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口中的那些反动军阀
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与借款案有相同点的《二十一条》之要求，并逼迫北洋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
在与日本谈判期间，袁世凯让总统府秘书曾彝进以每月高达五百元的薪酬收买日本浪人。汇总各种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凯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二十一条”是大隈内阁闭门造车鼓捣出来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
袁世凯马上命曾彝进去找在华的著名日本学者有贺长雄，以探讨学问为名请教日本宪法。如果外交决裂，大隈会不会挑起全面战争？如果会，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必须依他所请呢，还是可以驳回？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曾彝进从有贺长雄口中抠出了答案：不经御前会议，大隈没有用兵之权，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两成。
探明对方底牌的袁世凯命更为专业而不懂日语（可以拖延时间）的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条”，作为陆徵祥谈判的依据。如“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如“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对于侵犯主权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凯则多次强调“必须声明不议”。而且，他摸准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让陆徵祥尽量拖延。日方提出，谈判要每周五次；陆外长说自己很忙，每周只能谈一次。日方不同意，陆徵祥就和颜悦色地跟他拖延，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三次。
然后开始磨洋工，每次会谈，讲完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后，陆徵祥即命献茶。他揭开茶盖，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尽管日置益如坐针毡，也不好贸然打断。与此同时，蔡廷干和顾维钧游走于各大使馆，国务卿布莱恩急召日本驻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严肃道：“美国的政策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的在华利益。对任何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对外否认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凯趁势倒打一耙，命陆徵祥提交一份“最后修正案”给日本，把第四款也给否了，前三款则严重打折。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怒火中烧的他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妄图从军事上威胁中国。于是，浪人们又从曾彝进那下载了新的任务——打听御前会议的内容。一天，浪人来报，说日置益收到东京密电，御前会议否决了用兵的动议，最终方案为：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略有让步。威胁度最高的两条是：一、日人可以在满洲杂居和购地；二、满洲警察局须聘日人为顾问。这是谈判底线，若中方不答应，日本即决裂。倒不是天皇比较仁慈，只因条约外泄，日本成了舆论公敌，连黑龙会原本打算拉拢的柏文蔚、李烈钧等革命党都公然宣称“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也劝告孙文“放弃讨袁，免为日本所逞”。整个1915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近两千万美元，外贸受到重挫。
袁世凯对左右说过：“购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杂居，我让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虽用他，月间给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随后公布的《惩办国贼条例》中规定：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租售土地矿产）。
近些年来一些新的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袁世凯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 日置益的话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政府方面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文被通缉，逃亡至日本。日本外务省档案馆至今存有一份孙文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按照《中日盟约》，孙中山甚至承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从这方面来看，孙中山的吃相比老袁难看的多。
诚如《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的论断（除了满洲租期的延长外，“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在华地位没有太大意义），这一方案对中国伤害很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在随即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面对全体高级官员，袁世凯沉痛道：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签约的5月9日，从此被袁世凯定为国耻日。
