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乡绅维护了乡村的稳定？

刘毓庆凝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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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农村社会不能没有乡绅，不能没有道义，需要具有奉献精神的贵族输送能量，引领国民富而好学、富而好礼，提升一个国家的品质与文明素养！

承担了保护地方平安与建设的责任

2015年12月16日，《中华读书报》刊出了我撰写的《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一文，没想到短短的数天，在微信上点击就超过六万，而且还有47家微信平台转发。同时接到了认识与不认识朋友的电话十几个，其中就有张华侨先生。

张华侨先生觉得，我对乡绅的认识与他不谋而合，又说他用了10年时间，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调查明清时期贵族及其家族经济的兴起，发现这是一支推动和稳定中国社会的巨大力量。为此他撰写了一本书《贵族的理想——他们支撑了中国》，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篇序言。

我觉得自己不是研究乡绅，只是因为出身农村，对农村有感情，看到了当下农村凋敝现状，有感而发而已，写序言实不敢当。后来张先生把他的部分稿子给我发来，恳切地要求我能写几句话。当时我只是回答说，等看了稿子再说。

当我看了他的提纲和部分稿子后，心动了，震撼了！尽管作者的观点与我不完全相同，但他的那种眼光、胆略和气概，我不得不佩服。因为他研究的是一个被中国人长期误解甚至批判的群体。在半个多世纪的阶级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一提到乡绅，在观念中马上就会置换为“土豪劣绅”；一提到贵族，就会想到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因而会很自然地把这个群体与罪恶联系在一起。

但作者对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的名门望族调查后，旗帜鲜明地提出：“贵族的重大贡献是：以家族经济共同体配置经济与文化资源、帮助平民消除愚昧无知、推动中国向富民强国转变！”

这种声音，在曾经受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风波的人听到会有顾虑。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与政治变革，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谈论这种问题，仍有不同的认知。

可贵的是，作者走访了在文化、经济、政治领域具有贡献的家族，通过大量第一手材料，论证了这一问题，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秀才、举人、商人、地主、官员、学者等组成的“贵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免疫功能，对于维护中国稳定和正常秩序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个群体在国家权力无能为力的地方，承担起保护一方平安和发展、建设的责任。

他们立足乡土，比任何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更关心家乡的建设与老百姓的生存。他们是深深植根于乡间土壤的大树，乡间的阳光、雨露、水分、肥料、土壤、空气滋养了他们，而他们又用绿叶长枝营造一方文化生态。像地方教育、医疗、治安、交通、救济等公共资源，大都出自他们之手。作为国家法律补充的地方规约，也由他们组织制订。

他们在乡村、集镇、县城等承担了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不仅引领和指导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且还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在传统中国社会支撑政府大厦的成千上万的进士、举人，并不是由国家培养，而是这些富家大族，即作者所说的“贵族”培养出的。这是一个长期被埋没的事实，而今作者向世人揭开了这一真相。

以道义支撑了乡土中国的运转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个群体靠家庭积累的财富和自己的智慧成就了家业和事业，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承担了政府不能承担或无力承担的拯民济世的责任呢？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道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而作者看到了这个核心要素，并在书中以极为详细、生动、感人的事实，呈现了这个群体如何以道义支撑了乡土中国的运转！

我认为，这种观念传自上古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理论完善于孔子。是孔子编定的“五经”经典体系承载了这种观念，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核心。大批乡绅——即张华侨先生所称的“贵族”，便是这一文化思想与精神的传承人。他们用这种价值观念、这种文化思想及精神滋养自己，成就了自己，又变为有效的行动，犹如布云施雨，润及一方，随后又影响下一代，就这样代代相传。

这种价值观念呼唤他们自觉地承担社会道义，他们对社会道义的担当，并不像西方一些慈善家仅仅办慈善事业而已，而是同时发挥政治功能，参与地方管理。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一部分有为官的阅历，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协调社会的各种矛盾。他们的德望为一方表率，他们的德业为一方依赖。

所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假如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这样一批道义担当者，没有作为乡村灵魂的乡绅存在，乡村不仅会成为文化沙漠，还会成为地痞、无赖的世界。

也就是说，是传统以道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支撑了乡绅的精神，他们又以这种理想支撑了传统的乡村社会。至于“劣绅”，那是在末世社会整体腐烂、政治空气污染中出现的“疫情”，并不是常态，不能因民国时期生产了一批劣绅，就全面否定乡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积极作用。

