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丨白鹿原：仁义之德的沉淀与传承
摘要
白鹿原的文化意蕴包含白鹿意象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白鹿原》建构在白鹿原的地理坐标上，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想象、思想与情感等等交织融汇，为当代中国人创造了一个精神家园，其核心价值源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做人”二字。以牛兆濂为原型塑造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征，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的忠实实践者，同时《白鹿原》展现了关学的人格魅力，是关学思想的活标本。《白鹿原》是文化反思与传统文化回归思潮影响下当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试图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确立价值基础。
一、白鹿原与《白鹿原》
白鹿原，属于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管辖，地跨蓝田县、长安区、灞桥区一县两区的灞河、浐河之间，东起点与篑山相接，西到西安和长安，南依秦岭终南山，北临灞河，居高临下，是古城长安的东南屏障。白鹿原远古时期就是人类居住繁衍生息的最佳之地，依山傍水，水上之洲，也叫“华胥之渚”，古称“长寿山”、“首阳山”；汉文帝灞陵位于塬上，故亦称灞陵原。又因居灞水（灞河）之上，故古代又称灞上。白鹿原名字的来源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新丰县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时白鹿出”。《水经注》、《太平寰宇记》也有“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名。”白鹿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支配下的一个原始意象。白鹿古时以为祥瑞之兽，具有至仁至德的纯善之意。《孝经·援神契》载：“德至鸟兽，则白鹿见。”《瑞应图》云：“天鹿者，纯善之兽。道备，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则见。”说明白鹿已经具备祥瑞之兽的特质，只有出现具备仁德的君主统治天下，人民、鸟兽深沐其恩，感怀仁德时，白鹿才会出现。作为白鹿原上最神奇的传说，白鹿被广泛的传播，给原上的人们带来希望和憧憬，是白鹿原这块土地上吉祥、幸福的象征，是白鹿原的精魂所在。
《白鹿原》描写白鹿的传说：
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看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这就是白鹿原。[①]
显然，小说中的核心意象“白鹿”就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虽然有些空灵或含混，但还是较为明确地指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②]，所以一直在民间社会被普通百姓向往着。陈忠实在《白鹿原》中通过典型人物及主要故事情节的描述,与象征的表达互为表里,共同昭示了白鹿意象所蕴涵的深层意蕴――仁义之德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③]
《白鹿原》电影宣传照
其实，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④]也就是说，在《白鹿原》中，白鹿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生活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心理情感、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汇融而成的一种地域文化，属于关中文化。陈忠实自己说得更具体：“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心理，几千年相沿流传的那一番乡俗风情。”[⑤]
地理上的白鹿原不仅是陈忠实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土地的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充满了深沉的感情，而且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儒家文化曾经伸展发皇的地方。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根深叶茂，在白鹿原上形成了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厚积淀。特别是自北宋张载创立“关中”以来，历代大儒的出现使得本地的传统文化愈加厚重、丰富，对当地人的性格、心理、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渗透和侵染作用。“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旦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⑥]
