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岚枫：无问西东，方得始终 —— 最后的贵族陈岱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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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课还有五分钟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熨烫妥帖的深黑西服和雪白衬衫，挺拔身姿似临风玉树，他站上台，微微一笑，那种从容不迫的高贵气质，顿时让喧嚣的课堂安静了下来。
“老师——”有人举手。
他的解答耐心而细致。
不久，又有人问类似的问题。
他道：“这么笨？”
这位有着中国传统学者的从容不迫和英伦绅士的细致周密，还有着恰如其分的幽默感的教授，很快便成了联大学生的偶像。
他是福建福州人，出身于大名鼎鼎的“螺江陈氏”。陈家世代书香，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之中曾有六子中举，“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清末最后一位帝师陈宝琛就是陈岱孙的伯祖父。陈岱孙的外祖家也非常显赫，外祖父、舅父都是清政府驻国外的公使。无论父系还是母系，陈岱孙的家族皆堪称名门。
出身世家，少年成才，留学名校，高大俊朗，而且还会“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游泳、打网球、打猎、跳舞，尤其桥牌打得精彩”，这些特点简直是爱情文艺小说中一干男主角的标签，当时的陈岱孙完全符合小说中“王子”的特点。
很多年后，他的学生还记得他在网球场上的风采，说“在学校网球场上……陈先生风度翩翩……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据说，联大女生在找男友时，都声称自己要找一个像陈先生一样的人。
有那么多爱慕者，然而，他终身未娶。
以九十七岁高龄辞世的他，独自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
据说，陈岱孙终身未娶是因为一个女子。
十九岁那年，他与他的同学同时爱上了一位女子。两人相争，又恰逢要出国留学，于是两人击掌为约，谁先得了博士，谁娶其为妻。
这样一个契约在现代人眼中，幼稚得可笑，可是他把它当了真。
那时，青春正年少，心中有的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情，赤手空拳，却有决心和勇气打出一个天下。
更何况，那时的他又岂肯对谁服气。他笃信自己不会输，他会拿下这世间最负盛名的学府的博士，好等他有了坦荡前途，回来娶这他认为最好的女人。
他的哈佛记忆，不是古老美丽的校园，亦不是同学间的游乐嬉闹，而是图书馆那间只够摆一张桌的狭窄隔间。夜深的时候，周遭宁静，他手指轻翻过书页，沙沙有声。
没有旅行，没有假期，除了两个夏天离校参加中国留美学生夏令营的二十天，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波士顿。
在哈佛读了七八年博士却拿不到学位的，大有人在。然而他只用了四年，就如当初离开中国时设想的那样，学成归国，并任教中国最高学府。
他像所有的陈氏子孙一样，走了一条最正统的道路，以数年的寒窗苦读换取了一个光明的前程。
现在，他可以坦然走到那个女子的面前，告诉她，他来兑现他的诺言了。
中国的戏文里反反复复上演过类似的传奇：邻家的少女永远在窗下绣着花，等那远行的士子衣锦还乡，光艳的锦，鸳鸯织就欲双飞，恰似她脸上的嫣红，似流丽的桃花。
他的传奇，不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他是出过帝师的陈氏子孙，天生秉承着儒家的风骨，认真恪守着君子一诺千金的誓言。
他还在哈佛苦读的时候，他的情敌早已先下手为强，对那女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追求。他谨遵道义，他的情敌却不惜代价，只求结果。
最终情敌抱得美人归，而他却黯然离开，独善其身。从此之后，他一生都不曾再爱过谁，一生都不曾娶过妻。
在陈岱孙的学生眼里，那个女子也并非什么天仙般的人物，不过只是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没有诗文传世，也不见得多倾国倾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也许，并不是世人揣度的“得不到的东西最好”，也许，他的不娶并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爱情失败和朋友背叛的双重打击。
一路走来，无论在鹤龄中学，在清华，还是在哈佛，他都是最优秀的人。家人宠爱、同学崇拜、一路坦途的他，比别人更加无法承受失败。
而且，仅是爱情失败也就算了，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朋友的背叛。别人已经花前月下的时候，他还在一心一意地守着盟约，在这场初恋里，他就像一个傻子，被人愚弄得团团转。
这件事就像一盆冰水，迎头浇上了骄傲的他，浇灭了他一生对爱情的热情。
