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丨门外寒虫不堪听——《巨婴国》批判
导读
“作者既善于倒打一把,把反孔反儒的结果说成儒家之恶;又惯于指儒为马,把其它思想造成的后果栽给中国文化,各种妄言妄语的攻击层出不穷。同时,作者在无限上纲地批判巨婴症的同时,将一些婴儿的“赤子之心”也一揽子扫荡了。”
——余东海
一
武志红书《巨婴国》,红极一时,因为被下架而越发的红了。作者将中国人和中国的绝大多数的问题,归结于一个基本事实——大多数成年人心理上是婴儿。巨婴,即生理上长大了,心理和精神状态仍然停留在婴儿阶段。
作者指出的诸多中国人的问题即国民病状,确实不同程度的存在,可惜与柏杨、鲁迅一样找错了病因,开错了药方。作者不知道,巨婴病的普遍化,恰是否弃儒家文化的结果,而儒家恰是疗治巨婴病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大药。
其次,中国文化不仅不集体主义不愚孝,而且反对之,认为集体不能本位化、主体化也就是主义化。集体主义非正义,愚孝非孝。
二
作者强烈反对孝道,认为《孝道是人性的逆袭》,充满了对孝道的歪解妄论。作者在《孝就是顺》一章开头写道:
本来,母婴共同体的共生,是母亲要顺着婴儿的意志,因为婴儿没有能力解决他自己的需求,而在中国式的亲子共生中,是要孩子顺着父母的意志。所以说,孝道是人性的逆转。
全是妄言妄论。
孝的本义不是顺,本义有效仿、传承之意。《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礼记·祭统》说:“孝,从爻从子。效也,子承爻也,善事父母也。顺於道,顺天之经;循於伦,循地之义。”
关于孝道,儒家自有原则和各种具体规范,四书五经都有阐说,《孝经》又最为集中。孝道讲顺,但不唯顺。对于唯父母之命是从的所谓孝,《孝经》就有严厉批判: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孔子在此明确指出,“从父之令”非孝。这段话也说明,儒家对任何人都要忠心相待,对君主、诸侯、卿大夫、朋友和父亲,都要尽谏诤之责,谏诤是尽忠的一大表现。朱熹《集注》引苏氏说:“爱而勿劳,禽犊之爱也;忠而勿诲,妇寺之忠也。爱而知劳之,则其为爱也深矣;忠而知诲之,则其为忠也大矣。”
这样的忠孝,正体现了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正如作者所说:“一颗独立的灵魂,比什么都重要。这样的灵魂,才可以入道,才有资格臣服。这个臣服,不是臣服于某人,如父母或君主,而是臣服于道。”儒家忠于国家和君主,孝于父母,归根结底就是“臣服于道”。反掉儒家中道和孝道,还奢谈什么入道和臣服于道?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作者先曲解孝道,再无限上纲,将孩子的尽孝和向父母磕头,“意味”成人格尊严的取缔、不平等的起源,并等同于“强者打弱者耳光,而弱者向强者磕头”。门外谈孝,一派胡言。
作者反对孝道文化,当然不是反对大家对父母好。可是,反掉了孝道,不知“道”,不懂得如何尽孝,即使对父母好,也非常有限,甚至自以为好,自以为孝,其实大不孝。
《孝经纪孝行》指出:“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身居高位而不骄横,身在下层而不作乱,在民众中不争斗。这才是事亲之道。否则,即使对天天用牛羊猪三牲肉食奉养父母,也是不孝之人。
孝敬孝敬,关键在敬。《论语》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篇》)人对于犬马也能饲养,对宠物也能爱护,但不会讲礼仪,不会敬重它们。如果对父母能供养但不尊敬,与养犬马无异。《礼记坊记篇》曰:“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孟子曰:“食而不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都说明尊敬的重要。
现代社会,对父母无礼不敬、忤逆不孝现象层出不穷,很多子女连供养都谈不上,遑论尊敬。
儒家强调“父父子子”,意谓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易经家人卦》彖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现代中国大量家庭和社会问题,就是家道不正造成的,就源于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男不男女不女!
