，士气振奋，民心激昂，而国防设备亦较前周到”。军队的决心与民众的支持带来了乐观情绪，他认为此次对日作战或有几分胜利把握。晚间黄体润与友人聚餐，其间畅谈国事，在席者对卢沟桥事变均极为愤慨。

　　18日，黄体润抵达镇江，阅读《苏报》得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日态度软化，他认为：“果尔，则将来必订丧权辱国条约，可为华北前途忧也。”翌日，黄体润和江苏省的其他干部赴省民政厅接受厅长的训话：“赴庐受训，机会难得，可听到委员长及其他中央要人训词。”参加这次训练的绝大多数都是科长、县长等基层干部，能够聆听领袖训话是值得铭记和夸耀的重要经历。厅长还特别强调：“诸位在受训期间，对言语、举动、态度三方面要格外慎重，或许诸位是江苏县府科长，人家要另眼看视。”江苏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这种特别的身份提醒黄体润等人要认真对待训练。

　　19日下午，黄体润乘船赴九江。20日，他在船上购买了《新民报》，读到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的《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一文，他将要点抄录在日记中，认为这份声明“义正词严”，“以委员长之深谋远虑，及近来全国上下一致团结对外之精神，国家民族必可复兴也”。当时船上乘客有纵谈国事者，有唱抗敌歌者，气氛热烈。从报纸上获得的新消息、国家领袖发表的抗战宣言、同船旅客表现出的高昂情绪，都影响到黄体润的心境，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庐山在国民政府时期因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职能而被称作“夏都”。1926年开始，蒋介石连续多年都选择夏季在庐山避暑办公，并多次在庐山召开会议，商定国务要事。1933年和1934年，蒋介石在庐山举行暑期训练，为第五次“围剿”培植力量。1937年7月21日黄体润抵达庐山时，第一期训练刚结束，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通过报刊传布至全社会。《东方杂志》在介绍庐山训练的插图中称“在暑期中，庐山成了我国政治的中心”，并坚信“庐山训练和谈话以后，全国上下必将更坚固地团结起来，为解除国难而共同努力”。22日上午，黄体润前往海会寺报到，并从其他学员处听说“委员长飞返南京，对抵抗暴日已下最大决心，宋哲元部受训军官均分别回防，准备大战”的消息。当时各种新闻纷飞，“宋哲元准备大战”的消息并不确切，但内心早有抗战倾向的黄体润则“闻之兴奋不已”。

　　22日傍晚，办理好报到手续后，黄体润参观了庐山大礼堂。大礼堂于1935年底动工，1937年建成，与庐山图书馆、传习学舍并称为“庐山三大建筑”。三座建筑宏大精美，融西式特色与中式传统于一体，被誉为“中国复兴史上之新建筑物”。法国学者勒菲弗（Henri Lefebvre）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空间的意识形态是存在的。”大礼堂为宫殿式，可容纳上千人集会。据黄体润所见，礼堂东首悬挂着孙中山、林森、蒋介石的画像，左右是强调修身的格言，如“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墙上还写有“军人魂”“亲爱精诚”“立己立人”“革命革心”等字，均是蒋介石的手笔。礼堂西首悬挂着东北四省地图、朝鲜全图、台湾及琉球地图，地图上有岳飞的“还我河山”四字，十分刺激参观者的爱国情愫。墙上还写有“服务革命领袖，复兴中华民族”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20个大字，训练团的十条团训悬列在旁。大礼堂使黄体润感到“庄严伟大，诚壮观也”。空间布局体现出的“抗战御侮”“复兴民族”“忠诚领袖”等国民党极力提倡的价值观念使黄体润颇感认同，他将训条、格言一一抄录在日记中，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轻易放过。黄体润对这种强调努力与自省，融修身功夫与忠党爱国信念于一身的话语十分服膺，而受训以前他也曾将刊登在《丰报》上的蒋介石为军师级长官拟定的16条“做事条理”摘录下来，“以便自修时之借镜焉”。

