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丨段正元与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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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正元与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
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
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
（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
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
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
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
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
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
第三，为了解决人们的困惑和迷茫，段正元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具有现代性的转化。这方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里只谈人们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对“三纲五常”的看法。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革命，主要是反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最近几年，人们逐渐对“仁、义、礼、智、信”五常有了较为开明的认识，从思想观念上探讨其古今含义以及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挖掘其适应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但是，一谈到“三纲”，还是没有人重新进行反思，认为是必须绝对打倒的。段正元赞成打倒礼教，认为三纲五伦八德是儒家后学用以教人的策略，但在长期的实行过程中造成了许多流弊，以致今天人们对其口诛笔伐。
他说：“古之圣人恐人心不古，不得已用理学教人，以为社会人道主义之防，故立三纲，表率一切。是‘纲’有领袖群伦之任，整恭率物之则。居纲之位者，必须以身作则，为人模范，使在下者，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而纲之义始尽，不然不足以为纲。至于五伦，乃社会联属之次第，人道主义之线索也。而八德则是修身之具，盖必尽修身方能齐家，必齐家者方能治国平天下也。后人不知真意，误解三纲，而居上位者反借此压迫在下之人，以假乱真，颠倒是非，贼人祸世，害国殃民，遂至酿成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君要臣死，不敢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种种流弊。今日言打破人伦，打倒礼教，固其宜也。”（《圆道》）在《政治大同》中他还专门就三纲五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解释，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转化。他说：
语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今人将此三纲訾为最专制、最黑暗、最不平等的杀人礼教。岂知三纲正义，不但不专制，而实最自由。不但不黑暗，而实最文明。不但非不平等，而实为最大平等。真正人道主义，必由此完成而进化。盖以纲字而言，非谓君可任意杀臣，父可任意杀子，夫可任意压制妻。乃以凡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夫者，必要整躬率物，以身作则，为臣、子、妻之模范，以共保人道之平安也。此等礼教，正将维持人道纲纪之责任归之于上，重视主事人之责任，非重视其权威也。
谚云：“上梁不正下梁歪。”已从反面道破三纲真义。“而中养不中，才养不才，贤父兄所以足乐也。”三代以降，真正之礼教凌夷，三纲失坠。为人君父者，往往自己专横放纵，而反责臣子以忠孝；为人夫者，往往自己奸盗邪淫，而反责其妻以贞节；一班伪儒曲士，又从而推波助澜。此篡弑所以相寻，淫僻所以多罪，人道之沉沦，皆由三纲不正起也。若为君者，先尽君道，足以为群僚之表率。为父者，先尽父道，足以为子女之仪型。为夫者，先尽夫道，足以为妻室之仰望。则“纲举目张”，“上行下效”，一切善良政治，美好风俗，由此而生。社会上又安有不自由，不平等，不文明之腐败现象。
