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丨儒家“使人心向善”的社会使命（含音频）

社会儒学的意蕴与展开

一直到民国以前的中国政治除了时间轴上的久分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多元统一现象的存在以外，还有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状况。中国的民间社会是一个空间很大的多重结构的、有调节能力的、有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里有很多管道作为自组织系统，民间儒学或草根儒学是在社会底层起良性作用的力量。先秦以前的政治体制是氏族轮流坐庄式的，如夏、商、周就是如此，但到了周代就有了新的因素，这就是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分封制是各自为政的松散的政治联盟，犹如今天的联邦制，但“联”在一起的不是法律，而是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礼制。

秦汉以后实行政治大一统，郡县制被分封制更强化了中央集权，但由于中国实在太大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始终存在和发展变化，所以中央集权始终是有限度的。尽管名义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是“天高皇帝远”，百姓处于自然生存状态，只要赋税一纳，实际上的政治关系是相当淡薄的。相应地，各地往往形成一种以家族为核心的地方自治，而这种地方自治是以儒家思想是为主导的。因为政府管不到下面,维系底层整个社会人心的主要还是儒家文化。进入官场的有士大夫，在民间底层社会的有绅士，来承担这样的文化活动。

儒家的社会空间很大，例如民间自治，有乡约，有乡练团练武装，有各种祭祀礼仪活动与宗族、家族、祠堂，商会和行会组织，有各种民间宗教、地方自治、绅士集团与士农工商等各种社会团体，有民间文化、教育、技艺活动的等等。儒者“作为文化精英，他们是社会意义的施赋者以及政府权威合法性的论证者。这主要通过教育得以实现。特别是儒家浸润于集体精神之中，献身于积累符号资本的长期性投资，以之作为内在于社会的基础重建策略。”民国时期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依托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但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正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和战乱中迅速消失，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儒家，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最后还是无奈地失败了。

儒家所实践的社会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取向，即对统治者施加政治影响；另一则是社会取向，即对民众进行社会教化。社会儒学关注社会，但不是国家的异己力量和反对力量；关心政治，但不依附于权势、寄生于体制，甚至要有抗议精神，批评时政。社会儒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和“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历史担当，关切国家民族、关心现实政治也是社会儒学的应有之义，“以道易天下”、“天下归仁”是其理想目标。

孔子一生收徒授业，周游列国十四年，汲汲而求，一方面试图得君行道，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另一方面则是导人以正，使社会人心向善，使“天下归仁”。社会儒学以儒家的“道”为终极的形而上追求，但认为“道”不在抽象的概念体系中，而是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故孔子《春秋》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整理诗时把描写男女相爱的诗列为《诗经》的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国风·周南》)，就包含了夫子对社会基本伦理秩序构建的高深见解和指导思想。“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从事人间的伦理实践就是为政，何必一定侧身政治才算是为政呢？这是社会儒学的致思方向与发展道路。杜维明说：“先秦儒学基本上是通过教育，通过思想的努力来发生极大影响的，而不是通过实际的政权形式，从由上至下的控制来影响社会的。可以说，原始儒家的动向是通过教育，是通过教化来转化政治，而不是依赖政治权力来塑造理想的世界。……是从教育，从做人的道理，从教化、思想和实践来转化政治的。”

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必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美政”就是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在民间化民成俗。在荀子看来，儒家能够遵循先王之道，其社会的榜样是其他士人无法比拟的，一定会形成清平的国家政治；若不被任用，地位在人下，也必定会以自己的道德影响形成醇厚的社会风气。这就道出了“儒者”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

其实，美政即可美俗，美俗可带来美政。儒家作为敬重人生，关怀世事的“社会良心”，站在“政”与“俗”之间，发挥其“美政”与“美俗”的双重功能。

儒者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成为士大夫，古代中国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大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儒者”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现代政治趋向民主、自由，重视个体价值和普遍人权，给予大众更多的权利，都是社会儒学的应有之义。除了具体的政治操作，为了现代政治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需要儒者深入民间，化民成俗，也仍然是现代为政的最好方式之一。

儒家历来重视社会教化。孔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教合一，官师不分而以“教”化天下的社会。这里的“教”大致包含相当于今天的宗教、教化、教育三方面的意思。《周礼》中属地官,有大小司徒、师保之属,其中大司徒的职责中有所谓的“十二教”:“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其教民的内容可谓具体而广泛，涉及民生的各个层面。

还有《礼记·王制》中亦云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陈澔在这一节下注云:“此乡学教民取士之法也,而大司徒则总其政令者也。”《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可见，当时的政治就是教化，教化就是政治，二者难分难解，浑然一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云:“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

上古、三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局面在春秋又被打破了，于是出现了《庄子·天下》篇中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道术之分裂，乃是道统、政统、学统、教统的分裂。孔子不仅仅重视学校教育，也重视社会教化，即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孔子认为士人在承担了道的前提下还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推己及人，教化天下，使天下归仁。《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这段话体现的正是孔子通过教育培养士人使其担当起教化民众的责任，并进而改造社会的思路。

那么如何安人、安百姓呢?孔子认为应在“富之”的基础上“教之”使安,《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的“教”就是社会性的了，其内容就是价值理性的“仁义道德”，而其教的手段则是灌注入“仁义道德”的精神的诗书礼乐。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第十章“治道与治世”中说：“教化所以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这就是士人之事了。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因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

韩星

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

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河北省儒学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名誉顾问等。

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 中庸读本》《孝经读本》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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