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为历来外交史所未见。”史学家蒋廷黻也说：“‘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张作霖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汉族，奉天省海城县北小洼村（今辽宁省盘锦市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人。北洋军奉系首领，北洋政府第十四位元首。
1918年（民国7年），德国战败，欲将克虏伯等各兵工厂机器拆卸出售，委托荷兰人在上海登报标卖。张作霖见报即派兵工厂厂长韩麟春，前去购买。谁知韩被诱进赌场，将资金全部输光。韩给张写信，说自己欲跳黄浦江自杀。张见此信后，大骂道：“妈拉巴子的，孬种！输了就输了嘛，要寻短见！”立即找军需处长来，吩咐说：“给上海买机器的人汇一百万元去，注明我指示的，一半捞本，一半买机器，买好就回来，莫再耽误了。”二人收到汇款，重上赌场，最后赢了四倍于本钱的钱。二人全部用来买了机器，沈阳兵工厂成了“中国的克虏伯”。
与日军同盟时，张作霖的军营驻扎在距沈阳100多公里外的新民府。他手下的兵在逛沈阳的日本妓院时与日本兵斗殴，寡不敌众被打死了两人。张作霖大怒，找到日本方面要求偿命。日本军官依照惯例，一人赔偿了500两银子。张作霖拿了1000两银子回去后，召集手下上街打死了三名日本兵。当日本军官怒气冲冲地前来质问时，张作霖甩出1500两银子说，这是“按照你们的惯例”。
在当时的东北，日本控制了两个港口和南满铁路，在沿线全部驻扎军队。为了削减日军势力，张作霖造了一条与南满铁路几乎平行的新铁路线。这让日本极其恼火，在1927年（民国16年）的“东方会议”上，要求他立刻停止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不便公然唱反调，于是煽动民众在沈阳长春搞反日运动，日本人精力分散，对铁路修建的干涉也不了了之。
民国十五年（1926），日本驻奉天领事吉田茂被张作霖的油盐不进、不受利诱激怒，盛气凌人道：“你要真不接受，我方另有办法！”张作霖当即反击：“怎么样？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又要出兵吧？我姓张的等着你！”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便被调回国。
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节节胜利，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认为实施分化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找到张作霖，说可以暗中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跟南京的国民政府划江而治。张作霖认为中国人闹家务，不劳外国人插手，始终无动于衷。芳泽谦吉只好转而去找山东省主席、狗肉将军张宗昌。张作霖闻讯，立刻电召张宗昌入京，劝道：“效坤，自己家的事，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代的骂名。”张宗昌奉命唯谨，日本的诡计又告落空。
段祺瑞
段祺瑞（1865年—1936年），字芝泉，曾用名启瑞，晚年号称“正道老人”，生于安徽合肥，所以又称“段合肥”。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号称“北洋之虎”，皖系军阀首领。
据说段祺瑞早在1920年开始吃素，那时候他在直皖战争中大败，他认为军人打仗死人太多，所以应该忏悔罪过。在此之后他终身吃素，以示忏悔。甚至到死不改，病逝前医生见其身体虚弱劝他开荤，他却回答“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当时的达官贵人三妻六妾很常见，段祺瑞也没有例外，讨了几房姨太太。他的第四位姨太太，貌美如花，知书达礼，段祺瑞很喜欢。但她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祺瑞便忍痛割爱，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作为一国军政首脑，给段祺瑞送礼的人自然会排成长队，但他从来不收礼。江苏督军齐燮元曾送给段祺瑞一件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珍贵。段祺瑞的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盼望段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一早，段就派人将屏风归还给了齐燮元。张作霖给段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值钱，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副官一再恳求下，才勉强收下两条江鱼。
段祺瑞下野后经济状况较惨淡，1928年蒋介石得知段祺瑞生活确实有些周转不灵，随即“送上2万元，在此后三四年间，又送过数万元，生活问题遂得到解决”，段祺瑞1933年到上海后，国民政府每月供给他两万元生活费，虽不富裕，但维持生活足矣。
段祺瑞晚年保持气节，不与日寇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又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为避免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来上海，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黎元洪
黎元洪（1864年—1928年），原名秉经，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故称“黎黄陂”，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让溥仪穿上了久违的龙服，“临朝听政，收回大权”。前清遗老“老怪物”梁鼎芬奉命来到总统府，让黎元洪“听旨”交出政权。
黎元洪厉声喝道：“先生若以清室遗民来与元洪话旧，自当竭诚欢迎；若为复辟而来，今天我是大总统，我统御无方，使逆贼叛变民国，我当为民国尽忠，你是清室大臣，你也该为清室，我们同归于尽吧。”梁鼎芬自讨没趣，一言没发走人。
一向软弱的黎元洪这次在原则上没有选择退让，坚守住了民国最后的尊严，坚决不交权，总统府仍是五色旗飘扬，后来章太炎曾称赞黎元洪为“继大明太祖而兴”。
徐世昌
徐世昌（1855年—1939年），字卜五，晚号水竹村人。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府城曹营街寓所。
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依靠典当请先生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