《白鹿原》描述了从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到 1949 年，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在关中地区的白鹿原上的风云变幻、家族兴衰、民族变迁、历史动荡，从家史、村史、家族史的角度展现了20 世纪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根源与心理结构。《白鹿原》小说建构在白鹿原的地理坐标上，陈忠实这样说明他的小说与现实中白鹿原的关系：“西安东郊确有一道原叫白鹿原，这道原东西长约七八十华里，南北宽约四、五十华里，北面坡下有一道灞河，西部原坡下也有一条长河叫浐河，这两条水围绕着也滋润着这道古原，所以我写的《白鹿原》有一条滋水和润河。这道原南部便是秦岭。地理上的白鹿原在辛亥革命前分属蓝田、长安和咸宁三县分割辖管，其中蓝田辖管面积最大，现在仍分属蓝田、长安和灞桥二县(区)，我在蓝田、长安和咸宁县志上都查到了这个原和那个神奇的关于白鹿的传说。蓝田县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鹿原在县城西边，所以称西原，时间在周。取于‘竹书纪年’史料。”[⑦]
显然，陈忠实选取白鹿原以及白鹿意象是因为白鹿原具有典型的关中文化特色，白鹿意象具有原型意义，可以反映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这里紧挨省会城市西安，比其它偏远乡村经历了更多的时代风云激荡。这里又是陈忠实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其作品必然性地溶入了这片土地上方方面面的文化滋养。正如有评论家所论，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⑧]
不仅如此，“白鹿原既是陈忠实的家乡，何尝不是我们的家乡？它早已在陈忠实具有原创性的充满‘在场感’的非虚构创造中，展示了其独特的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普遍性。于是，白鹿原，泥土深处既荒凉苍茫，更野气横生，蓬蓬勃勃。白鹿原上空的一朵云，不仅真实地表现了当下中国乡村的飘忽不定，更真切而诗意地表现了乡亲灵魂与信仰的枯与荣。”[⑨]所以，白鹿原深厚的文化积淀，为《白鹿原》打上了厚厚的底色，这既是自然环境的底色，更是人文环境的底色，还是精神家园的底色。白鹿原与《白鹿原》，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想象、思想与情感，等等交织融汇，为当代中国人创造了一个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的核心价值就源于儒家文化。
二、《白鹿原》与儒家文化
（一）儒学及其核心价值观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主体和主根，而儒家文化则是儒学的思想观念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置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成为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认为儒学可以分成表层、深层两层结构：所谓儒学的“表层”结构，指的便是孔门学说和自秦、汉以来的儒家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等等。它表现为社会文化现象，基本是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或知识——权利系统。所谓“深层”结构，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想定势、情感取向；它们并不能纯是理性的，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情绪、欲望，却与理性相交绕纠缠的复合物，基本上是以情——理为主干的感性形态的个体心理结构。[⑩]由于儒学“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11]所以，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骨干，主要在它已化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状态。正因为此，不但在“大传统”中，而且也在“小传统”中，儒学都占据统领地位。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准确地讲就是儒家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儒家文化成为白鹿原这块儿关中古老土地的最坚实、最深厚的文化基础。
儒家思想以人为本，而仁又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故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以仁为本。儒家经典《中庸》、《孟子•尽心下》、《礼记•表记》、《孔子家语·哀公问政》都引用据说是孔子说的：“仁者，人也”，这是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仁”与“人”在基本内涵上是相通的。在此基础上，“仁道”与“人道”也就是相通的。《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道”。朱熹《孟子集注》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人之为人的根本道理就在于人具有仁这一道德。
