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导读
新加坡人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而中国有的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现在新加坡已迈入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其人口素质更居世界前列。6月30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增加人口数量并不符合国情，提升人口质量才是重点》，回应了我们的文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愿意与李铁继续探讨人口问题。下面我们就再次回应李铁的文章。
李铁说，“人口多”并不等于“人口过剩”。我们也认为，“人口多”确实并不等于“人口过剩”，但“人口过多”则与“人口过剩”基本同义，这两个词翻译成英文都是over-population。从李铁过去的文章来看，李铁并不仅仅是说“中国人口多”，而是说“中国人口过多”。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之所以把“人口过剩”一词作为李铁的观点，是因为李铁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我们把这两个词合并简化为“人口过剩”。
虽然我们认为“人口过多”与“人口过剩”基本同义，但既然李铁说他没有说过“人口过剩”，那么我们还是尊重李铁的意见，不再使用“人口过剩”一词来作为李铁的观点，而使用“人口过多”一词来作为李铁的观点。
“过多”是什么意思呢？过多的意思就是过量，超出了合适的数量。李铁说“中国人口过多”，意味着他认为中国现有的人口数量已经超出了合适的数量。那么我们想请问李铁：中国人口数量是多少才不是“过多”？换句话说，你认为中国合适的人口数量是多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些中国人口学家论证过中国适度人口是五到八亿，但这些论证的假设之荒唐，推断之草率使其结论毫无学术价值，但为什么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给出中国适度人口是五到八亿之类的结论？合理的猜测是，中国当时有10亿人口，既然觉得人口太多就要减少。美国自然成为中国的参照目标，但要把人口减少到美国的三亿似乎太过，所以折中降到五至八亿似乎是心理上最容易接受的水平。然而，这完全是种东施效颦的心理，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美国当前的人口数量就是合理的。实际上，美国的人口总量过去200年增长了约40倍，而中国只增长了三倍多。
从人口数量来看，中国人口确实是多；但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国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从生育率来看，中国的生育率更是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李铁说“中国人口过多”，我们认为并不合适。
李铁作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所发表的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人口政策的走向。目前，中国的生育率过低，但中国仍然没有全面放开生育。认识到中国人口现状和未来人口趋势的经济学家，在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时，应该有助于推动全面放开生育。但李铁近年来一再发表“中国人口过多”的观点，不论他主观上是否反对放开生育，客观上是阻碍全面放开生育。
我们曾收到一些网友的求助说，她们是公职人员，意外怀上了第三胎，如果没有计生处罚措施，她们愿意生下第三胎并抚养孩子长大成人，但由于担心生下第三胎后，会被单位开除，最后不得不忍痛堕胎。早一天全面放开生育，就可以挽救更多胎儿的生命。
近几十年来，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下面是我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36.3%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40.4%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33.6%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7.86%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2.89%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16.6%
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二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上升以外，其余各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均下降了，其中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4岁人口占比仅相当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一半。
虽然近几年由于中国陆续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中国的儿童人口占比有所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78%。
但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正在衰减，中国出生人口正在步入下跌通道。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这是继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全年出生率仅为10.48‰，该数据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由于2019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大约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李铁问：“人口多，就业率就一定高吗？”其实我们的文章早已分析过：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所以，人口多，就业率不一定高。
既然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就业率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那么就不能拿就业难来作为“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劳动力过剩”的证据。事实上，劳动力过剩或短缺的根源是经济失衡，而不是人口过多或过少。
而且人口严重老化，会导致社会养老负担过重，经济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创业和创新的机会就会减少，整个社会的活力就会大幅度下降。这很像现在的日本，年轻人的确是找得到工作，但是其上升空间比起上一代要小了很多，直接导致了很多“啃老族”、“草食男”的出现。老龄化社会人少了，但是机会少了，活力也少了。
李铁说：“如果按照梁先生的逻辑，如果中国的大量人口涌入美国，美国欢迎吗？”当然没有一个国家会毫无限制地引入移民，但是美国每年从全球引入将近一百万的移民，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引入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则更高。移民为美国带来巨大的活力和创新力。美国有将近一半的科技创新和企业家是来自于移民家庭。所以李铁这个反问句暗指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移民是负担，这种论述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再举一个以色列的例子． 李铁说：“以色列虽然只有八九百万人口，是否会欢迎所有的犹太人都回到以色列定居，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个论述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以色列《回归法》规定，任何母亲为犹太人或皈依犹太教者都可定居以色列，后来扩展到涵盖合规者的未信奉其他宗教的配偶、子辈和孙辈及其配偶。数十年来，以色列把吸引犹太人回归效力定为基本国策，给予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定居以色列和获得以色列公民权的权利，致力于打造“全球犹太人的家园”。