　　从丰县长途跋涉至庐山，是一条与时代脉搏紧密联系的“朝圣之旅”。原本就对国家前途、民族危亡抱有深切担忧的黄体润，其爱国情怀、抗战意识与民族主义立场在旅途中得到不断强化，庐山独特的政治象征、充满抗战意涵的空间布局，亦使其深受熏陶。时间与空间交织，在庐山这一抗战御侮的中心、民族复兴的圣地营造出了强烈的抗战氛围，为黄体润即将开始的庐山训练做好了铺垫。

三、 教与学：

抗战意识的启蒙与塑造

　　1937年的庐山训练由蒋介石亲自筹划和指导，1937年初，蒋就将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列入了本年大事表中，并于3月31日委任陈诚为训练团筹备主任。自5月起，在陈诚的主持下，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蒋、陈二人频繁往来电报，蒋亲自拟定训练课目、训练方针、精神要旨、授课教师等，体现出他对此次训练的重视。5月下旬，庐山暑期训练团公布训练纲要，其要旨为：“使全国受训之党政军学等工作人员，恪遵总理遗教，服从革命领袖，锻炼健全体格，增进服务智能，以期领导全国国民，完成国民革命，复兴中华民族。”纲要设定了八项具体要目，包括实行新生活、指示总动员要义、普及军事训练以养成军事组织之习惯等。这些代表着训练者的意志，为实现前述目的，训练者精心设计了训练形式和内容，黄体润亲身参与其中，透过他的视角，可获知受训者的感悟和所得。

　　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完全按军队编制，实行军事管理”。军队编制体现在训练团的组织上，训练团设团长和团附，由陈诚担任教育长并承担训练的总责。学员依据其职业性质分为党务、军事、教育、县政、警务、政训、军训、童军干部、新运干部九组，然后编入队伍中。学员队伍分总队、大队、中队、分队、班五级。黄体润是县政组学员，被编入第二总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第三分队第六班。编好队后，他领取了黄色军装两套，军装象征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基层干部至此已拥有了军人这一新的身份。黄体润自勉道：“既为军人，要处处遵守军人纪律也。”

　　军事管理体现在对学员思想观念、意志品质、生活作风的规训上。首先，通过重要的仪式培养爱国精神。根据黄体润的日记可知，受训学员每日早晨5点左右起床，点名、升旗和早饭后开始一天的训练，结束后举行降旗仪式，各级官长早晚均发表训话。升降旗仪式十分严肃、庄重，目的是凸显国家的崇高地位，强化学员的认同。如分队长熊正平的训话：“国旗是代表国色，国歌是代表国声，吾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见升降国旗，听到国歌，都要立正，脱帽致敬。”升降旗后学员要呼喊口号，黄体润对这种表决心的方式非常认可：“回忆每日升降旗时，全体必高呼：遵守总理遗教，服从革命领袖，统一意志，团结精神，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等口号，极有意义。”

　　其次，综合运用精神训话、集合整队、练习军姿等环节培养学员的军事素养，磨炼意志。张卓然是天津第一中学体育主任兼童子军团长，被编入童军干部组。据他回忆：“集合场是露天，用碎石铺地，约有二十度斜坡形，主席台在高处。长时间听讲自带小凳，摆好，面向主席台坐下。短时间集合即站着。不论坐站都是向后仰，很不舒服。”

　　最后，衣食住行等各种日常小事均与自身修养、抗战御侮、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如7月24日，中队长韩汉英向学员讲解服装整齐的意义：“因帽子上党徽是代表本党，表示党要顶在头上，军服式样是国家所规定，穿在身上，表示国家重任，要我们来担负。服装整齐就是不忘党国。”穿上军装，个人的军事化是初步，承担责任是要义。吃饭与国难联系在一起，熊正平训话称：“吃饭每人只限定两小碗，意义就是国家到了非常时期，一切要统制，要节省，粮食尤要统制，尤要节省。”学员的个人生活应讲究卫生、追求整洁。韩汉英要求，走路时不可随地吐痰，因为外国人“说我们人人都有肺痨”，不随地吐痰既是为了卫生，也是为了洗刷耻辱。整理内务是训练团非常重视的一项内容，不仅各级队长检查学员内务，陈诚还亲自讲评。黄体润因床下乱置物件受到过严厉斥责，他自称“整理包袱几费半小时光阴，然犹未尽合要求也”，进而反思：“余平素对于衣服及室内物件，不好收拾，间常亦以为憾。自今日起，决定无论何时何地，必注意整洁，以改从前拉杂污秽之恶习。”日常行为的严格管理给其他学员也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集合，严格检查我领扣、衣扣是否扣好，衣袋是否按规定装东西，手指甲、胡须半分都不能留，室内、院坝、道路、操场均不得吐痰，如违犯纪律，往往被罚站在太阳地晒太阳。”

