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岛湖（新安江）大移民——不可忘却的记忆
导读
新安江大移民
——迟到五十年的报告
刚解放，华东电力极度缺乏，当时上海的全部电力是30万千瓦，浙江电力仅仅4.1万千瓦。新安江水电站上马，每年能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建水库必须先移民。当时，除了远离新安江畔、生活在高山峻岭上的贫困山民，11万多户、44万多淳安人，50%以上离开了故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最大的水库移民迁徙行动。
在这20多万人的移民大军中，就有我一家人的身影：父母、奶奶、我们五兄妹，全家八口人。
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我们农民来说，大水瞬间就漫上来了。田地被淹，房屋被淹，甚至来不及和祖宗道别。
半个世纪过去了。午夜梦回，我常常想，中国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也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1965年我考上大学，有位叔伯拉着我的手说：大郎啊，你将来要是当了官，千万要记得为我们移民说话！
我很痛苦。移民问题太大了。我一介书生，能做什么？我只有一支笔。我开始搜集移民材料。我想写写几十万淳安人以及中国农民的泪水和奉献。
我记得当时他眼睛一亮，一口气把文章看完了。他说：写得很不错。
后来，这个稿子作为内参发表了。这也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历史真相和现实问题，第一次得以向高层直陈。邵先生说：这段历史还没人写过，要不，你来写？
20多年来，我跑遍浙皖赣3省，去过22个县200个村子的1000多户人家，寻访了2000多人，用了8本笔记本来记录他们的故事。每到一地，移民都把我团团围住，想说话的人太多了。
这件事越深入，我的使命感越强烈。我觉得，如果我不写，那么这段历史，终将随着千岛湖的清水飘走、淡去。
2009年1月，《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和杭州出版社出版了。
书写完了，我如释重负。我把它当成自己对历史、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对家庭的责任。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水电站开工那年我11岁。对一个少年来说，那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记忆。
淳安县威坪镇松崖古村，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站。
松崖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大巷小弄，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青石板——淳安人祖传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都铺青石板，富村横铺，穷村直砌。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部用最好的青石板砌成。
50岁那年，我带着妻儿重返松毛岭，小船穿岭而过，当年的六千多个台阶，全都沉入了水下。
我们村里，还有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的大宗祠，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房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宗祠前有一排四株千年翠柏。家族老人讲：“当时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痛。”
昔日淳安，古树连片，毛竹成林，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墙青瓦。昔日淳安，有耕牛开春尝鲜的习惯，我六岁开始放牛，立春之日，全村百头大小黄牛被赶上东山尖，牛主人把牛鼻套全部卸下，让牛完全自由。那一个多月，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
故土难离。20多万水库移民，近10万个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写一本移民的书。我家，就是10万家庭的一个缩影。
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只给20天时间准备。
我和爸爸妈妈忙着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一只大橱柜，爸爸跟我说：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
从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5里路，当时身高不到一米五的我，抬着100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不知歇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4月14日晚上，奶奶和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默默流泪。那一晚，村里家家点着灯，家家一片呜咽声。半夜，奶奶突然发话：“我最担心大郎爷爷了，他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水漫上来，首先淹到他爷爷啊。”
我随手拿起了作业本。在爷爷坟前，我点着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替代香纸。我们拜了，念叨了，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么？