三
儒家尊母更尊父,强调夫为妇纲,父为子纲。对于父亲和丈夫,“三纲”是地位的肯定,更是道德的要求。父为子纲,儿女犯罪,父母要负主要责任;夫为妻纲,妻子贪贿,丈夫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家庭、社会秩序之常,与天地自然秩序是一致的。《易经系辞》开宗明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易经》乾坤两卦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男人应该学习天道,尊严高贵,自尊自重,自强不息;女性应具有坤德,谦卑逊顺,顺承天道,厚德载物。
《坤文言》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这是阐释坤卦六三爻辞,说明阴顺承阳的道理。有内美而含之,有能力而辅之,有功而不敢成,不居功,所以能善始善终。《周易正义》解释:“地道卑柔,无敢先唱成物,必待阳始先唱,而后代阳有终也。”
注意,天地男女的尊卑不是绝对的,就像乾坤的阴阳刚柔动静不是绝对的一样。天行健,天道健动,但动中有静,有“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特征,动静合一;地道则静中有动,柔而能刚,《文言》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云。同样,尊者必能谦卑,卑者必有尊严,尊卑相反相成。
所以,君子无不敬,自然也尊重妻子和孩子。《孔子家语》说:
“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也。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伤其本,则支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于天下。”(《群书治要》)
但这种尊重,不能丧失夫和父的主体性,更不能乾坤颠倒,牝鸡司晨。《尚书·牧誓》把“惟妇言是用”视为纣王之一罪。武王说:“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意谓母鸡在清晨打鸣,家庭就要破败,比喻女性掌权,阴阳颠倒,会导致家破国亡。这句话在周武王时就是古人之言,可见流传之久。
目前中国家庭普遍有母无父、父亲边缘化的反常现象,正是反儒的后遗症之一。这种情况,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也曾出现。王夫之曾经指出:
“天子化于母党而天下沦,周平王也;诸侯化于母党而国日衰,鲁庄公也;士庶人化于母党而家以圮,凡今之人也。故曰知母而不知父者,禽兽也,又况从妻党以坠家法者乎?”(《船山遗书》)
王夫之斥“知母而不知父”为禽兽,“从妻党以坠家法者”更是禽兽不如。春秋礼崩乐坏,但朝野都存在礼乐的碎片,而今则是学绝道丧,这种禽兽不如的家庭反常,比春秋时期又严重得多了。
有必要重申:“二十四孝”故事有正常,多反常,非儒家也。其故事来源,有刘向的《孝子传》,有古代神怪小说,还有佛教故事改编。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出自干宝的《搜神记》,前者反常情,后者反常识,都违反儒家精神;鹿乳奉亲故事,史籍没有记载,《佛说睒子经》《六度集经》则有,主人公不同而已。
“埋儿奉母”的故事最邪。因担心三岁之子“分母之食”,居然要杀子,违常情,悖伦理,反孝道,莫此为甚。他们没想到,母亲得知孙子被埋,会伤心死。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孟子言“无后为大”。纵然母亲不伤心,奈列祖列宗何?奈天理人伦何?杀子比一般杀人更违天悖理。关此,东海曾有专文批判,兹不赘。
四
在《都在找妈:中国文化的实质》一章中,作者写道:
西方现代文化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并不意味着集体主义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仁本主义才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民胞物与,仁爱无疆,故儒家爱族爱国,胸怀天下;以仁为本,爱有差等,故又反对天下主义、国家主义和任何性质的集体主义。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儒家政治序列中,国在天下之前,家之国之前,身又在家之前。身,人也;人,仁也。仁才是最大的本。仁也是人格的核心。西方文化侧重于个体,为个人主义哲学;中国文化侧重于人格,为人格主义哲学,追求的正是“完善的个人”的目标。孔子的一生,从“十五有志于学”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不断提升、完善自己的过程。
儒佛道都讲修行,所修的分别是仁心、佛心、道心,无不超越个体而又立足于个体。注意,是超越,不是“抹杀”。
至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不好。不过,比较而言,集体主义更坏,最容易被利用和偷换为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的变种。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仁。仁本主义重身家爱国家,个体性与集体性圆满统一。
作者是西方中心主义者,高推西方文化,昧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对儒家,充满想当然而自以为是的曲解和偏见,甚至诬蔑圣人,说什么“阉人阉割了性欲,圣人阉割了物欲”云云。儒家和圣贤对以性欲物欲为主的各种欲望,态度非常中正和科学,既反对纵欲,也反对絶欲,而是主张制欲,克制欲望,克己复礼。
作者既善于倒打一把,把反孔反儒的结果说成儒家之恶;又惯于指儒为马,把其它思想造成的后果栽给中国文化,各种妄言妄语的攻击层出不穷。同时,作者在无限上纲地批判巨婴症的同时,将一些婴儿的“赤子之心”也一揽子扫荡了。
但我反对封杀其书。姑不论有违言论自由,从效果上讲,信息时代这么做,也不是好办法,甚至作用负面。对于问题思想和书籍,最好的办法是兵来将挡,依据仁本主义真理,予以如理如实的批判,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儒家文化教育和正知正见的传播——这才是釜底抽薪之计。
具有一定儒学修养者,对各种错误思想和西方文化的不足,自能洞若观火。故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和正知正见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自然而然会产生辨识力免疫力,各种无知误解和恶意攻击自会逐渐消散,就像随着春阳的升起门外寒虫会自动噤声一样。清人有句曰:“门外寒虫不堪听”,但主人翁也不会冲风冒寒去堵其嘴,禁止其胡呱乱噪。
本文转自东海儒钟,凝听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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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儒者,本名余樟法,男,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出版过旧诗、新诗十余册,学术著作有:《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东海先生丛书》(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仁本主义论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