对于五伦关系，他认为实质上反映了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人类五种基本社会关系的概括，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五伦就必然存在，也是以人道主义原则处理人类社会关系所必须的：
世界愈文明，人道主义愈进化。虽古今中外，昌明人道主义之学说不同，理想不同，设施不同，而求其最文明、最切实、最美备者，莫如中国大圣人创制之五伦。五伦之维持人类社会，圆满无缺，犹规矩之应用方圆，时措咸宜。盖任何人类社会，断不能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者之外，别生何种关系。任何工作亦断不能离此五伦之外。故人类虽形形色色万有不齐，可以五伦概括之。人事虽是是非非万殊不一，亦可以五伦判别之。五伦实是人道之中枢，昌明人伦，正所以昌明人道主义也。（《政治大同》）
他还就五伦进行了理性的规定：
（1）夫妇之伦在有别。“别”者，一为分别，一为特别。“分别”是为了限制人之放纵，正所以保全人正当之自由。“特别”即夫妇感情与其他感情不同之特别也。其目标是造成夫妇和偕，如琴瑟钟鼓，“群兴和乐于家庭，而旷怨咸无，且洽太和于宇宙”的理想人道。
（2）父子之伦在有亲。父慈子孝，皆亲亲之道。“父之亲子在于慈。慈，非姑息溺爱之谓也。将欲爱之，必固劳之，养以生之，教以成之，而后慈爱之分量尽。子亲父母在于孝。孝，非服劳奉养己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首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而后孝亲之能事终。”在这里他还批判一些世俗的做法，如“世有以积金钱遗产业，为慈爱子女唯一之目的者，此非亲亲之正道也。”批判“愚孝”，“亦有以卧冰得鱼，埋儿获金，为孝顺父母，此乃附会穿凿之谈，执泥顽固矫揉造作，反乎天性人情之自然，戾人道之正轨，适足予非孝无亲者以非议之口实。”而他认为真正亲亲之道，是人类发于天性之自然，出于至情而不能自己者，是为人道之根本。
（3）君臣之伦在有义。他认为“君者，主也。臣者，从也。天地间无论何事，离不了主从的关系，即离不了君臣的关系。国家、社会、个人均离不开主从关系。”至于“义”，则是维系君臣关系的基本原则。“义者，宜也。即彼此团结作事，必令一人可行，推之万人有益；一方可行，推之万方有益。一时可行，推之万世无流弊。乃为义，乃为宜。”
（4）兄弟之伦在有序。兄弟一伦，实即长幼的关系。言兄弟以示亲切，言长幼以示先后。人类先后之天然之次第，无论大小家庭，均莫能外。所以，为了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秩序，敬兄敬长之礼习为伦常，实本天道人情之自然。
（5）朋友之伦在有信。朋友非血缘关系，其维系全在“信”这一道德理念，他认为：“在先天言。信者，准也。即人生本来真面目。在后天言，信者，准也，即心口言行如一。试观宇宙，如日月往来不准，则明无由生。寒暑往来不准，则岁无由成。造化如此，何况乎人。人若言行不准，欺人终归自欺。岂仅朋友关系无好结果，必事乃皆无成就。”这就把“信”这一人类道德原则的自然要求讲明了，说明信是人必须必然之理。正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非常反对人们由于三纲五伦在历史上产生了弊端而把它们彻底抛弃，批评“今世之人，废纲、绝伦、弃德，其志将以图乐利也。”（《永久和平》）
（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一种宗教组织，认为段正元是在搞封建迷信。
这也是需要进行澄清的。从段正元本身来看，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搞宗教，他的思想虽然从道家、道教、佛教那里吸取了许多东西，但本质上并不是以宗教立教而是以“道德”立教的。他曾区分“教”与“道”云：“教犹植物之花，道犹植物之本。花由本生，教由道发，花不能离本而生，教不能离道而存。花不能与根本比美丑，教不能与道较高下。道本千变万化，圆通无碍。教则单取一线，有一定不移之方针。道者路也，随人共由，缓急迟速无人限制。教则含专制性质，强迫前行，步步加紧。”并进一步就儒道佛三教进行历史的分析：“道家佛家以教教人，成者甚多。儒虽名为教，而至圣所讲是道。八面玲珑，千变万化，无丝毫专制压迫，数千年中，未成几人。不但成人少，并且世人都讲不得儒是什么。因儒教太宏大太圆通，不易讲也。行教易行道难。故至圣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因此，他认为讲“教”是迷信：“教甚易讲，盖讲教都是迷信，所谓窝起舌头说话，只讲半面。遇着时机秉着一部分天命，各说各的，不管其它方面通与不通。如耶稣云：‘除我以外别无上帝。’要阐其教，使人迷信，不得不然。前大道不明不行之时，万教后学，概在迷信之中。儒家迷信文章；佛家迷信顽空；道家迷信神仙；耶稣迷信上帝；回教迷信真神。其它非儒非佛非道非耶非回之教，亦莫不各迷信一端。非迷也，不明道而行教，不得不如是也。”（以上见《道德约言》）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认为西方宗教不如我道德文明，“耶稣教义究不能摆脱简单拘束之宗教思想，于道德文明犹有偏而不全、美而未善之处。”