仁义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从孔子、孟子到张载，到《白鹿原》朱先生的原型牛兆濂，历代儒者都在不断地诠释仁义思想，践行仁义之道。孔子思想中有仁和义，其中“仁”是孔子提出的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义”则是根据具体情况处事合宜的道德标准。孔子强调的重点是“仁”，其它德目的没有得到太多显扬。孟子以仁义为本，进行人禽之辨和义利之辨。《孟子·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就是说，人与禽兽最根本差别是人有扎根于心的仁义，人的所有行为都应该是从此发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而不是表面上有意地行仁义，此即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孟子见梁惠王时针对梁惠王开口即问何以利吾国，他明确地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旗帜鲜明地把仁义放在利益之上。《易传•说卦传》亦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是人道的主要内容。《礼记·丧服四制》：“仁义礼知，人道具矣”，把仁义与礼智看成是人道的基本原则。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说：天地生人，人就与天地并列为三，居中而立，天气为阳，地气属阴，人在之间具备阴阳二气。天的德行是施与，地的德行是化育，人的德行就是仁义。这就以人的道德性彰显了人在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的特殊地位。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家的阐发、推崇，“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而且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张载说：“易一物而三才：阴阳气也，而谓之天；刚柔质也，而谓之地；仁义德也，而谓之人。”[12]这是揭示易的本质是一物含天地人三才，其中阴阳二气的构成了天道的运行的方式，刚柔材质构成了地道存在的形式，仁义道德则人道所独有的。但是，这三者虽然是可分的，又是一体的，体现为宇宙生生不息的精神。张载接着又说：“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13]
（二）由牛兆濂到朱先生
《白鹿原》中的儒家文化是指传统儒学，包括地域形态的关学沉淀在白鹿原这个地方，并与当地民风民俗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民间化、社会化、生活化的文化现象，是以儒为主，融汇了道佛、民间礼俗、民间信仰等形成的亚文化形态。
《白鹿原》在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突出的体现：小说有一个贯穿始末的关键词，叫“人”——“做人”。白嘉轩夸赞鹿三说：“三哥，你是人！”白嘉轩自己的最高信念也是“做人”，他说，要做人，心上就要插得住刀。田小娥想做人而做不成，泼在她身上的脏水太多了。她对白嘉轩说：“你不让我做人，我也不让你做人。”人者，仁也，包含着儒家精神中讲仁义、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的深刻内涵。“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尊严的人、以仁义为本的人。[14]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格建树。《白鹿原》的作者，对于浸透了文化精神的人格，极为痴迷，极为关注。他虽也渲染社会的变动，但真正的目的是，穿越社会，深入腠理，紧紧抓住富于文化意蕴的人格，洞观民族心理的秘密。在他看来，一个富有文化价值的人格，犹如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民族文化的库藏。支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它的人伦精神，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以至伦理型文化的特征，均可通过人格的结构反映出来。《白鹿原》有多少充满魅力的人格啊，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海、鹿三……哪一个不是陌生而复杂！其中，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尤被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人格代表突现于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
《白鹿原》中的大儒朱先生就是以牛兆濂为原型塑造的，是在牛兆濂生平事迹基础上的艺术创造。牛兆濂字梦周，号蓝川，蓝田县人，清末关中大儒，家就在白鹿原下。他有句名言:“学做好人”，这是儒家思想重视道德价值，以做人为本简洁而朴素的表达。牛兆濂作为关学最后一位大儒，信奉程朱理学，精周易，善推理，能预见，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牛才子”。先生毕生致力于教书育人，学生门人不计其数。先生的一生，布衣自足，不慕荣利，以耿介廉洁自守，具冰雪之操，追求着一种淡泊明志的隐居生活。生逢乱世，为了国计民生，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使得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893年赴三原拜贺复斋（瑞麟）为师，言：“慈亲之命，但愿濂学为好人，他非所望焉”！贺以先生孝义诚恳，收为门下。从此，奉行“学为好人”之道，有求必应，德行乡里。1900年，关中遭遇大饥荒，牛兆濂不辞辛劳，主动站出来主持蓝田全县的赈恤救济事务，做事极为清正。他儿子想在赈济局里谋个差事，获得一点微薄薪水养家，也被牛兆濂拒绝。
