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革命成了一口废井，“浅”不忍睹

导读

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火车上的记忆

一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

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 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像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

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哪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

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

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像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

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

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

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

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

“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作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

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

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

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儿，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

头一年秋后算帐，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

我后来听说， 1979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国际了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

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

先说爬火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

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

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

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像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

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

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像偷地雷的样子了。

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善良，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

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

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

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十分得意，一个劲地盘问，而且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也知道一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来要饭的难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争取坦白从宽。

不料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说国家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这也是实情）。于是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就无从证明我们的上海原籍；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考考我们是否知道。

我今天还记得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向？那当然是对答如流，问不出破绽。这些人只得悻悻作罢，但是结尾留有一个报复：不许我们乘原来的那列货车离境，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下一趟客车到武汉。

这一报复的含义不仅仅是逼着我们花去全部盘缠，上车以后才知道其狠毒用意：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蓬首垢面脏兮兮，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在客车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够了奚落。

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经历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泽东式浪漫行乞，就是这样流产的。我恨湖北，因为它歧视穷人，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南方”。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诚哉斯言，信然！

后来阅世梢深，才知道中国版图上省籍、甚至县籍歧视的现象还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据白眼之走向，在这块版图上着以不同的歧视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缤纷。

如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已经闻名海外，却还有一省之内，如广州人歧视中山县人，则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视邻省、邻县的内地高贵者，到了香港，则一律被称为“大陆表叔”，又显得干净、彻底、利落，一网收尽。

而包括香港人在内，中国人一到美国，又惊呼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所有的中国人据说都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难以升级、提职。“玻璃罩”内，那些在国内歧视同胞的高等华人，踢腾得最为厉害，民族自尊心最为敏感，反歧视呼声也最为强烈。似乎只有走到最远处，歧视性荷尔蒙才能在正负两极得以配平？但也只是两头发泄而已。

天尽头，歧视者被歧视，传来一阵阵爱国主义的悲愤呼喊。我的一个历史学同行，复旦教历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听到了，于是戏言：“中国人中最爱国的一群，要到国外去寻找，而不是在国内。”这也是诚哉斯言，信然，信然。

我想说的是，在这张歧视图上，我所生活过的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不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

兰考民俗，老人过七十要穿红布袄，以辟邪。我闻声奔进屋里，哪里有第二个老娘，只有她一个人好端端坐在衣橱前！原来衣橱镜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怜她一辈子没有见过能照见全身的镜子，因此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全身，猛一见到，就被自己吓坏了，大呼小叫，惊动了一座楼！

还有年青一代的兰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淳朴，富于同情。我后来爬火车发展到爬卡车。从县城回来，多半爬一辆卡车带脚。司机大多会默许，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家里多半也会有个把知青在苦水里扑腾。

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辆运煤车，就碰上了一个。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上车，非停下车来撵我。车一开，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个司机开始破口大骂。

此时车上几个兰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齐声痛哭，骂曰：“人家从上海来俺兰考，离家那么远，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负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驴，是龟孙，你不得好死！”除了说不出那唯一的脏字，该骂到的都骂到了，确实很难听。

兰考民间的规矩，其实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发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男人不能和女人骂，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闺女骂，如果对方开骂，男人只能干听不回嘴。

那个司机被这群小闺女骂得不敢吭声，只能恨恨地爬上驾驶楼，把车门一摔，开车了事。

我还很想念我们本村本庄的回乡知青。他们有些是兰考县一中、二中的学习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带着红薯干去上学，功课刻苦，一点不比我们集体户的复旦附中等人差。

其中有一个被老乡叫作“假妞”者，腼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样，正好与我们集体户的革命女生外号“假小子”或什么“铁姑娘”的相反。“假妞”们在农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参军，那是天边露出的一丝希望。但是自从来了一个上海集体户，“越是艰险越向前”，而且毛主席也接见，天边的那一丝希望就堵住了。

“九一三”事件后，这个集体户的扎根思想相继动摇，开始谋取各种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顾这个先进集体，有类似的名额下来，总是先让我们走。

老毛爱引李贺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会老呢？只有人会老。以我之拙笨，始终弄不懂这个伟人的悲天情怀。从李贺到老毛，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怀疑，天是看不见历史运动中的暗层夹缝的，更看不到那些辗转倒卧在暗层夹缝里的阴魂。

1997 年，我和爱人、孩子回兰考，庄上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认识了。那是在唐寨，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代的唐诗：“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逢不相识。”不经意间，已经换了一代人，确实未见天老一分，只是原来担心的那种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尴尬，或者如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的矫情，都没有出现，可以松一口气。

我们就像三个平平淡淡的过路人，只是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悄悄地东张西望。远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像“假妞”，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猛回头，一张胡子拉茬的老脸，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一声：“噫，这不是学勤吗！”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样，刹那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按老乡说法，客车不叫客车，叫票车。因此，混客车就有一个很干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队的那个庄子，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脱了布杉就穿袄。天热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树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

就这么个穷地方，因为出了焦裕禄，却能接触从上面下来的人，甚至还有国家性质的外事活动。

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后来的哈佛，而是在兰考，在唐寨：

集体户按县委宣传部安排，接待从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老挝飞行员，宣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战略思想，谈得还很热切，双方都被对方感动。这些飞行员当时被安排在开封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