从张华侨先生这部大著可以看到，他回望那个远去的时代，以事实为依据，特别彰显了“贵族”为民谋利、忠诚爱国的道义精神，显然是在道德沦丧的背景下流露出的“忧患意识”。

乡绅群体的消失让乡村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

近三十年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中国乡村普遍出现了“贫血症”。一方面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另一方又提倡新农村建设。如何让城乡协调发展，成为当下一道难题。城镇化是依照西方国家的模式设计出的方案，目的是加快经济发展。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村出现了老弱留守、青壮外流、校舍凋敝、田园荒芜的现象。中国传统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根在农村，农村的衰落，必然导致传统文明承传的危机。因而政府不得不提出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而且投入了大量资金。

也就是说，政府推进城镇化，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提倡新农村建设，又是出于文化的考虑。而新农村建设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奇缺，乡绅消失，农村没有传统文明的继承人。笔者于2015年12月16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乡绅消失后的农村命运》一文中曾提到：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为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疗养院而乐不“思蜀”。

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归根”的意愿，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其他是八十年代以来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还有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归。

可以说，乡绅群体的消失，让乡村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更令人难堪的是破败的村落，让传统道德丧失、腐烂，给地痞、无赖、赌徒、不肖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唯有仁爱天地万物才能生长

当道义丧失后，人还有什么事不能做？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从前的乡绅，以道义撑起了乡间的蓝天；而今乡村的蓝天靠什么支撑、靠何人支撑呢？而张华侨先生撰写的《贵族的理想》，展现了那个时代贵族的学识、品质、理想，召唤国民认识他们如何以仁义忠孝凝聚道义，支撑了互助友爱的乡土社会！

我们应该认识到，城镇化和商业化，是农业文明的两把断魂剑！城镇化铲除的是农业文明生长、生存的土壤，商业化消灭的是农业文明的传人。当下人们一种很可怕的认识是：认为工业文明（实际上是商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却忽略了工业文明只是历史的一个过程，是插曲，而不是目的，它除了刺激人的财富欲望、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外，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精神上的愉悦和持久的幸福。

相反却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大，导致人的精神世界走向萎缩，人间的温情与善良被规定在制度的框架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质间冰冷的结构关系。甚至由于竞争合法化、合理化的理论阐释和利益最大化的无限追求，还为人类埋下了种种危机的种子（如资源枯竭、生态破坏、战争危机）。

特别是为了竞争资源、竞争利益，有些国家把最聪明的大脑用在杀人武器的制造和应对、消灭对手的谋略上。显然这种文明如果没有节制地发展下去，人类只能等待消亡。著名科学家霍金提出的“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一百年”的难题，将永远得不到解答。

我们回头看农业文明，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农业文明创造的不是机器、设备、工具、玩具、小商品等冰冷的东西，而是生命。无论鸡鸭猪狗，还是麻麦菽谷，都是在人的关照中成长、在风调雨顺中发展的生命。由这种生活方式产生的文明，注定了对于生命的关爱。而其对于世界的认识，也认作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系。

也正是这种文明，创造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个道德体系又体现着天人一体、民胞物与的和谐、包容、仁爱精神。仁义礼智信，“仁”追求的是心性的和谐，“义”追求的是行为与内心的和谐，“礼”追求的是上下、周围关系的和谐，“智”追求的是自我与外物的和谐，“信”追求的是彼此交往的和谐。

唯有和谐，宇宙才能充满生机；唯有仁爱，天地万物才能生长；唯有包容，万物才能并育而不相害。这个价值体系可以保证人类的长治久安，使人类在和平安详、相互包容中发展。

但是目前这个价值体系，却受到了商业化与城镇化的致命冲击。谁来保护并承传承载这个价值体系的中国传统文明？恐怕只有乡绅，只在农村沃土上成长起来、并对农业文明有深刻认识与深厚感情的有识之士。

提升一个国家的品质与文明素养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因为他的好多预言都被历史证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看到西方过度工业化出现的社会问题后，就把人类未来继续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因为他看到了西方工业化发展潜在的危及人类生存的隐患，看到了与西方“生存竞争”处世理念不同的中国文化的包容、和谐精神，看到了当时中国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农工平衡的发展道路。他认为，过度工业化的道路是自我毁灭的道路。

如果中国能避免急于紧步先进工业国家后尘去实现工业化，在坚持以往“农业模式”基础上发展工业，创造出保持农工平衡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极有可能在先进工业国家陷入“超工业化”的混乱之时，从它们手中夺取世界的主导权，创造出以东亚为“基轴”的名符其实的世界国家（日本山本新、欣村秀二编《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杨栋梁、赵德宇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遗憾的是，中国没有听取汤因比老先生的忠告，却让当下中国出现了汤因比当年看到的西方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混乱状态。然而大多中国人却仍执迷不悟，误以为这是一条追求幸福之路。尽管幸福越来越遥远，可他们却把财富增加误作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