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地衰落
导读
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从这些连今天的大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语汇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半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
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当代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地了解。
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绅衿论》，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报》）。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
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所以郑玄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教授乡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
蜀中司马胜之，辞官不做，“训化乡闾，以恭敬为先”（《华阳国志》卷十一）。曾作过武威太守的冯豹，“以《诗传》教授乡里”（《东观汉记》卷十四）。宋之理学大家如二程、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吕大防兄弟四人，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
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损，由此而传播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乡绅作为的记述。如《洪洞县志·人物志》记清之人物，靳之隆，曾为解州学正、阳城县教谕，“解任归，筑读书精舍，数百里负笈从游者，不下百数，各因其才，多所成就。处乡党以中正和平为一邑表率”。刘我礼，“考授州同，赠资政大夫”，“于里中建乡塾，捐资延师，寒畯多赖成就”。刘镇，刑部福建司郞中。致仕归，“所得俸尽赡三族。捐学田四十亩，助寒士膏火”。刘勷，直隶河督。致仕归，“督修学宫、城垣，并城南涧河石堤”。刘大悫，曾任贵西监司，以疾足乞假归，设墨庄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
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作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再说，在与六畜、五谷相互依赖、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卖喧嚣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爱物”的情怀呢？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制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安置家眷。
这种单向流动，在民国时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为担忧，而为乡村重建作过呼吁。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革命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为革命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疗养院而再不“思蜀”。
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了“归根”的念想，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还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归。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村落中的暴发户和农民中的精明能干者，或在大城市购买豪宅，安置子女户籍入城，享受京沪人口升学的优惠政策；或靠经商或其它谋生手段，定居城市，虽无城市人的合法身份，而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也艰难地过起了城市生活。
还有一批农民工，望子成龙的切切之心迫使自己蜗居城市，为孩子离乡上学赚取费用。于是大批“空心村”出现了。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违背了“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其结果会如何呢？
当然，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虽然近代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面临自己最后归宿选择时，在城市良好的医疗条件保障下安享晚年，成了他们最合理的生活选择。
“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失了“根”的记忆；工业文明追求效益与利益的观念，冲刷了传统学人曾有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安坐电视机前关注“养生堂”栏目，变成了他们的新常态。而殊不知他们的选择，比之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封建士大夫”，显得是多么卑微！于此，我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磬折于他们“归根”的壮举与高尚精神！
“叶落归根”，归根则成肥料，不归根则成垃圾。他们不愿意作不归之叶，被人作为垃圾扫掉，而是要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他们明白，自己尽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为，但只要身影出现在乡土上，那曾经有过的荣誉就会发出光芒，激励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
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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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王君柏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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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下旬，笔者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
1. 星散的人口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
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一个小的自然村，整个行政村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
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的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2. 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3.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
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的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
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
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4. 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得这片土地上来。
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
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居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5.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若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
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的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6. 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
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
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大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两性关系混乱。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近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
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讲得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7. 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在内地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在此不表，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
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
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费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的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
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
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
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
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则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8. 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
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样，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里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无人问津），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灭，贫富、强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则摆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
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
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的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
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借贷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
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耶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
在各自为家，相互之间无合作，更无以己之力带动周围村民，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意见领袖。无论是行国家之政，还是组织一村之自治，均成问题。
9. 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
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
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的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的处于城乡之间。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
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
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
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县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
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
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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