诸如此类的活动，村里的老乡也有机会参与，哪怕是站在旁边看，耳濡目染，语言就有变化，能学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乡土生活很不协调的官方词汇。

那些一年到头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话语”，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比如，队长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

老乡们认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就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一句正面总结，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人民日报》学来的，就叫：“人民铁路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坐！”这就有点穷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确实“酷”。

我到工厂以后，经常要去郑州借书还书，实在买不起这么多票，于是就把插队时的混车陋习延续了几年。这个厂所在的巩县离郑州 60 公里，但是家在郑州的知识青年多，于是通常在周末结伙，借群胆而混车。

星期天晚上从市区分散向车站聚拢回来，不容易召集，但上车后前后招呼，一下子认出几十个弟兄，同样也成一夥。查票者后来摸出这一区段逃票多，于是总在巩县站未到之前开始搜索。

逃票者也摸索出对付办法，一旦个别查出，就移动脚步往同行者那儿蹭，最后越蹭越多，挤成一疙瘩，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对峙一两个查票者，双方就能僵持得住。

查票者无奈，只能冀望于站台上的执法人员能在门下堵住他们。看看巩县到了，几十个人发一声喊，同时发力，打开十几扇窗户，就跟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望站台上跳。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发现，这些腿脚灵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鸟兽散，而且事先说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窜，查票者追哪个是好？

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这个车站都会发生几次“下饺子”事件，事后想来也真壮观。

小青工后来还发明出一种有“高科技”含量的专用工具。他们很快发现，火车车门钥匙是全国通用的，几乎只有一把：外三角，中心空洞，插进锁眼，拧住里面的实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国的火车车门都能在这时打开。截一段 9 毫米直径的钢管，放在车床上，摇动车把，三面夹具往里一挤，就能夹成一把上好的列车钥匙，就这么简单。

以后解决下车出站的问题，就利索多了：火车停稳后，只要打开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车门，下车抬腿，那才是真正的无人之境！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陪我度过了好几年插队后的生涯。

在我成了所谓“绅士”，有了所谓“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车之后，它还在我的钥匙圈上晃了好几年。好像还带回了上海？

按照老乡们的说法，“参加国家干部”了，当了一段劳什子部队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归田”，不知把它淡忘在那个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块钱行万里路的文学仁兄，是考研究生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学，我考历史，因为没有大学学历，以自学资格参考，就要多受一点歧视。连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发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说“年年难考年年考”，垂头丧气。

他的牢骚则能翻出新词，引胡乔木哭三尼的名句自况：“我为你勤傍妆台，再把风流卖”。可见学文学者之灵气，屡战屡败，却照样潇洒飘逸。

那一年是我发毒誓最后一次“傍妆台，卖风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发生：我们住在巩县，考场设开封，相距三百里，正应了豫剧戏文里的那句俗词：汴京赶考。只是没有驿站，也没有公车，非得在头一天半夜起早，去赶现代化三等火车。

尤其那盥洗室宽大无比，就像从飞机上搬下来再放大一倍，可供轮椅转圈出入，里面香水、手纸、还有坐便器上的垫圈纸，应有尽有，绝无可能闻到当年汴京道上厕所里的中国味。

最绝的是在窗口下座位边，都有一个交流电插口。绅士、淑女们上车坐定，插上手提电脑，飞快地敲起键盘，纤指翻飞，如弹钢琴一样好看。

我没出息，上了这样的火车，也还勾起在中国的记忆，而且挥之不去。上面这些很不绅士的回忆，少年时代的种种荒唐，就是在美国的火车上一点一点想起来，倚着窗口敲电脑零散记下的。

我自然想念开封车站上来的那个年青人，十七年前的那场考试，三天考五场，如有神助，是他帮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层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运转折线上的一个亮点，我能称他为“贼”吗？但在中国的字典里，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的字眼。

电脑垫着我的膝盖，膝盖上还留着二十前在中国跳火车留下的伤疤。那是一次在行进中的货车上，前面的火车司机说好，通过巩县车站时，减速一分钟，好让我往巩县车站的站台上跳。

扑通一声，我还是栽倒在道轨旁的煤渣上，双膝跪倒，鲜血迸流，拔起腿来，还得往站台外飞跑。这就在膝盖上留下三点小煤渣，镶嵌在那块皮肤里，呈透明状，绝好的三点式前现代标志，也是一个纪念。

它们总在提醒我：别装蒜啦，老伙计。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是普林斯顿，先写写你的中国底细吧；国家是白的，另一块是黑的，而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就写那五花大绑，就写那三寸钥匙，写你那打开信封、又掷还失主的开封“贼”！

这就是留在我皮肤下的文字了。而在我开头所说的那个恶业里，以老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最令人沮丧：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人的皮肤。

再难想象还有比这句话更为狠毒的判决了。一句话就是一个火烙印，而且还看不到这一判决的尽头：你是无望走出自己的皮肤，也无望走出这三点式褐色标记了。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1970年下河南兰考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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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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