　　军事化追求组织、纪律和秩序，第三次庐山训练如此重视这一点，深受蒋介石的影响。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对孙中山提倡的地方自治、直接民权不以为然。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就公开批评中国人不守秩序、不讲纪律是贫弱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军队是最讲究组织和纪律的，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有效途径是全国军队化，“社会团体的军队化，全国民众有组织有训练，实在是今后救国建国的不二方法”。陈诚在阐释整理内务的重要性时也说：“中国的一切，从过去糟到现在，以及我们如今不断的受着敌人的欺侮，完全是由于累积了许多小毛病而酿成的结果。”如何改变国人的痼疾呢？需要受训学员以身作则，养成守纪律、听命令的习惯，然后把自己作为连接国家与民众的枢纽，“诸位都军事化起来，就是个个人先从整理自身起，养成守纪律、有秩序之习惯。回去以后，本此精神，再整理民众与部属”。

　　黄体润对上述举措十分认同。1936年，丰县曾陆续组织公务人员参加军事训练，目的是“增加军事智识，及养成作战之技能”。当时黄体润就积极参加：“余以受训功用，不特可用以应付非常事变，且于身体极多裨益，故极愿参加受训也。”在庐山上，他将教官的训话认真记下来，时刻勉励自己：“连日来，团内对于排队、穿衣服、整理内务力讲整洁，一丝一毫不令苟且。同学中因向未养成此种习惯，多以为苦，余觉此乃律己工〔功〕夫，如能从此下去，养成事事留心，处处谨慎，将来对于德业必能日进无疆。”

　　在训练中，陈诚几乎每日都要训话。各级队长的训话大多强调养成军事化习惯的重要性，较少涉及国民政府的军政方针；陈诚的训话与时局紧密贴合，向学员传达国家的抗战政策，解答学员的疑惑，培养学员的抗战意识。与第一期学员相比，第二期学员对抗战形势更加关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一期学员正在庐山上训练，获取的信息有限，第二期学员在报到前已通过报刊舆论了解到诸多信息，虽然知道当前的核心任务是救亡图存，但抗战要怎么进行，战争要怎么打，大多没有确切认识。7月26日，陈诚专门解答了学员们的疑问，他总结了当时的四个关键问题：第一，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何以不去抗日，还要来此训练？第二，中央对日的决心究竟如何，我们大家究竟怎样办？第三，日本帝国主义的真意何在？第四，本团训练期间每期仅仅两个星期，究竟学些什么，怎样去学？陈诚告诉学员，所谓“中央抗不抗日”是不成立的，根本不是“抗不抗”的问题，完全是限度和方法的问题，中央的立场和态度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未到最后关头仍要力求和平，但是和平无望时，便只有决心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他告诫各位学员，应加倍努力，加紧准备，随时随地为国效命，一切听从领袖的命令，贡献个人所有的一切于国家，牺牲到底。黄体润对陈诚的训话感触颇深，他将要点一一记下，认为“吾等益当禀遵勿违”，并对于自身肩负的责任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余自以后，要重立新我，刻苦自励，对于党国多作〔做〕贡献，以尽我国民一份〔分〕子之义务也。”当晚，黄体润给丰县县长写信汇报参加“严格军事训练教育”的感受：“就几日来所得，觉此种训练完全是抗日教育、做人教育，抗日从统一意志、集中力量起，做人从衣食住行、实行新生活起，每晨四时半起床，至晚间九时半就寝，无一时一刻得片息安闲。同学中多为苦，惟职尚未觉有何耳。”