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徐袁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虽青衣敝履，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世凯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使徐氏昆仲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
东北三省在徐世昌任上时，由于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民办凋残，疮痍满目。徐世昌一到任，首先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为惩治腐败，徐世昌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
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1918年，徐世昌作为“理想人选”，经安福国会选举，就任总统。成为袁世凯之后的，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
在辞掉总统职务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到拒绝。金梁等人曾是徐世昌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溥仪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然后推辞。
徐树铮
徐树铮（1880年—1925年），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皖系名将。字又铮，号铁珊，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人称“小扇子”。出身书香世家，七岁能诗，十三岁中秀才。《辛丑条约》签订后，徐树铮愤慨中华日渐式微，遂北上投军，却因琐事与征兵哨官争吵，一气之下，扬长而去。因所带盘缠不多，徐树铮便在街头卖画为生。正巧，时任武备学堂总办的段祺瑞正好出门闲逛。两相交谈，段祺瑞十分欣赏徐树铮的才华，遂将其收归麾下，让他负责经办公文。从此，徐树铮踏上了军旅生涯。由于能力出众，很快成为民国的中流砥柱。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就促使民国政府下定决心解决1911年的外蒙古独立事件。于是，徐树铮毛遂自荐。很快，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1919年10月，徐树铮亲自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兵。途中，徐树铮亲率所部击溃沙俄残留在外蒙的哥萨克骑兵，兵锋直抵库伦，外蒙的王公大臣纷纷俯首。同年11月17日，外蒙宣布正式取消独立。此时，距离徐树铮出兵还不到22天。一时间，徐树铮被时人比作今日之班超、傅介子，其功劳堪比左宗棠收复新疆。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战败，段祺瑞随即被免职，徐树铮也于当年7月4日被免去西北筹边使的职务。就在徐树铮离开外蒙不久，沙俄残余分子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了外蒙。而徐树铮也在1925年进京述职时，被冯玉祥在廊坊车站就地枪决，时年45岁。
曹锟
曹锟（1862年—1938年），字仲珊，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天津市塘沽），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华民国直系军阀的首领。驻军保定，被称为“保定王”。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胜，独自控制北京政府。1923年6月，曹锟派人对黎元洪进行恐吓，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又派王承斌将黎元洪乘坐的火车在天津杨村站扣住，直到黎元洪交出大总统印并签署辞职书后才放行。曹锟利用内政总长高凌霨和议长吴景濂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被讥为“猪仔总统、“贿选总统”。此后，由贿选国会起草并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
1927年下野后的曹锟回到天津，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 北。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 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官至直鲁豫两湖巡阅使、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曾任北洋军教官）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其组成了联合侦探队。其中就有后来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勋以资表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投奔清军第三镇统制曹锟，以其才智和灵活，逐渐得到曹锟的赏识和重用，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底至6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48岁的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使张作霖12万人的奉军败北山海关外。 赫赫武功让吴佩孚声名鹊起。这个有着“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的直系军阀被当成“中国最强者”。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8日成为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是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
民国八年（1919年），全国爆发了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民族危亡，吴佩孚直接通电大总统徐世昌：“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并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