以牛兆濂为原型的朱先生，作为儒家文化的正统传人，他与白鹿书院就成为《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中心，成为影响世道人心的道德源泉。白鹿原上的人们大都是在书院接受朱先生的言传身教，学习文化知识，学会做人做事。朱先生是《白鹿原》精神象征，他奉行儒家“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内圣外王之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穿的粗衣布鞋，吃的粗茶淡饭，具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品质，具有温良恭俭让的修养风范；他秉承传统儒家教书育人，教化社会，化民成俗，他以仁义为宗旨制订了《乡约》，指导“仁义白鹿村”的建设；他刚正不阿，在各方势力面前，不卑不亢，洁身自好，保持了君子本色；他忧国忧民，亲套犁铧禁烟，只身劝退方巡抚，危难之际投笔从戎，尽显英雄豪气；他宽厚仁爱，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弟子，还是想改过向善的黑娃，都显示了他仁厚广阔的胸怀。朱先生的精神内核就是“仁义”，他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起的名字——怀仁和怀义就是希望把儒家的仁义观念代代相传下去。特别是黑娃，可以说是朱先生的另一个极端，最后又皈依在朱先生的门下。黑娃自幼不服管教，娶田小娥为妻，当土匪头子，最后幡然醒悟，戒掉大烟，改邪归正，拜入先生门下，开始用功读书，修身养性。黑娃对朱先生的皈依，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皈依，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在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背离而灵魂飘荡，精神无所皈依以后，重新对民族精神家园的追寻和回归，对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信仰和皈依，是当代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上浪子回头的象征。
朱先生的知人和交友原则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儒家强调“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道不同不相为谋”等等。在白鹿原上能与朱先生称友人为数不多。他受江南友人之邀去南方讲学，见到那些比较新潮的南方学者的背离儒家修养的种种行为之后，当机立断，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为由佛袖而去，返回陕西。后来朱先生担任赈灾大使，选用信得过的人手；编县志也选用旧时同窗密友，或才高八斗的饱学之士。这些人品貌端正、与世无争、童叟无欺，为邻里乡亲排忧解难、调解争执，都是具有儒家文化素养的地方乡贤，是把儒家思想传播推行到社会低层的民间儒者。他们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主要人物，他们无需政权的介入，也不使用强制的方式，他们采用的是儒家文化的力量，遵循的是儒家文化价值，依靠的是自身的人格魅力。总之，朱先生是《白鹿原》一面思想和行为的旗帜，是白鹿原的守护神，是白鹿原的精魂。
但是，令人心酸的是由于时代的变化，朱先生自己内心其实也很孤独。在朱先生去世一幕非常感人，当时夫人朱白氏正在给朱先生剃头，朱先生扬起头诚恳地说：“我心里孤清得受不了，就盼有个妈！”说罢竟然紧紧盯瞅着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声“妈——”两行泪珠滚滚而下。朱白氏身子一颤，不再觉得难为情，真如慈母似的盯着有些可怜的丈夫……这说明朱先生本人面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冲击，中国传统的精神家园已渐渐地远离我们时的无力和留恋。在这种情况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个人都不能不流泪，都不能不体会到一种精神放逐的痛楚。剃完头后朱先生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朱先生最终化为白鹿飞走了，他的离去，实际上暗含着儒家文化要遭受重创的命运。果然，在朱先生死后十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把儒家文化打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尽管如此，作者在这里借用白鹿意象想传达的深层寓意是：不管在任何的时代，儒家文化都是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魂，它在冥冥中护佑着我们。最后的白鹿给我们带来了欣慰和希望，传统的“仁义”如同腾起在白鹿原上的那头白鹿精魂一样，必将会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三）儒家仁义的忠实实践者——白嘉轩
白嘉轩以“学为好人”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以“仁义”作为为人处世的价值标准，是传统农村伦理秩序的维护者，是传统社会道德礼义的守护者。小说写到:“他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就是乡规村约，以致从街上走过，喂奶的媳妇们纷纷躲避。白嘉轩真诚地恪守着他信奉的道德律令，用以律人，更用以律己。”《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展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白鹿原》“仁义白鹿村”的由来是这样的：一位李寡妇经中人买给白嘉轩六分土地,白嘉轩慷慨地说:“孤儿寡母,甭说卖地,就是周济给三斗五斗也是应该的。加上五斗!”表现了同情贫弱的仁义心肠。然而在白嘉轩不知道的情况下,李寡妇原已答应鹿子霖用土地抵押借款,从而引发鹿子霖和白嘉轩两家纠纷,经朱先生和冷先生调解,轩、霖二人当面和好，并一起扶助李寡妇。这一举动震动乡原，感动县长,县长亲自为白鹿村树立“仁义白鹿村”石碑,白鹿村从此被人称为“仁义庄”。