当我们吃完最后一顿早饭，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一刹那，奶奶“扑通”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这口灶，伴了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
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国家行动，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如果换个年代，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我到桐庐寻访第一批移民时，他们反映，当时移民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尽管刚迁来时，移民的房子都没有造好。但移民说：“我们该搬的东西都搬来了，损失么是有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嘛，我们理解的。”
当时的口号是：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如果能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执行好初步方案“山区移民移山区，平原移民移平原”，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
然而，随着1958年的到来，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移民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就被推翻了。从此，移民行动陷入了无产、无序的一团乱麻。
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被批准了，安置经费却一降再降，20多万移民每人大致拿到二百八九十元移民费，最低的只有50元，有的移民甚至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又叫“行动军事化”，像战士般带上被褥衣服就走。那段时间，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公路两旁，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来去匆匆。
我们松崖乡六七百人的大村，被安排在开化县青阳乡几个自然村里。我家和五六户人家，20多人挤在一幢房里，全家人只有一间房。一日三餐，五六个灶头烧起来，整座屋里黑烟弥漫。
淳安人不怕吃苦，怕的是毛主席说的那个“无奈的小虫”。威坪镇蜀埠公社古虹大队移民到常山，大队老会计徐志林伤感地说：“我们蜀埠山清水秀，泉水丁冬响，人人都健康。到了这里，这片土地上到处有钉螺，水中无数看不见的血吸虫让人防不胜防，也不晓得怎么防。不到半年，我们村上六百多人，四百多人都得了血吸虫病。”
迁到江西，生活并没有好转，母亲却在1971年的8月9日，因为肝硬化去世了。她才48岁，我那曾经那么健康的母亲！
不料61天以后，我又走在奔丧的返乡路上——这次是我父亲，他才50岁！
爸爸的棺材起杠了。身为长子，本该捧着父亲的肖像。可怜我父母，一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给我们留下。那天早晨，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最远的，到了新疆石河子。逃洪的人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我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跃进式的转迁，超常规的安置，使得移民缺田、缺地、缺山林、缺房、缺粮，住草棚，从此积累起大量难以破解的难题。
1959年，移民进入了高潮，对安置地不满意，或者被血吸虫吓坏了，很多移民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倒流”浪潮。到1967年，回来的人达到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点点闪闪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像星星一样布满了水库四周和山凹、山坞。
那些被移民的惨状吓怕了、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这叫“后靠移民”。搬家没几日，水就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他们住窝棚，种非法的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我曾经穿过72道山坑，爬上一座岭，找到了1962年从淳安下洋洲搬迁上来的许文涛老人。他指着已经剥裂、残痕累累的泥墙，伤心地说：“我们移民已经50年了，从淳安的沿江边搬到了山头尖，从淳安的砖瓦房住到这泥墙屋。下山参加生产队劳动，踏着过去只有牧童和砍柴的人踩出的一条山路，每天要走破两双草鞋。”这里的生活现在依旧困苦。
“文革”开始了。1966年，也是淳安人灾难沉重的一年。那年暴雨不断，新安江水库的水位达到了历史之最。没有搬迁的4100户、1.93万人，被迫逃洪。逃洪的淳安人，后靠的水库移民，眼看着自己的房屋一座座倒塌，屋顶一个个浮起来，庄稼全部淹没，真是哭天抢地！
那年的12月25日，两列货车哐当哐当，沿着浙赣线向南奔驰。车厢里混装了人、畜和农（家）具。逃洪灾民和经历过多次移民的淳安人，安静地啃着从淳安带来的豆腐干和苞芦稞。他们的目的地，是地处福建、江西交界的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第二天，火车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广泽火车站停下。四千多男女老幼走下列车，面前白茫茫一片，厚厚的大雪阻挡了去路。那一晚，他们用床板在火车站旁搭起了床。