　　除早晚的升降旗仪式和训话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上课。蒋介石对训练课程的制定和教员聘请十分重视。1937年5—6月，蒋介石亲电或转电胡适、吴稚晖、戴季陶、汪精卫等人，邀请他们为训练团讲课。蒋介石设计的课程内容庞杂，既包括地方财务行政、田赋、司法、土地制度、地方自治纲要、地方卫生行政等政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颜习斋哲学与程朱陆王哲学之分析、逻辑学、统计学等学习科目，甚至还有蒸汽与电气动力等科目。可见，蒋介石不仅要塑造学员的抗战意识，使之能参与军事活动，也要培养他们的行政才能，为国家建设服务。训练团邀请来的教师均是一时之选，黄体润聆听了戴季陶、杨杰、陈大齐、张厉生、陶履谦、顾毓琇、陈立夫、马寅初、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学界名流的授课与演讲。他对有关政治和军事的内容非常感兴趣，记述详细，如戴季陶、杨杰、张厉生和汪精卫等人的演讲几乎是全篇记录下来。这些演讲介绍了日本侵华的历史、日本大陆政策、国际战局、中国的军事准备等与中日战事相关的知识。而逻辑学、司法、监狱、电气、仓储、农田水利、乡村教育等只记载了课程名称，未见具体内容。可能他对这些科目不感兴趣，也可能是授课时间短，没有深入了解。

　　对于这些名目繁多、内容庞杂的课程，不同的人偏好各异。张卓然是童子军干部，他对戴季陶有关童子军与国家兴盛的关系和意义的演讲很感兴趣，陈立夫有关易经和《唯生论》的讲话也让他印象深刻，反而是每天都训话的陈诚，“具体讲什么记不清了”。此外，学员对汪精卫的态度也很值得回味。7月30日，汪精卫发表了长篇演讲，他用激动人心的话语号召道：“惟有牺牲，惟有牺牲到底，诸位为什么来读书？就是为了牺牲，最后关头到了，牺牲，牺牲！”汪还说道：“现在平津失守，蒋委员长把失地罪过完全搪在他自己身上，教我们看了，这是有多么难过。”听了他的话，黄体润记载当时的情景：“语至此，汪主席下泪，同学皆下泪。”然而，山东淄博中学训育主任杨正华却提到同学们对汪的窃窃私议：“汪精卫自民国以来，是个翻云覆雨的人物。在党内他是蒋介石的政敌，时而反蒋出国，时而又拥蒋回国，今天口口声声尊称蒋先生，说不定哪天又骂蒋介石是孙总理的叛徒。”对课程的兴趣差异与学员的职业有关，对汪精卫评价的两歧可能受政治立场的影响。

　　至于这些课程的效果如何，教官与学员的看法也有差别。陈诚认为课程安排太满：“大家多觉得两个星期太匆促了，而每天的时间又不够分配。……大家对于学科觉得有一部份〔分〕引不起兴趣，或者听不懂，或者认为无关重要。”第一期训练时担任第二总队总队长的黄绍竑也谈道：“第一训练的时间是那样短暂，需要灌输的科目，又那样繁多，弄得一天到晚，紧张不堪，连休息思索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训练，以之锻炼劳动刻苦的生活则可，欲言改进精神，训练意志，恐怕还要启发学员在内心上多做一些自我反省自我检讨的工〔功〕夫才行。其次一般演讲的课目也太多了，样样都要听取，弄得人脑筋里装不下去。结果，样样都未必有深刻的了解。”也就是说，对于一些课程未必要有深刻了解，能让学员开阔视野就已达到目的了。如7月28日晚，教官讲解毒气种类，并试验催泪弹等新式武器。在试验催泪弹和窒息弹时，黄体润“确觉眼中流泪，喉中作塞”，他不禁感慨：“因系试验，毒质轻微，若为敌人施放，当必较此加甚也。”此外，关于空军、战机、炮兵、歼灭战等课程，以及参观工兵修筑战壕、施放水雷地雷等活动，都使黄体润受益匪浅。之前，他通过报纸获取战事消息，仅对胜负和人员伤亡有大概印象，战争究竟怎么打、选取何种战术、武器怎么使用，这些专业问题他并不知晓。上述这些他从未接触过的武器装备、军事知识，使他对战争有了更切实、深入的了解，并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威力和功用。