“仁义”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美德。白嘉轩在朱先生“学为好人”的思想影响下，自觉忠实地践行仁义，以仁义为人生的圭臬、做人的标准。白嘉轩勤劳俭朴，躬身劳作，修身齐家，重义轻利，达观宽容；他以“仁义”真诚待人，广施善举，没有矫情，不图回报；他家底厚实，原上原下有田地，槽头有牛马，基地上有房屋，土墙里和脚地下的瓦罐里藏有金银，但他却“富而无骄”、“富而好礼”；身为族长，他关注村民疾苦，在众人利益受到伤害时，他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率民抗税交农；在白狼搅得村民人心惶惶之际，族长一声锣响，人们迅即聚合，捐钱出工，修补堡子、燃火拒狼；他运用宗法的权威，修葺祠堂，强化村民的宗法意识以及对道德伦理的情感与信念；久旱无雨之际，他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拖着残疾的身躯，率领族众伐神取水，以虔诚祈佑上苍的庇护；辛亥革命后，他从朱先生那里寻得了救世良药——《乡约》，以此规范和约束村民的行为，从而使白鹿村的人们生活安定有序，恶习荡然无存。总之，在村中重大事情面前临危不乱，不论是在土匪动乱、灾荒饥馑、瘟疫肆虐，还是在时代变迁的关键时刻，都以儒家实用理性的态度、自强不息的精神、刚毅执著的性格、坚强不屈的意志处之，在白鹿原上树立了威望，使“仁义白鹿村”声名远播。
他重视教子读书，为使下一代能更好地传承儒家思想，他和鹿子霖共同开办学堂，为族中的青年人提供教育的机会，被朱先生誉为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并亲自推荐自己的同窗学友徐先生坐馆执教。学堂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和重要传播途径，既有启蒙后代子孙识字念书晓以礼义的愿望，更寄寓了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人对传承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美好理想。朱先生所推荐的徐先生来白鹿村执教时，在学堂开馆典礼中说了一句话很好地揭示了小说的主旨：“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两个字就尽职尽心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两字。”
白嘉轩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与其良好的家风教教分不开。《白鹿原》描写了白嘉轩家族史中的几个故事：一是白嘉轩上推六代祖先白修身,在凭借辛勤劳动而还清债务置买了少许土地后,给每家送去自己地里打下的第一茬麦子蒸出的白馍,以回报幼年讨饭身处绝境时周济过他的乡亲的馈赠之恩,使那些未曾接济他的人也感动以至羞愧,其意即在乡里树立“仁义”的道德精神，也给白家留下了仁义的门风，此后白家老几辈都是仁义居家；二是白克俭，在大旱之年领着族人打井累得吐血而死，名字被刻在井台上；三是那位领着族人在打杀贼人中被刀劈成两截，成为白鹿原一举廓清匪患的英雄的族长；四是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从来不打骂雇工,绝不克扣雇工工钱,他和长工在同一个铜盆里洗脸一张桌子吃饭,在他家做过工的人都和他成为交谊甚笃的朋友。长工鹿三的父亲在白家干了一辈子,与白秉德一直关系友好，白秉德还出面掏钱为鹿三连订带娶办了婚事。这些家族故事凝结为白家“淳厚的祖德”，留下了“耕读传家”的白氏家训，其核心就是“仁义”二字。嘉轩坚守“耕读传家”的家训，把这四个大字镌刻在他家的门楼上，两根眀柱上还写有“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对联，便是最好诠释。在教育儿子上，白嘉轩以严父的形象，将几百年来白家所固守的一切儒家传统文化灌输给儿子，让他们也走“耕读传家”之路。这样，他为整个白鹿原树立了一种精神丰碑。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精神使白鹿原这块古老的大地虽历经纷争与磨难，却坚强而执拗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白嘉轩的“仁义”集中体现在对待下人的关系上。他与鹿三是主人与长工的关系，他却以仁义为怀，对鹿三情同手足，是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情怀的生动写照。白嘉轩与长工鹿三从父辈起就结下友谊，兄弟相待至死不渝，成为一种儒家道德意味的主仆关系。小说中描写他们两人的“义交”尤为感人，他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睡同样的，吃同样的，两人间的感情就如同兄弟，是儒家拟血缘亲情关系的扩大。他们一起劳动的场景，那么默契、那么和谐，宛然一幅动人的田园画。白嘉轩常常教育子女要尊重鹿三，并让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白灵认鹿三当干大，鹿三死后，白嘉轩的那句评价“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表现出了白嘉轩对鹿三的丰富情感。他对长工鹿三之子黑娃一视同仁，让黑娃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接受儒家思想；当黑娃不愿学习而要去外面闯荡时，亦表现出族长应有的宽容和大度；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让白嘉轩觉得丢脸，但它仍能劝慰鹿三；黑娃派土匪打断了他的腰，他仍采取不追究的态度，以德报怨，亲自迎接黑娃回家祭祖；他可以不记前嫌，全心全意地为救黑娃而四处求情，更让人看到了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染的族长的宽仁厚义，使人们为之震惊，为之感叹！正如朱先生说：“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鹿三是一位正统农民形象，他是白鹿原上仁义村白家两代唯一的长工，与他的主人关系处得十分和谐动人。鹿三是个忠仆，他忠于白家。在饥荒时自己提出要离开白家，因为他不想在白家白吃白住，而拖累了白家。忠要忠得其所，白嘉轩是个仁义的好主子，他又是“一个自尊，自信的长工，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人的信任，心地踏实地从白家领取仪定的薪俸”，“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热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这样，财东想要雇一个顺的长工和长工想要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白家是仁义的。”从这淳朴的内心独白中，可以透视出鹿三对他的主人白嘉轩所垂范的仁义道德是那么推崇，是一个善良、忠厚的农民，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