（《政治大同》）他批评西方人与基督教“所以当今之世，求诸宗奉宗教者，比比有人；求诸信教而又知重道者，曾不数见。试观泰西各国等，是崇奉耶教，讲博爱主义之文明国也。今乃日寻干戈，置数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于不顾，则博爱之道何在。”（《道德学志》）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名义，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进行公开侵略，推行霸权主义，造成了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那么，他所讲的“道”到底如何判定呢？段正元所讲的“道”实际上是一个本体性的概念，是回归原始儒道合一的大道；从历史上说，就是追溯到春秋战国以前诸子百家未形成以前，即庄子所说的那个还没有为天下“裂”的“道术”，来重新构建儒学的“道统”本体论。但他的“道”又不是“虚悬”的、“虚位”的，而是与“德”密不可分的。在《道德学志》中，他解释“道”、“德”和“道德”：
道德何自乎？道犹路也，天地人物所共由；德者得也，天地人物所各具，至切近，至平常，愚夫愚妇，可与知能者也。
有谈道德者，目为迂酸；有行道德者，斥为腐败。又若吾中国之贫弱，皆此辈有以酿成之也。实不知吾中国所以不亡者，皆此道德有以维持之。特人日在道中，而不知其为道，犹鱼日在水中，而不知其为水。盖道也者，包罗万有，其中有大道、有正道、有小道、有邪道。
邪道者、道之变迁也；小道者、道之发散也；正道者、道之常行也。盖大道之本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真有不可思议者。而正道却从此出，小道却从此生，邪道却从此灭。
在《政治大同》中，他有更简洁的说明：“在先天言，道德乃天地之元气。为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之根本。在后天言，道德乃人生之福气。为穷、通、夭、寿、富、贵、贫、贱之源头。故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凡个人之身心性命，以及家国天下，万事万物，无一不在道德包孕之中。道德水准高的国家，必呈日月光华，国泰民安之景象。反之，刀兵水火，夭扎疾疫之灾，随之而起。以个人言，厚德所以载福，和气乃能致祥。反之，刻薄成家，理无久享。要知有道者兴，无道者灭。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乃天道人事之常经。”（《政治大同》）这样看来，他所说的“道德”与今天我们常说的道德含义不同，是体用兼赅，虚实相生，若分若合，不即不离的统一体，是具有丰富理性内涵的思想范畴。
段正元认为，他所讲的这样的“道德”才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他的历史使命，就是继承、发扬、光大这个道德思想的传统，“中国有一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要继承这个正统的道德思想，并发扬光大。”（同上）段正元对弟子一再强调，只有实实在在地去实行《大学》之道德，“方是修持人之根本”。后来，他的弟子在回答道德学社的来访者所问“现在社会上道门甚多，不知贵社师尊所讲的是什么道”和“贵社与其它道会有何不同”时，他的弟子说，“现在社会普通流行者固多，只可谓之法门，不得谓之道。何故？相传道家有三千六百旁门，佛家有八万四千法门，儒家有诸子百家，惟各大圣人得道之全体大用，惟各大圣人所传者皆是道，其余各得其偏，皆是道之法门。”（畊心：《道德学社访问记》）段师尊所教人们的不是素隐行怪，书符念咒，更不是参禅打坐，静坐孤修等。他所传授的学问，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诚正、修齐治平这些道理，以及止、定、静、安、虑、得这些大法。总之，所有学问全在行住坐卧视听言动之间，行之至平至常，而用之则至神至妙在其中。(同上)
段正元对于鬼神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反对迷信的，他说：
现今世界有主张有神教者，有主张无神教者，有主张一神教者，有主张多神教者。诸说纷纷，莫衷一是。而孔子垂教，不说有神，亦不说无神，怪力乱神，且在所不语。其散见于经文者，一则曰敬鬼神而远之，再则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讲道德之人，敬不敬鬼神乎，曰毋不敬。但讲道德之人，以古圣先贤为模范，例如孔子之言行动静，可为世法，吾人不得不尊崇之。
凡中人以下之人，不可以言无鬼神，即以孔子往事征之，如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其敬鬼神为何如也？孟子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人之必须敬祀鬼神者，以鬼神为阴阳之正气。敬祀鬼神者，即是扶持天地之正气，保全一已之良心也。（《道德学志》）