　　庐山训练强化了黄体润对蒋介石的敬佩和崇敬之情。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局势骤变。7月28日，黄体润得知第二十九军克复廊坊、丰台，将两处日军完全消灭，不胜雀跃，认为“中日大战，行即开始，吾全国上下，应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一致动员，坚持到底，以争最后胜利，而救国家危亡也”。30日，黄体润得知宋哲元退守保定、平津沦陷，他感慨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已到，我全国上下，应一致团结，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抗日到底，以挽回劫运也。”坚持蒋介石的领导，团结一致抗战是黄体润一以贯之的立场。庐山训练处处强调对蒋介石的拥护，陈诚的训话十分注重培养对领袖的崇敬，强调服从领袖、信仰领袖是抗战的先决条件。在30日降旗仪式后的训话中陈诚讲道：“平津之事就是我们前车之鉴，今后只有在领袖领导之下，奋斗到底，死中求生。”

　　黄体润对蒋介石的崇敬之情不止如此。8月1日，黄体润感染了风寒，赴医务处诊治后请假休息半日，第二天仍未好转。2日早上，他听说蒋介石要来庐山参加补行开学典礼，“以蒋公为中华民族救星，一代伟人，不可不一瞻风采而聆教言，遂决定抱病参加典礼”。蒋介石抵达后，黄体润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蒋，“即立正致敬”。上午10时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发表《对本团第二期开学典礼词训》，叙述平津失守经过，并将纸版训词印发给学员。蒋勖勉参训学员要下定抗日决心，服从命令，严守纪律，随时准备为国牺牲。黄体润并未记载自己的感想，只是说“因聆训两小时，身体几不能支持”。时值盛夏，即便身体有恙，也要坚持听完蒋的训话。

　　黄体润对此次训练十分珍视，不愿因病耽误课程，可惜抱病参加开学典礼导致病情加重，3日不得不请假一天。对此他非常懊恼：“今日告病假一日，睡卧床上，观人上课，不胜焦急，因思身体不强，胡事可为，倭寇方张，国难正殷，吾辈食国家俸禄，受人民付托，挽救危亡，岂异人任，故对于身体万不可不加意锻炼，以为报国之准备也。”翌日，身体略有好转，黄体润便重新参加训练。前述自白显示黄体润对训练宗旨的认同，他将自己的身体素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体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些细节勾画了一位衷心信仰主义、效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崇敬领袖、热爱国家的基层干部的心境。

　　8日，训练结束，黄体润获得毕业证书和纪念章。9日，蒋介石来参加毕业典礼，并与学员聚餐。据黄体润所记，蒋在训话中勖勉学员坚定信心、抗战救国，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聚餐时，蒋介石亦不断鼓励学员要锻炼身体、自强不息。再次聆听蒋介石的训话，黄体润感慨颇深：“词意恳切，以一代伟人党政军领袖，其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俨能师传，无怪乎吾们学员对之均心悦诚服也。”黄体润对中国的抗战前途一直抱有乐观心态，觉得胜利必将属于中国，这是爱国情怀使然，蒋介石的训话无疑使他更坚信了这一点。9日下午，黄体润离开庐山踏上归程，12日在芜湖阅报时得知“上海到有日本军舰二十余艘，平绥路战争颇为激烈，津浦平汉两路亦正在对峙中，大战不日即将开始”，他坚信“全国上下已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现象极好，最后胜利必可操券也”。

　　既有研究指出，第三次庐山训练虽然以抵御外侮为主题，但训练更注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权威的树立。这一点可辩证看待，虽然种种举措确有强化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意图，但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树立权威、统一意志，在当事人黄体润看来是自然之举。1936年双十节，黄体润在《丰报》的国庆纪念特刊中呼吁：“我们要拥护唯一的领袖来和强敌决最后的胜负。”庐山训练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讲话确实打动了不少学员，江苏省江阴县教育局局长张翼鸿回忆说：“当时群情激动，士气高昂，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第九十八师二九四旅旅长方靖担任第二期训练的分队长，虽然他对统一意志、拥护领袖有所指摘，但仍肯定了蒋介石“决心抗日”言论的正面作用，认为这使党、政、军、学各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鼓舞。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参训的学员而言，蒋介石不仅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军队统帅，还是他们的师长，庐山训练的深层意义是建立蒋与学员的师生关系，这是国民党军的悠久传统。自黄埔军校开始，蒋介石就十分注重培养学缘关系，热衷创办各种培训班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尽管受训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但来到庐山接受训练，便建立起了共同的纽带——大家都是“领袖”的学生。聆听蒋介石的训话，使这些学员获得了类似“天子门生”的身份，随之而来的是荣誉感、自豪感、使命感。

