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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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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翦伯赞，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斗争”，并被抄家，监禁。1968年12月18日，他和妻子戴淑宛一起自杀。当时翦伯赞70岁，戴淑宛68岁。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受难者中是相当独特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
翦伯赞成为保卫组重点保护对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6月16日，最高检察院党委书记李放通知我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高检院来函通知要你去北京大学做保卫工作。”我说：“服从组织，要求不要留在北大。”随后，我马上开始交待工作，22日持高检院的介绍信赴北大工作组报到。先在图书馆工作几天后，工作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杨以希找我谈话，要我到二组（保卫组）任副组长，组长是蔡润田。全组36人，都是海军保卫部的在职人员。
“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曾讲过：北大有个翦伯赞，你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去问翦伯赞；北大有个冯友兰，你要知道什么是唯心主义，就去问冯友兰。经翻阅有关材料再加上组长介绍，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指示：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和温特（美国教授）六人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
1966年8月4日，“中央文革”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决定二组人员全部留校，继续承担保卫工作，改称保卫组；北大“校文革”成立后，保卫组受其领导，并给增加了3人，仍由蔡润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经总政批准，1966年12月海军人员全部撤离，因高检院被砸烂无法报批，我不能撤离，仍留在北大，继任保卫组组长。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进驻北大，宣布“校文革”及各个组均停止工作，唯独留下保卫组，仍让我任组长继续工作，由军代表李志刚主管保卫组。
从1968年9月初开始，宣传队首先组织批斗陆平、彭骊云大会。不久开始在全校清理阶级队伍。他们认为“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全校先后有900多人受审查，共揭发出够敌我矛盾的500多人。当时，所有清查对象，包括翦伯赞、冯友兰等几名重点保护对象，都集中食宿，不准自由回家。对此，我向宣传队总部明确提出：翦伯赞、冯友兰等是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隔离审查、限制自由，是违背指示的。
1968年10月16日夜，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饶毓泰上吊身亡，我带领保卫组的干部联合市公安局的干部勘查现场，结论是“自缢”。我遂到宣传队总指挥部全面汇报，送上“结论”。同时，又提出要加强对翦伯赞、冯友兰的重点保护，亡羊补牢。
宣传队接受我的意见，把翦、冯二人放回家。当时，翦伯赞家住燕东园28号，在大院外，不便保护，我提出建议后，宣传队把他夫妻二人搬到燕南园64号（保卫组原址63号），每月发生活费120元，白天有历史系的学生值班，夜间雇用了退休工人杜师傅伺候。并明确要求，非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不准外来人员接触。
服毒自杀事件发生及现场查验
1968年12月18日早晨，天还没亮，伺候翦伯赞、戴淑婉夫妻的退休工人杜师傅泪流满面地跑到保卫组，扑通跪倒在地上向我哭诉：两条人命，翦伯赞老两口都死了。
我马上电话报告了宣传队总指挥部，然后立即带领萧祖德、蓝绍江和苑世男赶赴现场。在燕南园64号翦伯赞夫妻的卧室内，有南北向的两张单人床。在左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翦伯赞，在右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戴淑婉，两人面色安详，衣着整洁，均穿鞋袜。一摸两人的体温，早已冰凉，没有脉搏了，但尚无尸斑出现。我们立即电话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报告完公安局之后，我们继续勘查现场。首先搜查翦伯赞遗体的上衣双兜，左兜里有一张纸，上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右兜里有一张纸，上写：“我实在交不出了，才走上这条绝路。我走上这条绝路，杜师傅不知道。”