本文不讨论中国的移民政策，因为中国能否吸引移民不是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移民对中国人口数量的影响很少，所以中国人口多少根本上取决于本国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而扣除二孩生育堆积因素，中国现在每对夫妇只生1.2个小孩，小孩少得离谱了。
李铁说：“增加人口数量并不符合国情，提升人口质量才是重点”。其实，人口质量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一个群体的整体力量，既取决于质量，也取决于数量。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素质，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生平均成绩往往更好。在中国如此低生育率下，孩子数量会持续地衰减，人口老化不断加剧，既降低人口数量也降低质量。同样的人口规模下，一个老态龙钟的国家怎能竞争得过朝气蓬勃的民族？
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在自然语言中的语义演绎中，当质量和数量并列，很多人潜意识可能觉得两者不可兼得，好像强调其中一个就意味着忽视另一个。
在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这是否说明真正重要的是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数量的重要性。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越优秀。其他条件一样，从14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4亿人中选出的1万人要更优秀。
在我们看来，至少在目前的人口规模下，人口众多依然是一个正面因素。人类文明是一部人口不断增长的历史。马尔萨斯在世界人口只有10亿时，就警告人口增长达到极限。时至今日，世界人口已达到77亿，但人类整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吃得更好、活得更长，也过得更好。这说明，人对社会的贡献平均要大于其消耗，人的价值是正的，而不是负的。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创造了需求，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所进行的努力，又促进了各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和完善。
人口质量本质上是教育问题，中国的教育资源并不缺乏，未来完全有能力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充足的教育和成才机会。
由于出生人口下降，过去一二十年，中国裁并了大量的中小学校。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全国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从2.05亿减少到1.58亿，同期全国农村小学则从55万所减少到26万所，导致小学生平均上学路程增加4公里。学校数量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比如，根据北京市各年统计年鉴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8年，虽然北京的常住人口从1382万增长到2154万，但小学数量却从2169所降至970所，专任教师数量从6.2万降至5.45万。
有人会说，学生和学校的减少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姑且不说关闭大量学校造成多大浪费，就是剩下的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其实也是原先人口较多时所留下的遗产。这种靠遗产得来的优化是被动且不可持续的，更合理的做法是增加教育投入来优化教育资源。学校好坏的关键取决于学生和教师的质量和财力。假设一个100万人口城市拥有2所一流的中学，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降到50万以后，其最好中学的学生和教师质量及财力，多半比不过人口100万城市的最好的2所的平均水平。
李铁说：“真正有生育意愿的也不是中高收入人口，而是中低收入人口。而且绝大部分中低收入人口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人口受教育年限在初中以下水平，我们未来的新增人口如何适应信息和现代化社会的就业要求？”似乎李铁是担心如果全面放开生育，真正多生孩子的是中低收入家庭，从而拉低全国人口质量。
事实上，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的中低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都早已低于西方国家，无论是贫穷家庭还是富裕家庭都生得太少。其实，只要机会公平，出身贫穷的孩子对社会的贡献未必小于富家子弟。像划时代的人物如伽利略、牛顿、瓦特都出身贫寒；美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如林肯和富兰克林也出身贫穷，尤其是发明了避雷针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富兰克林是父亲的第17个孩子。
中国现在的城市居民，不论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多高，往上算几代几乎都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因为早年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中国近代杰出科学家中出身贫穷的不多。但新中国的教育普及改变了这点，让来自贫穷家庭的人才大量涌现。航天员的选拔万里挑一，对身体、智力、学识和性格等素质的要求极其严格，其中航天员很多就来自贫穷家庭。比如，聂海胜在兄弟姐妹8人中排行第6，父亲去世后，母亲靠干农活把孩子养大。翟志刚是兄弟姐妹6人中最小的，母亲靠卖炒瓜子才供他读完小学和初中。刘伯明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2，小时候到草甸子上放猪，暑假曾到砖厂做工。在景海鹏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没吃过菜；父母在为生产队干活之外，靠绑扫帚换钱来让家人不挨饿。
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勤劳普通甚至贫穷的家庭撑起了中国社会，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记述他曾告诉邓小平，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说，新加坡人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而中国有的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作为世界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李光耀对中国人口的素质深具信心。他曾领导的新加坡就由无数贫穷农民的后裔所组成，现在已迈入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其人口素质更居世界前列。
李铁的文章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严重过剩”，并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就业岗位严重短缺，无法适应劳动力过剩的现实需求”。好像让城市接纳更多的农民工，主要目的是做公益扶贫。在这种错误观念的作用下，户籍制度的改革进展缓慢。我们也是支持户籍制度改革，但是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解决户籍制度不是仅仅为了扶贫，农村的孩子也是财富。一个农民工或者一个大学生进城，不仅解决了他自己的脱贫问题，也给城市带来了财富和活力。只有真正把农村的孩子也作为财富，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城市化。
把人口当作负担是有悖于“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的，不利于推出发挥人口潜能的公共政策。如果不把人口当作负担，就应该增加教育等相关人力资源的投入，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的潜力。如果不把人口作为负担，就应该鼓励人才进行跨地区和跨国之间的流动，减少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如果不把人口当作负担，就应该立即停止限制三胎的政策，同时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来避免迫在眉睫的少子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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