四、 从庙堂到县乡：

抗战意识的传递

　　陈诚在第二期训练开学时对学员训话：“各位是全国各界的中坚干部，现在训练干部，便是发动全民族力量的首要工作。”张卓然谈到庐山训练的宗旨时说：“庐山训练团是动员全国人民抗战的发令部，是抗日军事调动的点将台。”可以说，受训的学员既是动员的对象，也是动员的主体。因此，庐山训练的效果不仅要看学员学到了什么，还要看他们是否将所学传递到了县乡基层社会。

　　1937年8月14日，黄体润抵达丰县家中，当晚就有关心国事的村乡人等来询问抗战情形，“告以国家已有准备，全国上下已精诚团结，将来胜利必属诸我国，彼等闻之无不欣慰也”。在庐山训练团中，黄体润只是全国众多学员中的普通一员，回到丰县，他便是首脑人物、权威人士，他的话对不了解上层政略的乡民来说是最可靠、最有威信的。17日，黄体润来到县政府，向县长和县府同仁讲述庐山受训的经过，传达了中央的抗战决心和胜利把握，听者“闻之无不眉飞色舞”。就在这几天，日军飞机频频来徐州侦察，丰县上下人心惶惶，黄体润从庐山带来的消息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18日起，黄体润在上级军政机关的要求下进行抗战动员，丰县的抗战准备包括组织训练义勇壮丁队、征兵、征募粮食物品、准备防空设备等。除以上事务，黄体润还承担精神动员的工作，因为全县只有他参加了庐山训练，更明了抗日的政策和意义。精神动员首先从县党政干部做起，23日，丰县政府召开党政联席会议，黄体润在会上再次报告了庐山受训的情形和感想。他强调军事化的重要意义，鼓励听众：“庐山训练完全为的是抗日救国、复兴民族，抗日是全面抗日，不单独是那〔哪〕一方面，县内各机关同志同仁，应将自己能力贡献国家，并领导全县民众将人力物力财力献给国家。”黄体润所讲内容，基本是在庐山训练中接受的教育，所谓“全面抗日”“中国于精神物质均有准备”“定可获得最终胜利”等，均能在陈诚等人的训话中找到出处。

　　29日，黄体润到丰县第四区宣传抗日意义，该区的乡镇保甲长、壮丁保安队及民众1000余人参加集会。他的演说大纲分三部分：其一是介绍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历史和手段，自丰臣秀吉一直叙述至卢沟桥事变，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分析，并通过介绍东北陷落后的种种惨状警醒民众；其二是强调统一意志、拥护领袖、集中力量的重要性，尤其是要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全国总动员，长期抗战；其三是对比中日国力及国际观感，阐述最终胜利一定属于中国。黄体润的演说内容丰富，包括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仔细查对会发现，这是将庐山训练期间陈诚、戴季陶、张厉生、汪精卫等人的演讲综合而成的。9月，黄体润接连分赴丰县各区进行抗战动员，介绍日本的大陆政策和国人应有之抗敌决心，呼吁“现在全面战争开始，我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已至，为争生存，全国上下不得不努力挽救危亡”，身处后方者不得因循苟且，要努力为国效劳。黄体润扮演了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将在庐山学到的知识归纳、整理之后传播给乡镇保甲长等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使他们了解国家的抗战大计，坚定抗日的决心。

　　《丰报》是丰县政府的主要宣传媒介，一直由黄体润主编，该报自创办伊始就十分关注中日关系，不时刊登相关新闻。随着日本的威胁日渐严重，1936年11月，黄体润指出，面对国家危局，《丰报》应负担起“激发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的意识”的责任。全面抗战爆发后，《丰报》成为丰县抗战动员的舆论阵地。自1937年8月中旬开始，《丰报》积极关注国内抗战形势，及时报道前线战况；关注国际时事，告知民众中日关系现状；发布征募公告，动员壮丁主动报名参军；登载社论和抗敌标语，号召公职人员恪尽职守、加紧工作，民众团结一致、信任领袖、共赴国难。可推测，《丰报》刊登的有关抗战的言论和知识，有一部分是黄体润在庐山训练时学到的。黄体润还将庐山训练期间的日记分数次连载于《丰报》上。此举是希望丰县民众能够详细了解庐山训练的具体情形，进而增强抗战意识。