现在73岁的吴菊花老太太含泪回忆：那晚，我们露天睡在雪地里，六岁的女儿正在出麻疹，受了风，病情加重了。我们被分到德胜关垦殖场的店口分场。爬了两个多小时的雪山，才来到店口。只见几幢竹篾房，糊着泥土。当天晚上，我女儿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儿，带着两个儿子上山。他们扒开雪，挖开一个洞，想安葬孩子，却全身发麻：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缩在一起。两个儿子用柴棒拨开数了数，足足有100多条。丈夫紧紧抱着女儿的尸体，自言自语：“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住。”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在穷山恶水中创造奇迹。
50年过去了，新安江移民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0万人。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他们的生活出现了转机。移到徽州的老移民方善贤说：“一句话，国家苦，我们苦；国家好了，我们的生活也好了。”
不管是在江西还是在安徽，当地人都从内心捣出一句话：你们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江西人说，移民种的田产量比我们高，办的厂效益比我们好，你们浙江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有人认为，我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没必要再去重复。可我觉得，这段被遮蔽的历史，应当重见阳光。我写这本书，是想总结经验教训，给后人思考——思考如何降低水电建设的移民风险，如何保障移民的生存和发展。
移民搬迁，面临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的破裂，决定移民安置的不仅是简单的补偿与家园的重建，必须制定系统的移民政策，并且通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规章来保护移民的利益，规避移民风险。
国外的经验是，移民以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入股水电建设，实行股份制的利润分红，也许将来我们也要走这条路。
摘选自披露五十多年前全国最大水库大移民内幕的报告文学《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一书，作者童禅福
附文：
千岛湖早已闻名中外，而千岛湖水下两座古城狮城、贺城，却是鲜为人知，它们被誉为水下东方「亚特兰蒂斯」。2011年1月7日，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区。
1955年10月，国家电力工业部建设新安江水电站，选址淳安和建德交界的铜官。按照水库蓄水需要，海拔108米以下全部淹没。
贺城始建于公元208年，古钱币状精工细琢的"商"字形门廊下成片的徽式大宅，昭示着这个新安江畔徽商商路枢纽的繁华富庶，许多文人硕儒都曾到过这里，名篇佳作群集，人文古迹遍地。
1959年9月21日，新安江截流，库区开始蓄水，当时古城的村民回忆，在新安江水库蓄水前，当地曾要求对两座县城的民房进行推平销毁和消毒处理，贺城基本被毁。
有"浙西小天府"之称的狮城则始于唐代，得名于遂安县城北部的五狮山。遂安狮城由于离水库很远，村民没想到水这么快就到了，根本来不及搬家，所以，狮城保存最为完整，现在大家在网上看到的水下古城照片也都是狮城的。狮城为当时遂安县县城，共有1347户人家，5371人，明朝时期，城宽1公里，历史已有1339年。
据史料记载，狮城共有东门、南门、小西门、大西门、北门五座城门，各门之上都建有城楼。狮城乃浙西重镇，洪秀全之弟洪仁玕曾率太平军驻军北门，城楼顶覆盖巨块石板，四面砌之以砖，两侧开拱门，骑在城墙上。城内有东街、南街、西街、北街、直街、横街等主要街道，城内有许多多名胜古迹：明清时期古塔、岳庙、城隍庙、忠烈桥、五狮书院，孔庙、五座旌节坊、一座龙立坊，还有一棵传说中朱元璋倒插而活的柏树，狮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了一睹千岛古城的真容，许多水下探险家几经周折，千年古城终于展现在众人面前，早在2002年，央视《新闻30分》首次揭开千年古城的神秘面纱之后，2011年2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再次深入报道了千岛湖水下古城；随后《探索发现》栏目摄制组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摄制团队又一次潜入水下古城，制作了《神秘的湖底古城》专题片……这里已被成功转变为旅游景区......
狮城堪称一座“牌坊博物馆”，1990年编制的《淳安县志》中记载，新安江水库蓄水，淳安、遂安两县共淹没各类牌坊265座，其中遂安老城有21座保存完好的古牌坊沉入了湖底。
在古狮城里，潜水员们发现，城内部分民房木梁、楼梯、砖墙依然耸立，并未腐烂，有的大宅院围墙完好无损，房内仍是雕梁画栋，拂去墙上的淤泥，城墙石缝里的石灰保存完好，气势宏伟的拱形西城门也完好地耸立在水中，并且可以开合。推开木制城门，上面的铆钉和铁环仍清晰可见。
2013年古城准备重建，有人曾花了近10年面向全国范围公开收集水下古城资料，并且去江西、安徽寻找水下古城移民。一位在古城生活了24年的80岁老移民余年春，用40年时间完成了手绘地图，再现了古城内的山川、河流、村落、街道。
在狮城长大的画家章应贤老先生回忆，他在水库放水前三天跑回家去取东西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渐渐被水淹没，老先生默默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心中的自留地作画，来一张狮城富春山居图！70岁的老移民章应贤又用了10年时间对原地图作了改进，修改后的地图更加直观、清晰。
作为中国历史文物，必然有它的价值所在，而对于它的开发和保护，却充满了艰辛。由于文物保护和技术原因，老百姓始终无缘见到古城的清晰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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