民国十一年（1922年）10月10日晋授为陆军上将，12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伊丹松雄到洛阳，愿助吴佩孚练兵，吴拒之。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31日，吴佩孚召京汉铁路工人代表自郑州到洛阳，声明禁止开会。2月7日调集大量军警镇压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4日开始举行的大罢工，枪杀罢工的中共党员工人。
民国十二年，北京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决定拆掉故宫三大殿改建为西式议院。吴佩孚听闻后，立即给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发电报竭力阻止，各报刊争相登载吴氏通电，举国上下坚决拥护，故宫三大殿得以保护。
1927年4月19日，吴佩孚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夹击下彻底失败，率残部逃往四川托庇于杨森。流落四川有东山再起之意时，日本特务头子荒木代表日本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但他拒而不受。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20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上台当傀儡，冀察政务委员会聘吴佩孚为高等顾问。他坚决拒绝。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入日本医院治疗。受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为吴佩孚举行国葬，葬于北平玉泉山，由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主祭，民国军政要员等近万人参加。
孙传芳
孙传芳（1885年－1935年），字馨远，山东省泰安市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孙复之后，直系军阀首领，与张作霖、吴佩孚并称为“北洋三大军阀”，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恪威上将”，人送外号“笑面虎”，号称“东南王”，是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大军阀。
在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孙传芳口碑相对较好，他一改北洋陋习，要求各省每月一日按时发饷，不得拖欠。而且经济公开，不得克扣、挪用士兵的饷项。他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统治江南五省。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人民等角度看待孙传芳。他表现的比其他军阀更好一些，他治理的南方五省一片升平。
1904年秋，孙传芳赴日本留学。冈村宁次是他们的区队长。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冈村宁次在进行晚点名时，发现新生中少了孙传芳等人，原来他们外出未归，冈村顿时大发雷霆，等孙传芳等人回来后，劈里啪啦左右开弓，一个人揍了两个耳光。“巴格牙路！你们不是军人，纪律的不懂！”孙传芳个头小，被冈村宁次一巴掌打在头上，帽子打掉了，脑后的辫子抖搂出来。冈村宁次用手拉着他的辫子：“呛过罗！呛过罗！”日语为猪尾巴的意思。“支那人，一盘散沙，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还会打败你们！”孙传芳受到侮辱，浑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头顶上来了，他仗着酒力，猛地抓过自己的辫子，往脖子上一绕，骂道：“老子今天就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接着他发疯似的蹿上去。冈村宁次是柔道好手，见孙传芳扑过来，用手一挡，身体往外一侧，就势来了个大背，把孙传芳摔落在地。
孙传芳咬着牙爬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又冲上去，冈村宁次闪转腾挪，一个反手擒拿，将孙传芳的脖子压在自己的皮鞋上。孙传芳真急眼了，照着翻毛皮鞋就是一口，冈村宁次疼得一咧嘴，稍稍分神，孙传芳死命往上一拱，冈村宁次猝不及防，被顶了一个仰面朝天。孙传芳被张群拉住，气哼哼地还在高声大骂：“小日本，老子不尿你！有种再来！”杨文恺等赶快上前把冈村宁次搀扶起来，冈村推开众人，对着孙传芳笑容可掬，伸出巴掌拍了起来：“哟希，哟希！孙君，你的胆量大大的！是一条汉子！”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孙传芳和冈村宁次成了好朋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孙传芳不愿当汉奸，迁居天津英国租界。孙传芳与吴佩孚一样，不与日本人合作，整天闭门不出，读书聊天、莳花养鸟度日。日军大本营首选孙传芳出任华北伪政府主席，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数次亲自做孙传芳工作，孙传芳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尚未泯灭，内心不愿意当汉奸，因而严词拒绝。为了摆脱冈村宁次纠缠，竟皈依佛门做了和尚，法名“智园”。有人劝他：你多少年战场厮杀结下仇家无数，如今单身只影只恐仇家来寻仇报复。孙传芳淡淡一笑，“死于同胞之手，比当汉奸卖国贼苟活强上千倍。”一语成谶，他被死于自己刀下的济南镇守使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杀。
韩星丨先秦儒家的批判精神韩星丨明清儒者反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进行社会批判
我不断反思，为什么“左”的思潮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一旦被邪教洗脑，再正常的人也会颠倒是非
千岛湖（新安江）大移民——不可忘却的记忆
法律制度在抑制皇权膨胀上的重要意义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遗忘韩星丨秦汉政治文化整合与儒家限制王权的努力
《易经》就是“辩证法”吗？义利之辨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韩星丨东汉儒家的异端积极地进行思想批判林安梧丨纯朴与老实的力量──记一段与台中佛教莲社的因缘
吃饱的人在给饥饿的人画饼充饥40年代北平中产阶级的生活大洪水前，竟有统治数万年的王
林安梧丨《「血缘性纵贯轴」：解开帝制･重建儒学》新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