　　回到丰县后，黄体润除向他人宣传抗日意义外，自己也坚持学习和巩固相关知识。庐山训练期间，黄体润领到训练团发的书籍小册数十本，他将这些书全部带回了丰县。8月20日，黄体润决定“将在庐受训时所领之书籍择要逐一阅读，以增知识”。之后数日，即便抗战动员工作十分繁重，他依然坚持阅读，并将学习感悟记录下来。黄体润阅读了陈诚的《抗敌应有之认识》《当前四个疑问的解答》《本团创办之经过及其使命》《服从领袖的真谛》《毕业赠言》、蒋介石的《现代公务人员之要件》、朱家骅的《个人修养与民族复兴》，以及《戚继光语录》《战时民众组织训练之研究》等书籍。重温这些书籍，使黄体润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明确自己的职责。他认为陈诚所说的“中国没有不能用的兵，而是否能用，其关键完全在将领身上；中国没有不爱国的民众，而能够发挥民众爱国的力量，其责任完全在我们各界领导者身上”；“任劳任怨，但求无愧于心；为毁为誉，一切听之于人”等警策语均可取作座右铭。

　　黄体润将庐山训练当作改造生活习惯、提升思想认识的契机，在训练期间认真参与，回到丰县仍不忘严格要求、勤勉修身。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此次受训后，深感觉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之有价值，特将自己居室一一加以整理，决永久保持整齐清洁四字。”庐山训练还加深了黄体润对身为国民党干部的职责的认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应该如陈诚教导的那样，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并下定决心：“此次我国对日抗战，乃是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关于征募民力民物民财及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等事项，余必尽我力之所能办理此事，以冀对国家民族略有贡献也。”

　　陈诚在第二期训练即将结束时对学员训话说：“本团所最可引为欣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同学过去只有抗日的热情，现在有了冷静的理知的涵养，知道怎样去发挥抗日的力量，才能够得到最后的成功。经过本团的训练，各位已经了解抗日不是个人的事，不是局部的事，非统一全国的意志，整齐步伐不可；各位更当已经知道抗日不是喊口号、贴标语、打电报的事，而是有待于硬干实干，持久而艰苦的奋斗。”应江苏省民政厅的要求，黄体润回到丰县后提交了自己的受训感想，他深感庐山训练使自己在思想上受益颇多，“以前只知当一党员公务人员，应努力国家社会事业，但为何努力及先后缓急之序，率多抉择不当，浪费心力，自经此次受训后，知救国建国之工作，莫先于抗日，抗日尤须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有决心，有计划，有准备，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去努力，去牺牲”。结合黄体润的日记，可看出这份思想汇报并不是应景的官样文章，而是他的真实感悟，陈诚对学员的嘱托，在黄体润身上基本达到了目的。

　　如果将视野放长远，庐山训练可看作黄体润投身丰县地方抗战的开端。全面抗战爆发后，徐州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黄体润带领丰县党政干部，在上级军政机关的布置下，积极从事抗战动员工作，如征募各类物资支援前线、组织义勇壮丁队充实地方武力、清剿土匪汉奸维护县境安定。徐州会战后，丰县沦陷，黄体润将地方武装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在县境内顽强生存，坚持抗战，始终保有一支生力军，在沦陷区内实属罕见。黄体润在艰难的环境中经常用“报效国家、尽忠民族”自勉，用蒋介石在庐山所讲的“地无分乎南北，人无分乎老少，均要出而参加战争”，动员、鼓励民众和士兵加入全面抗战。可见，激励黄体润坚守信念、坚持抗战的因素或许有很多，庐山训练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结论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将中国推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全国上下紧迫地寻找御侮之策。从这个角度看，庐山训练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本侵略而开展的抗战动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将国家意志传递到基层社会的重要中介，希图通过对党、政、军基层干部进行集中训练，强化爱国热情、忠党信念、抗战意识，最终实现动员民众、统一意志、救亡图存。《中央日报》1946年7月发表的文章认为，1937年的庐山在全面抗战的发动上是一个重要的地点，是“抗战发动期的名山”，这凸显出庐山在“动员”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来自苏北小县的科长黄体润很有典型性，体现了教与学之间的互动、国与乡之间的联动。庐山训练使黄体润开阔了视野，明晰了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对整军计划、国防建设等也有了相应的认识。回到丰县后，黄体润积极从事的基层抗战宣传与动员依托的是他在庐山上学到的知识，沦陷期间支撑他坚持开展游击战的信念与庐山训练也有着密切联系。黄体润将国家意志传达到了基层社会，通过一系列抗战活动践行了他信奉的理念。