他的失败很“傻”，却叫人肃然起敬。他是“一诺千金的夕阳武士”，他的故事，“在这个诺言能随意打破，爱情像政治般逢场作戏的世界里，简直是个亘古神话。”
在这个世上，总有一些人用种种手段赢得天下，比如“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比如“无赖近乎小儿”的刘邦。
然而，史书中却总有一个角落为那些“傻气”的人保留。他们败了，可仍被称之为英雄，比如华容道上为信义放走曹操的关羽，比如乌江边自刎以谢江东父老的项羽，又比如，陈岱孙。
关于陈岱孙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许渊冲说，陈岱孙终身不娶，为的是一个叫王蒂澂的女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和一个校友同时爱上了她，然而，王蒂澂选择了他的校友，他也坦然退出，独善其身以终老。
这个版本的故事流传得更广，故事中，王蒂澂选择的那个男子叫周培源——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十有八九是他的门生。
一样的名校出身，一样的英俊潇洒，一样的才华卓越，在这两个不相伯仲的男人之间，王蒂澂选了周培源也不足为奇。
据说，王蒂澂与周培源的婚姻也极为美满，数十年后，曹禺还对周培源的女儿说：“当年，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你爸爸也真叫潇洒。那时，只要他们出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他们的女儿说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红过脸”。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究竟哪个是真的，已无人知晓。
前一个版本的故事，作者唐师曾承认过自己不敢核实。当年他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多次拜会过陈岱孙，可是，“我提出过各种天真而愚蠢的问题，可就是不敢核实当年盛传于学生间的传说。环顾四壁，我相信师兄们所传是真的，从个人情感上讲，我更愿意坚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不仅与我内心儿女情长的英雄模式暗合，也更加重岱老在我面前千钧泰山的超人威严。”
而后一个版本的故事，陈岱孙的外甥女唐斯复以及周家的女儿们也都予以否认。唐斯复曾特意撰写《失实的故事》一文澄清，申明陈岱孙和周培源是情敌，不过是“文革”中的某位“天才”异想天开杜撰的“三角故事”。唐斯复说：“我母亲看了大字报回家问：‘大哥，这是真的吗？’‘瞎说！’陈先生回答得斩钉截铁。同一时间，周培源的女儿也回家问妈妈：‘这是真的吗？’得到的回答同样是：‘别听人瞎说！’”
细究起来，后一版故事的作者许渊冲，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1944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就读。按理说，他应该比1978年才进入北大的唐师曾更了解陈岱孙的事迹。
然而，陈岱孙与周培源却丝毫不像“情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友情持续了近五十年。
陈岱孙是周家的常客，周培源的头发白得早，他开玩笑管周培源叫“周白毛”，时常带小外甥女唐斯复去周家玩，唐斯复说：“周培源看到我们，总是挥动双手，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周夫人就把家里的好东西抱出来给我们吃。”
周家的孩子都管陈岱孙叫“陈爸”，“在我们眼里，陈爸总是一副模样，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材，稳健的步伐，慈祥深邃的目光，喜怒从不形于色。父亲常说陈爸是‘gentleman’（绅士派），学问好，为人宽厚、正直。妈妈说陈爸讲故事，听的人肚子都要笑破了，而他依然平静如水，就像什么都没说过一样。”长大后的周家孩子对陈岱孙也特别好，“不论哪一个出国、出差回来，买的东西第一个送陈爸。”
陈岱孙和周培源关系这样和谐，对于他们是情敌的说法未免也太过荒谬。他的外甥女唐斯复也说：“他是独子，父亲的这一房需靠他传宗接代。就他所受的渊源家学的熏陶和为人之任的传统教育，他绝不可能为爱恋朋友之妻，忘却自己的责任，无视母亲因他未婚而终生焦虑，做出有悖于伦理道德的事。”
不过，在西南联大的独身教授里，金岳霖爱恋林徽因，也是林家的常客。他终身未娶，最后，是林家的孩子照顾了“金爸”的晚年。
陈岱孙与周培源的友情并不能证明什么，唐斯复和周家子女的否认，不排除有几分“为亲者讳”的可能。毕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花边新闻”对一个人的声誉常常是致命的打击。
陈岱孙究竟有没有爱过王蒂澂，从传闻和否认里寻不出真相。只是，当时光渐行渐远，那段传说里的三个人都一一离世，人们却怀念起那个年代的纯情。
就算陈岱孙真的爱恋王蒂澂又怎么样，他对她的爱恋，不是“婚外情”，不是“第三者插足”，只是一个男子坚守着自己的爱情。
