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远笋丨成为“某种人”之前，先成为“人”
导读
古人学习是自身道德修养的需求，今人学习则只是为了炫耀于人。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习是为了卖弄和哗众取宠，将学问当作家禽、小牛之类的礼物去取悦于人。“学以为己”是指教育或学习的目的是追求个人道德生命的完美，它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读书人的最终关怀。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所谓“为己之学”，是说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修养，成就自己的人格，学习是出于自己内在的兴趣。与“为己之学”相对的是“为人之学”，其目的则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学问，而与自己的人格完善不相干，学习并不是出于完善自己人格的内在要求。“为己之学”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它强调知识和行为的一致性；而“为人之学”是与生命无关的外在性知识，是记问之学。
荀子发挥了孔子这句话，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君子学习，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表现在威仪的举止和符合礼仪的行动上。一举一动，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垂范于人。而“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小人学习是从耳听从嘴出，相距不过四寸而已，怎么能够完美他的七尺之躯呢？所以荀子接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古人学习是自身道德修养的需求，今人学习则只是为了炫耀于人。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习是为了卖弄和哗众取宠，将学问当作家禽、小牛之类的礼物去取悦于人。
谢远笋（左）与刘述先（右）
于中研院文哲所
儒家重视“学”，但所谓“学”，绝非知识之学那么简单，学习的过程也是成人、成德的过程，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成就人格。孔子所谓“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所谓“大丈夫”，荀子所谓“成人”，都是对人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而言的，是对人不受外物所役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肯定。儒家认为德性是内在的，因此人格境界的提升是自己的事，只能通过躬身践履，不能依靠别的什么力量。儒家式的教育不是填鸭式的知识灌输，也不能是简单的道德说教，它重视师长的点醒、敲打，弟子的自明自了与自行提高。孔子所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曾子所言“仁以为己任”，孟子所言“反求诸己”，都是说成德、成人是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去实现。
荀子认为，“成人”要做到“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意思是说，权力利益不能使他屈服，群众不能改变他的志向，天下事不能动摇他的心神。“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劝学》）活着是如此，至死也不变。这就叫做有德行、有操守。有德行和操守，才能做到坚定不移，有坚定不移然后才有随机应对。能做到坚定不移和随机应对，那就是道德完善的人了。
上述荀子批评的知识贩售的现象，在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后变得更为普遍。科举取士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知识人的命运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士人成为官僚，靠俸禄生活，因而大受其累。这种紧张，造成了知识人与政治之间没有缓冲地带，从而造成了中国传统士人特有的仕与隐、出处进退的两难境地。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知识阶层中的一部分人逐渐偏离了为己之学的古训，升官发财便成了一部分读书人的追求。韩愈批评说：“夫今之务利而遗道，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上考功崔虞部书》）“学”不再是“为己”，甚至也不是“为人”，而是为了功名利禄。
在某种程度上，宋代书院的大兴正是对上述现象的拨乱反正。书院虽发端于唐代，但它的发展成型、蔚然成风则是在两宋，特别是以朱熹的提倡为中国书院发展的转捩点。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师弟朝夕相处，身教胜于言教，师长循循善诱，点醒启发，弟子逆觉体证，深造自得，绝非肤浅的知识贩售，是典型儒家“为己之学”教育理想的产物。
理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在科举之外另辟蹊径，兴办各式书院，试图找回学术的独立与尊严。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指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白鹿洞书院揭示》）古代圣贤教人读书的用意，莫不是向学习者讲明做人的道理，学习者用它来修身养性，然后推及他人，并非仅仅希望学习者把学过的东西记下来，写成文章，用来猎取声名利禄而已。宋代书院多具有民间性，较少受到官府的干涉，因此可以相对独立地实践儒家为己之学的教育理想。
顾炎武检讨明朝败亡的教训，直接点出：“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与潘次耕札》）在他看来，为了功名利禄而心仪科场，为了名声而为文著书，明朝三百年的文化人就是这样的。这正是明朝溃败的原因。如果读书人都有明道救世的志向，能研判天下形势究竟何以至此，自然就能找到正确的途径而加以纠正，明朝也就不至于灭亡。所以他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廉耻》）
显然，以“学以为己”为根本宗旨的传统儒家式教育，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通识教育（或谓博雅教育），它以培养一己品格的完美为其目的，专门性人才的造就并不是其核心关切。如果说前者对应的是成人的教育，那么后者对应的则是成才（成为某种人）的教育。在现代社会，教育普及化的程度已非常高，社会分工也愈来愈细，划分科系的技术性、专门性教育大行其道，以追求道德的自我建立为目的的通识教育则日渐萎缩。
毫无疑问，源自西方的分科式的现代教育体系，对中国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造成了分科的单一化、知识的平面化等诸多问题。教育竟然忘记了它最为根本的宗旨，即我们在成为“某种人”之前，必须首先要成为“人”。当然，提倡传统儒家式的教育，并不是要否定近代以降中国建立起来的现代教育体系，将其推翻而以书院代之，而是借鉴书院的合理之处以纠现代分科教育之偏，或者说是其适当地补充。
刊于《学习时报》2016年11月17日第A7版：读书治学
原标题：学以为己
凝听经作者授权发布
谢远笋
1976年生，湖北宜都人。2010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获第二届王蕴聪纪念奖学金（刘述先先生设立）；2014至2018年，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教师，从事现代新儒学、诸子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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