　　在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发展脉络中，庐山训练是一项合乎历史经验的举措，体现了国民党军事组织的特质和抗战动员的逻辑，即通过短时期内大规模集训，灌输抗战意识，以军事化为基本原则，将带有强烈道德说教色彩的精神训话作为主要手段，把国家、民族与党和领袖紧密绑定在一起。其特质是注重权威，强调命令与服从、责任与义务。这种动员模式滥觞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治校、练军经验的总结。重视政治教育是黄埔军校办学最大的特点，主要通过大量、频繁的精神训话。蒋介石对黄埔一期学生的演讲和训话被编为《黄埔训练集》，主旨是建立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培养军人素质与军人气节。蒋介石对“黄埔经验”十分自豪，日后国民党创办的各类军校、训练团、训练班，基本都沿袭这一模式，只不过随着形势发展而融入新的因素，精神内核则始终不变——通过灌输三民主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等，使学生坚信主义、实践主义。庐山训练中的各类训话，基本都能在《黄埔训练集》中寻找到踪影。不可否认，庐山训练在培养抗战意识和爱国情怀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效忠领袖、以领袖意志为转移的主张显然消弭了受训者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对于黄体润这种偏向传统的人而言，这种模式可能非常具有说服力，但其他政治力量、社会群体却未必会心悦诚服。

　　当国民党的动员模式落实到基层时，显示出了上述特点，居高临下的宣讲与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相结合，民众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就黄体润在丰县开展的抗战宣传和动员而言，他很注重召开民众大会、通过公开演讲宣传抗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平铺直叙，呼吁民众服从领袖和政府，强调为国家贡献力量的责任和义务。在实际工作中，黄体润较多地依赖行政命令和“区—乡镇—保甲”的基层行政体系，自上而下地从民众手中征调物资，组建地方武装。然而除了行政组织外，丰县的国民党力量薄弱，在基层社会中难见身影，也没有成立其他组织吸纳各阶层民众，缺乏针对不同群体分类施策的意识。丰县的民众虽然关心前线战事和国家前途，却是“半强迫”地卷入动员之中。

　　我们不妨以中共作为对照。中共的抗战动员颇为成功，不同于国民党政权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动员，中共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工作重心“放在群众中去，以达到动员群众的力量与依靠群众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共积累了一套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生存策略，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注重理论思考、宏观导向，强调干群平等、官兵平等、群众路线，建立理论联系实际、实践优先的落实机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运用严密、高效的党组织成立了各种民众组织，与群众建立起广泛的联系，注重协调各阶层利益，调动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大范围地团结和取得支持抗战的力量，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韧性。丰县的情况亦是如此。徐州会战期间，“丰县国民党想抗日，但没有办法”，国共双方在丰县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组成民众动员委员会。在中共的影响和帮助下，丰县才相继成立各类民众组织、训练班，将农民、妇女、青年发动起来。黄体润在1938年3月的日记中也承认：“闻二区训练之农民抗日情绪极高涨，‘共产党徒’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之方法颇足为法也。”国共双方依据各自的经验形成不同的动员路径，蕴含着迥异的取向，决定二者动员成效的根本性因素，是能否让动员者的意识浸入普通民众的心灵，获得民众的由衷认同，激发他们积极参与、主动奉献。

　　第三次庐山训练，对国民党政权而言是开展抗战动员的重要环节，是既有经验的再次实践；对黄体润个人而言是一段重要经历，塑造了他的理念，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庐山训练的模式体现了国民党的组织文化与政党基因，是左右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抉择、作为及命运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其与中共在关键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上产生差异的深层原因。

（责任编辑：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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