他没有打扰过她的家庭，没有给她造成过困扰，当她有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站出来，“我家孩子多，母亲又体弱多病，家里开销大，钱不够用，经常是陈爸慷慨解囊相助。”
他的爱，不像唐斯复所说“违背伦理道德”，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再那么想。
在这个爱情常被随意抛弃和背叛的年代，陈岱孙式的爱情太过珍贵。也许在当今世上，再也不会有人用一生的时光来守望一段无望的感情。
关于陈岱孙的独身，他的外甥女唐斯复说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她说：“正因为陈岱孙先生求学、治学专心致志，性格内向、矜持、洁身自好，又强调婚姻必须两相情愿……还因为父亲逝世尽孝服丧失去婚姻良机等原因，让他独自度过丝毫没有蝇苟的纯洁一生。”
不管陈岱孙独身的原因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唐斯复对陈岱孙一生的评价却是中肯——“纯洁”。他任教七十年，把清白的一生悉数献给了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打响的时候，他连家都没来得及回，直接随清华南迁。抵达长沙时，除了身上穿的一件白夏布长衫，别无长物。
小住为佳，得小住且小住。
如何是好，愿如何便如何。
按理说，出身世家，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在清华工作又拿着四百银圆的高月薪，应该最不能忍受生活的艰苦。可是在西南联大的八年，他住过戏院的包厢，尝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承受过手稿在战争中化为乌有的打击，却依然坚持了下来。
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也保持了自身的高洁。
解放北平前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劝他去台湾，说：“这是飞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了。蒋先生请您一定动身，到台湾再办清华大学。”
陈岱孙从自己的薪水中每月挤出五元钱，救济这位学生，他不是接济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而是连续八年，直到学生被平反。
那时候五元钱是很大一笔数目，足以养活一家人。八年来，就是靠着这每月五元钱，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一家人才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文革”中，北大物理系的叶企孙被冤入狱，罪名是“叛徒”“特务”。叶企孙没有结过婚，出狱后，重病的叶企孙无人照料，陈岱孙不顾被牵连的风险，总是去看他，给他送食物和营养品，直到叶企孙去世。
“文革”后，当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因为基础差而受到歧视时，他又一次挺身而出，他说：“这样对待他们不公平，他们也是时代的受害者，我来给他们上课。”于是他增加课时，为他们补课，累得整个人都瘦脱了形。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曾有过富足的生活，可始终觉得钱是身外之物。他经历过贫穷，然而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没有丢掉从小教养得到的高洁。
他与人交往从不为利益，所以在“文革”中，他不怕受牵连，坦然接济他的学生，照料他的朋友。
他处事也不因时世而改变，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和良心，“文革”后他也不歧视工农兵大学生，替他们说话，为他们补课。
1995年，他九十五岁生日的那天，北京大学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他的学生们从世界各地赶来，有的已白发苍苍。
他的致辞简短极了，他说：“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
除此无他。
他是真正的贵族。
贵族不是有几座豪宅、几辆名车就可以成就的，而是——哪怕在西南联大破落的茅草校舍里，也能像他一样西装革履，衬衫袖口永远雪白，法式袖扣一丝不苟地扣上；下雨的时候，也能像他一样，在漏雨的校舍里一面讲课，一面露出儒雅温文的笑容。
1998年，他去世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从昏迷中醒来，要看钟。他的子侄们拿给他，看后，他点了点头。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保留了每天6时30分起床的习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大学”。
在“贵族”已被用滥的时代，他是最后的真正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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