白嘉轩以仁义立身行事并不等于遇事没有原则的谦和、忍让，不是妇人之仁。在遇到触犯宗族的伦理的人和事时，白嘉轩坚守道德规范与家族伦理，表现出绝对的冷酷与倔拗，他拒绝让携小女人回家的黑娃入祠堂，并非只是“不是居家过日子的货”的关心，更在于名不正、言不顺，违背基本的家族伦理。他不顾妻母的反对和族内老者、鹿子霖的跪谏，痛打通奸的孝文，因为他违背了族规，辱没了先人。白嘉轩以仁义为本，将精力集中于修身齐家上，腰断了，他“强盛凛然”；眼瞎了，却显出“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白嘉轩的仁义行为是孔子“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的体现,关学鼻祖张载也有发挥到：“中心安仁，无欲而好仁，无畏而恶不仁”，“徒善未必尽义,徒是未必尽仁;好仁而恶不仁,然后尽仁义之道。”[16]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培养人、学做人、认识人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白鹿原》通过白嘉轩的形象对中国文化的仁义核心价值观做了生动形象的诠释。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陈忠实在《白鹿原》通过白嘉轩表达出来的对文化立场和儒家文化的态度是真实的，也是矛盾的。雷达曾评论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这一方面是文化本身的两重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文化态度的反映。如果说他的真实的、主导的、稳定的态度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和继承，大约不算冤枉。”[17]“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18]“白嘉轩的行为方式和精神人格全面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正负两面性，表现出作者对传统文化精神肯定与否定、赞赏与批判相交织的态度。总的来说，正面肯定大于负面批判。”[19]这其实也不奇怪，这是小说特殊时代环境决定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即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必然。
如果说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的忠实实践者，而鹿子麟则是他违背圣贤教诲，背离儒家文化的典型。他自私、贪婪、阴险，淫荡，耍阴谋，玩手段，攻心计，为争名逐利，不遗余力。鹿子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道学。一方面他也和白嘉轩一样主持正义公道，维护仁义白鹿原的美誉；另一方面，他又干的尽是些见不的人的勾当。他想巧取豪夺李寡妇的土地，他粗暴干涉儿子的婚姻，诱奸田小娥，设计害死了白兴儿，又把白孝文拖入了罪恶的深渊，还整死了贺老大。为谋得一官半职，他残酷的报复了农协运动，被欲望和野心燃烧着，一面在上司田福贤面前摇尾乞怜，一面在田小娥身上发泄疯狂的占有欲。小说深刻地揭示了鹿子麟“家风不正，教子不严，是白鹿家族里鹿氏着一股儿的根深蒂固的弱点”，这个“不正”、“不严”也就是鹿子霖这个人一生的写照。在小说中，他与白嘉轩形成了一种善与恶、智慧与实力、正义和虚伪的较量，令人惊心动魄。
三、《白鹿原》与关学思想
《白鹿原》以厚重的笔墨展现了关中学人坚韧厚重的人格魅力以及关学思想对关中社会浸染渗透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关学思想的活标本。
关学是产生于周秦故地的一脉儒家学派，一般把它划为理学之中。北宋时期，张载早年就经世之志，政治上他既不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也不赞成变法，而是主张改良，恢复井田制。在思想上，他曾经对佛、道多有涉猎，后专注儒家经籍，仔细研读，苦心深思，逐渐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这一时期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一生主要著书教学，他在家乡开办了横渠书院，培养了吕大临、吕大均、苏炳、范育等一大批著名关中学者。因其长期在陕西关中讲学，遂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思想流派——关学。北宋蓝田吕氏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宋史》有传者四人：几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他们成为张载的弟子，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后来与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朱熹的闽学齐名，成为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被后世并称为“濂洛关闽”。张载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儒家历史使命、社会担当和人格尊严的最宏阔的表述，也是关学精神的经典表达。
