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丨东汉儒家的隐者消极地反抗王权专制（含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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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儒家学者来说，如果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君不君，臣不臣，他们就选择怀抱大道，隐遁不仕的道路。因此，隐逸也是先秦儒家的传统之一。孔子一生从政不可得，理想不得实现，促使他也在进行自我的反思。晚年的孔子不时表示出对隐逸的向往和赞叹。如他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还有想“居九夷”想法，这都是一种隐者的“避世”思想。
当他与弟子们各述其时，他赞赏的不是做官从政的志向，而是曾皙的那个近乎隐逸者的自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出现了像原宪这样不追求官职，安贫乐道的隐者。
原宪在孔门弟子中以安贫乐道著称。他比孔子小36岁，曾作过孔子家的总管，但不贪财，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太重。孔子去世后，他忠实地实践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和“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的思想，在三十七岁时就“亡在草泽中”。后来，子贡相卫，结驷连骑来到原宪隐居的穷僻之地，过谢原宪。原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贫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为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筅，贫也，非病也。”子贡感到惭愧，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显然，原宪是因为当时社会不能行道而隐居，并抱道安贫，这更符合孔子的真精神；而子贡虽然既富且贵，但由于没有行儒家之道，已经丧失了儒学的真精神，在贫困的原宪面前他感到了真正的羞愧。
但是，应该指出，儒家的隐者与道家和后来佛家有本质上的不同，那些真正的隐士往往倾向于遗世独立，离群索居，彻底与世事隔绝，而儒家的隐者以儒家的出处之道为指导，主动选择了出仕之道，但又“未忘斯世”，退居江湖，心忧天下，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有机会，政治稍微清明，他们就不忘提出自己的思想见解和救世主张，而且在民间以道德人格感化世人，以儒家思想教育弟子，有许多可贵的事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德业兼备。
儒家的出处之道就是孔子所说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些原则说明儒家的隐者是在保持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的前提下以不合作的方式来反专制，但脱离政治却不脱离社会生活，在政治之外还注重隐的“社会功能”，即隐而有德，德而风行草偃，影响他人和社会，才是儒家“隐”的最高价值；反之，如果消极避世，成为封闭的个体，就失去了儒家隐逸的特殊价值。
东汉隐逸特盛，与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意识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两汉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持续不断的战争，不仅一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就是身处官场的许多社会精英也难保不身首异处，死于非命。桓灵之际，朝政大坏，所谓“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士大夫的“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非但没有改良政治，还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董仲舒以来儒生的经学政治理想破灭，出于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保全自身的需要，许多被政治抛弃的士大夫也抛弃了政治，相继走上了隐逸之路，退回到自己的山水田园之中寻求慰藉，于是隐逸的队伍迅速扩大，以致范晔也要为他们立传了。《后汉书·逸民传》作了概括：
《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硁硁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扬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自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盖录其绝尘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根据上面的记载分析，可知东汉隐逸思想有两大转折，一为王莽篡汉，二为汉末桓灵党锢之祸。综观东汉一朝，虽然隐逸者蔚为大观，但具体到每个人，则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不但有真隐和假隐的区别，永久隐和暂时隐的不同，而且真隐中还有道隐和儒隐的差异，以隐为目的和以隐为手段的分野，等等。不过，从总体情况来看，基本上仍然是儒道的分野，即可分为道隐和儒隐。
道隐是隐逸中的正宗，他们惧怕官场的恶浊，厌恶尘世的嚣扰，以隐为目的，不求富贵利禄，不慕权势声名，只求保身全性，在无拘无束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儒隐是儒生面对官场的黑暗，仕途的险恶，怀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人生态度，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进退出处。这些人或先隐后仕，或先仕后隐，或隐、仕几次反复，但出自主观的真诚。他们不是伪君子，他们的行动体现着自己的信仰，闪烁着人格的力量和光辉。
如巴郡阆中谯玄，字君黄，“少好学，能说《易》、《春秋》。仕于州郡。”成帝时因“敦朴逊让有行义”被州举入朝，“诣公车，对策高第，拜议郎。”时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后专宠怀忌，皇太子多横夭。”谯玄上书谏曰：“臣闻王者承天，继宗统极，保业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干蛊之义，《诗》咏众多之福。今陛下圣嗣未立，天下属望，而不惟社稷之计，专念微行之事，爱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窃闻后宫皇子产而不育。臣闻之怛dá然，痛心伤剥，窃怀忧国，不忘须臾。夫警卫不修，则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争道路，既无尊严之仪，岂识上下之别。此为胡狄起于毂下，而贼乱发于左右也。愿陛下念天下之至重，爱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无穷之福，天下幸甚。”可是成帝不听，谯玄只好去职。
平帝时“复拜议郎，迁中散大夫。”后作为“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之一，“为绣衣使者，持节，与太仆任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事未及终，而王莽居摄，玄于是纵使者车，变易姓名，间窜归家，因以隐遁。”后公孙述僭号于蜀，连聘不诣。述乃遣使者备礼征之；若玄不肯起，使阳以毒药。太守乃自赍玺书至玄庐，曰：‘君高节已著，朝廷垂意，诚不宜复辞，自招凶祸。’玄仰天叹曰：‘唐尧大圣，许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饿。彼独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药。玄子瑛泣血叩头于太守曰：‘方今国家东有严敌，兵师四出，国用军资或不常充足，愿奉家钱千万，以赎父死。’太守为请，述听许之。玄遂隐藏田野”，“独训诸子勤习经书”，“终述之世。”
又如太原人王烈，字彦方，“少师事陈实，以义行称。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而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怪而问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年七十八。”
刘虞为幽州牧，《后汉书·刘虞传》言“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三国志·魏书·胡昭传》言其“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闾里敬而爱之。”
上面这些儒家的隐者往往都是出于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的不满，又无可奈何，不得已而求其次，以不合作的态度消极地反抗王权，蔑视权贵，但在地方上为社会仍然以德行感化顽劣，教化世人，努力尽一个儒者能尽的责任。
东汉后期，儒道界限逐渐模糊，隐逸价值的重心有从儒向道转移的倾向，为魏晋时期儒道合流，玄学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隐逸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涓涓清流，儒家之隐者代有，儒家之隐逸思想成为一个传统，不绝如缕。
原载于韩星所著《儒学新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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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
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河北省儒学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名誉顾问等。
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 中庸读本》《孝经读本》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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