我内心感动了，多么好的品质啊！一个身陷“囹圄”的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没有违心地交代；而且，在他决定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还生怕连累别人，因此，在遗嘱中说明自己的死是与别人毫无关系的。接着，搜查翦伯赞的床铺，在枕头右下方，发现了一个服药袋，内装两粒进口的速可眠胶囊。这让我再次涌起了一阵感动，他这是明确地告诉我们自己是怎么死的，不给我们勘查现场添麻烦。再搜查，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异物。又搜查戴淑婉的床铺，任何异物也未出现，由于是女同志我们不便翻身，也不好翻外面的兜，就没有翻出任何东西。我们的初步结论：可能是服安眠药自杀。
为了将事情进一步弄清楚，我们问伺候他们夫妻二人住在外屋的杜师傅：夜间有什么动静没有？杜师傅说：快午夜12点了，听到炉子响声，我问有事吗？翦伯赞的老伴说：翦先生饿了，我给他热点牛奶喝，你就睡吧，不用管了。据此，我们初步断定，服毒时间是在夜晚11点半到12点之间。
问完杜师傅话之后，历史系在翦伯赞住处值班的学生来了，我们把他们堵在外屋，询问他们昨天的情况。他们说：昨天下午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持介绍信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来找翦伯赞调查刘少奇的问题，听到他们一再追问刘少奇的有关历史，翦先生一再回答“记不起来了”。双方僵持一会儿后，调查人对翦先生说：你明白，这关系到刘少奇的问题，你必须好好想想，把他的问题交代清楚。我们明天再来，你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交代清楚，交代不清楚，是要坐牢的，并一再强调。
上午7时许，我把翦伯赞的两纸“遗书”亲自送到宣传队总指挥部，拍照留底，由指挥部把原件直接上报毛泽东。其他情况，查明后上报。我回到现场，同保卫组的其他同志继续勘查。
上午8时许，我们还未勘查完现场，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又来了，被我堵在门外。我说：今天不准找翦伯赞。他们说：我们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说：什么专案组也不行，你们可以去找宣传队总指挥部嘛！他们才离开了。
专案组的人一走，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包括赵法医）就来了。我们把勘查现场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要求他们进行复查，通知家属，进行尸体解剖。经电话通知，家属不来，给出的答复是，已经划清了界线。我们把家属的回答记录在案。
死因确定及相关处理
12月18日下午，我们从翦伯赞的住处把最需要的东西取了出来，考虑到目标太大，当时没有查封。我们招呼历史系的学生，让他们将屋门锁好，并认真看管。接着，经我引领，市公安局的人员与宣传队总指挥部商量，由我始终跟随，将翦伯赞夫妻的遗体送到北医三院地下解剖室。
到了北医三院之后，由赵法医主刀，对翦的遗体做了全身解剖，有关部位做了切片、取液等；对戴的遗体做了局部解剖，只取了部分胃液。肉眼发现两遗体的胃里均有尚未溶解完的进口速可眠胶囊。法医的最后结论是：翦伯赞、戴淑婉夫妻均为速可眠中毒死亡。
为了把翦伯赞夫妻自杀案情全部弄清楚，12月19日上午，我手持宣传队总指挥部的介绍信，乘坐专车，亲自到北京医院调查毒源。北京医院院部的负责人说：翦伯赞的病历，依照有关规定，属保密范围，非经特批，不准查阅。我马上到市委吴德办公室汇报情况，提出要求，吴德的秘书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医院院长说明了情况，于是我又赶回北京医院。
回到北京医院后，他们已把翦伯赞的病历拿出来，摆在桌子上。我到后，由专人帮助我查阅，把大夫的处方、翦伯赞派人去取药的时间，一一列出清单。其中进口速可眠胶囊按间隔日期，依照规定数量，每次付给20粒，多年以来，没有变化。
我在北京医院查清楚情况以后，便返回北大，又询问值班学生。值班学生说：翦先生夫妻年岁老，行动不便，都是委托我们到北京医院给他取药。每次都取有速可眠胶囊。有一次，我们还对翦先生开玩笑说：“您可别一次吃了。”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不想死，要活着报恩毛主席、周总理啊！”
在做了以上一些调查取证之后，保卫组通过宣传队总指挥部把翦伯赞夫妻自杀的调查材料全部上报。宣传队总指挥部让后勤部门把翦伯赞夫妻的两具遗体运送火葬场，匿名火化，不留骨灰。短短两天，对翦伯赞夫妻自杀一案的处理，比较顺利地完成。
过后听说，谢富治对中央第一专案组调查、审问翦伯赞的巫某，当面予以批评指责说：翦伯赞是毛主席、周总理指令保护的人，你有什么权力要他去坐牢。因此，巫某受到了党纪处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及时进行了拨乱反正，翦伯赞也得到平反。北京大学校方决定给他举行追悼会，找到我问骨灰的事情。我跟他们说：保卫组没有管，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到八宝山去查，哪年哪月建的档案。他们一开始没有查到，因为用的是化名。后来又去查了一遍，火葬场工作人员按火化时间一查，这才弄清楚了。
北大校方又问我要当时的证据材料，原件当时已经报毛泽东了，只有拍的照片，我就给他们了。事后想想，觉得很后悔，自己亲自经历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现在手里什么一手的材料都没有了！
原载于《百年潮》杂志，2012年第5期。原标题：我在北大保卫组处理翦伯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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