张载之后，关中金元时期有杨涣的“户县之学”，杨天德，杨恭懿，杨寅子孙三代的“高陵之学”，但影响有限。明朝时，关中学人辈出，在这前后三百多年间，关中的理学家就达百人，当时著名大儒王阳明曾感叹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20]这其中有名的学者有高陵的吕楠、长安的冯从吾、大荔的韩邦奇、三原的马理、泾阳的王徵、周至的李颙、户县的王心敬，华阴王宏撰等。清代关学代表人物有“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他们倡导“明体适用”、“匡时要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等主张，对于关学的承传与发展颇有贡献；他们重视躬行实践，使关学走上笃实重礼的实学之路，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及人文素养影响深远。关学发展到近现代出现了转折，刘古愚往新学方向转型；吴宓就是个现代学者，但还带着关学的某些精神气质；而牛兆濂是公认的最后一个关学大家，传统关学最后一位代表人物。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关学最后一位传人，小说这样写到：“杭州一位先生盛情邀约，言恳意切，仰慕他的独到见解，希望此次南行交流诸家沟通南北学界，……他兴致极高，乘兴南去，想看自己自幼苦读，昼夜吟诵，孤守书案，终於使学界刮目相看，此行将充分阐释自己多年苦心孤诣精研程朱的独到见解，以期弘扬关中学派的正宗思想。”“朱先生重新回到白鹿书院，组织起来一个九人县志编撰小组，自任总撰。另八位编撰人员全是他斟酌再三筛选的才富八斗的饱学之士，有他旧时的同窗也有他后来的得意门生，他们全是关学派至死不渝的信奉者追求者”，这说明朱先生是关学的信奉者、传承者。他代表了白鹿原沉淀数千年的道德传统与伦理秩序，就连白嘉轩也认为朱先生是“圣人”。朱先生自幼聪灵过人，十六岁应县考得中秀才，二十二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头名文举人。次年正当赴京会考之际，父亲病逝，以奉养母亲为由未赴京参加会试。陕西巡抚方生厚爱其才更钦佩其孝道，奏明朝廷力主推荐，皇帝竟然破例批准了省试的结果。巡抚方生多次委以重任，都被朱先生谢绝，自己住进了白鹿书院。朱先生初来时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他用方巡抚批给他的甚为丰裕的银饷招来工匠彻底修缮了房屋，把一副由方巡抚书写的“白鹿书院”匾牌架到原先挂着“四吕庵”的大门首上，并亲自推倒了四位神像，随口说：“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表现了他以儒家为依归的人文理性精神。
作为小说，《白鹿原》不能直接讲关学思想，他是通过文学描写来体现关学精神的，比如关学精神特别重视气节，朱先生也是这样。第二章描写他到南方后，同仁们不提讲学之事，游山玩水，吃酒戏谑，甚至寻花问柳，弄得他大发雷霆：“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感。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吾等责无旁贷，本应著书立论，大声疾呼，以正世风。竟然是白日里游山玩水，饮酒作乐，夜间寻花问柳，梦死醉生……”“君子慎独。此乃学人修身之基本。表里不一，岂能正人正世！”当即斯然决定回陕。回到关中，他一气登上华山顶峰，一口气吁出来一首《七绝》来：
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
这一段把关中学士人与南方士子的差异写了出来，体现了关学强调修身为本，君子慎独，知行合一，崇尚气节的特点，特别是最后的一首七绝，更是把朱先生立地顶天，浩然大气表达的淋漓尽致。张载说：“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养浩然之气。严正刚大,必须得礼上下达。义者，克己也。”[21]通过积善，克己，持之以恒，变化气质，获得正直刚大的浩然正气，才能达到圣贤君子的境界。
《白鹿原》还体现了关学不尚空谈，经世致用，学贵力行，躬行礼教的基本特点。起源于北宋的《蓝田吕氏乡约》是关学学人学贵力行, 躬行礼教的杰作。《吕氏乡约》是吕氏兄弟——吕大防、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制订，吕大钧亲撰的。吕氏家族当时是蓝田的望族，四兄弟先后都从教于著名理学家张载和程颐,其德行、才能、名望享誉关中，是著名的乡贤。他们认为乡贤不应独善其身，而应推己及人，以敦化乡风乡俗，制订规约来在乡里推行教化，目的是劝民为善，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吕氏乡约》以儒家道德伦理为准绳，规定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典型地体现了德治、礼治、法治三元和合的立体乡村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社会治道体系是道德、礼乐和法律的三位一体，礼治在德治与法治中起着中道制衡作用。如果光讲德治与法治结合，没有礼治与德治和法治配合是不行的。《吕氏乡约》以德礼为先、为重，以惩罚为后、为轻，符合儒家德礼为政刑之本，政刑为德礼之末的基本治理思想，不同之处是传统的德礼政刑治理模式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以皇帝-官吏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官方治理，而《吕氏乡约》则是以乡绅-村民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民间自治，反映了宋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方向与模式的变化。《吕氏乡约》是一种士大夫以儒家思想治理乡村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古代一种乡村自治模式。南宋时，朱熹对《吕氏乡约》加以增删而成《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影响极大。明代王守仁曾做《南赣乡约》，对《吕氏乡约》的内容和形式又有所发展。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山东模仿《吕氏乡约》创办乡村学校，推行乡村建设，影响很大。
《白鹿原》把宋代的《吕氏乡约》移植到现代白鹿原，移植到中国现代史上，其实是试图用关学精神解决中国历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出现的底层社会教化断裂，信仰真空，社会失序等问题。《白鹿原》中对《乡约》的制作、推行和效果都做了很多生动的描写。小说下写白嘉轩亲自负责《乡约》的实施，并请来石匠全文镌刻，镶于祠堂正门两边，与“仁义白鹿村”的竖碑互为映照，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这样在白鹿村，“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可以看出，民众对朱先生、白嘉轩及其以《乡约》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崇敬与认同。这就告诉读者，《乡约》作为白鹿原启蒙民众，明礼义、正世风，建设礼仪之邦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有着相当的分量和说服力的，它能够被原上子孙诵读八九百年，正是关学精神的作用。
结语
《白鹿原》创作的背景是上世纪末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文化反思与传统文化回归思潮。近代以来，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的作用，中华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人一度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丧失了自信心，在自己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上陷入了迷茫徘徊，曾经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大加挞伐，横加批判，造成了几代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无知和轻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在新时代的冲突交融，国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寻根热”、“国学热”，回归传统民族文化、高扬民族主义成为热点。在文学领域，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文学界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22]接着，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郑万隆《我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等相继发表，形成了共同的追求：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厚重的“本土文化开掘”之中。只有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只无形的手，中国文学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寻根”理论之下开始进行创作，并形成一股热潮，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为“寻根文学”。寻根文学促使作家把文学创作的视角转向厚重的传统文化，使当代文学清醒地意识到在全球一体化，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身为中国人应当给予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以足够的重视，应该认识本土文化的价值。当代文学只有立足本土文化，在探寻出本民族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吸收世界其他文化的精髓，实现与世界文学的沟通，进而走向世界！
受此蔚为风潮的寻根文学的熏染,陈忠实开始构思《白鹿原》。陈忠实是在1985年写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过程中萌生写《白鹿原》的艺术冲动的,整部作品的构思和结构完成于1987年,从1988年开始正式写作,至1992年春天成稿。作为一部“文化寻根小说”， 《白鹿原》成为这股文化反思与传统文化回归思潮影响下当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小说中，陈忠实立足于文化积淀深厚的白鹿原，把目光投向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他通过历史的厚重和人世的苍凉，试图在这个大开大合的年代中重新审视儒家文化，从渗透在白鹿原上多重复合的文化元素中，寻找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确立价值基础。
《孔学堂》杂志（中英双语），2016年第3期,第16-26页
原标题：白鹿原、《白鹿原》与儒家文化和关学
韩星
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
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河北省儒学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名誉顾问等。
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 中庸读本》《孝经读本》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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