这些说明段正元对鬼神的态度与孔子的态度是一致的，也是典型的儒家式的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作为儒家学者，对说不清的事情是宁可保持一种存疑的态度，如鬼神之事古来人们的态度或则相信或则迷信或则断然否定，一直弄不明白，即使科学发展到了今天，对鬼神之事仍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是，由于鬼神之事牵扯到道德问题，又不得不慎重。所以，对于民众在祭祀鬼神中所表达的人类情感和伦理道德精神，儒家是肯定的；若是鬼神祭祀没有情感和道德的内涵，宁愿不敬鬼神。段正元还有所发挥，通过祭祀鬼神扶持天地正气，保全一己良心，这就是儒家所谓“神道设教”的思想。
道德学社的儒学实践活动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神道设教”的思想，对此段正元说：
晚近之人，非圣无法，一由中人以上之人，不知以道德存心，对于鬼神，不明真正敬祀之道；一由中人以下之人，惑于邪说，不知鬼神之德之至，毫无敬畏之心故也。今欲维持世道，救正人心，平治天下，当使中人以上之人，群知道德为天地之精华，一己之良心，时时刻刻，以道德存心。对于鬼神，不可不敬，但敬鬼神而远之，中人以下之人，当使供神向善。有所敬畏，不敢为非。如此办法，庶几天下人人持身涉世，或不至有丧心灭理之事。此神道设教之意。（同上）
这是说近代以来，中人以上的知识分子，大多相信无神论，不明古人敬鬼神之真义；而一般普通民众，受这样的思想影响，以为天地间没有什么鬼神，也就没有什么天堂地狱之类的，就没有了任何敬惧之心。针对这样的情况，他提出知识者应该“以道德存心”，一般民众应该敬畏鬼神以求向善。所以，我们不绝对排除段正元思想中有宗教性的成分，但这些宗教性的成分是为了道德而不得不有的。
（三）、还有人认为道德学社有政治背景，特别是段正元的许多弟子是民国以来的军政要人，他本人曾与一些“反动人物”有来往。
实际上，道德学社一个非常纯粹的民间组织，办道过程充满艰难曲折。段正元年轻时随师龙元祖入青城山悟道，四年之后学成下山，遵师命以传播儒道、匡正天下为己任。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最终在北京成功的创立了道德学社，其基本宗旨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道德学社经过段正元的不懈努力，“自出山以来，由川至京，往返两度。道德学社成立后，若宁、若汉、若杭、若沪、若奉、若津、保，以至其他各处。次第推行，遍及全国。中外名流，列弟子籍者，不下十数万人。足迹所到，例有演讲，其余笔记问答，传功授法，在在均有记录。凡所立言，固无一不是性与天道，亦无一不是天然、自然、而然之绝妙文章。方之孔子与其他各教圣人，不独齐驱并驾，或且过之”，段正元“讲学传道，正经立法，欲以道济天下，垂宪万世耳。”（《师道全书》“序言”）
虽然困难重重，但段正元却坚持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他多次强调的“未用公家半文钱，未占民间一锥地，两袖清风，怀抱道德，居易俟命，素行而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尘出尘，在俗出俗。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大德必得》，《政治大同》卷下），坚持了道德学社的民间性和独立性。可见，在实践中，道德学社始终是坚持自立的原则，坚持民间立场。对此，我理解其苦心，是不希望与官方有什么牵涉，以免受实际上其制约，名声上受玷污。但段正元又深知光有天时，没有地利，尽管有在天成象，却难以在地成形，所以，他在坚持孔子君相师儒、道高于政的前提下，不得已收了不少军政界人士为弟子。这些人在他面前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一般也都信誓旦旦地说要按照段师尊所说的去做，以拯救国家于危难，以解生民之倒悬，等等。但是，他们一回到政界，就或者身不由己，或者不得不各方周旋，或者干脆就把师尊的话抛在了九霄云外。这样，使得段正元借其地权实现大道的努力每每落空，其结局与象当年的孔老夫子极为相似。
不过，他自己颇感宽慰的是他一生现实了布衣教王侯的愿望，有那么多的权势人物拜倒在他这个平民百姓的脚下，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迷惑人的花招，而是所讲所行全是实实在在的大道大德。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德政合一，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段正元还批判当时社会政治的。他分析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政局混乱，军阀混战，人民生灵涂炭的原因不在政治自身，而在道德根本。他说：
我国为共和体制，苟不能刷新政治，则陈陈相因，毫无建树。试想诸先烈辈，碎头颅，裂肝胆，血飞红，骨暴白，所再造之锦锈河山，黯然无色，良堪悲痛。纵能刷新政治，而不尊崇道德，舍本逐末，虚伪成风。弃一己之精英，拾他人之糟粕，其结果必然不佳。春秋之杂霸，战国之浮夸，六朝之淫靡，五代之奸邪，此争彼夺，徒苦吾民，享祚不长，终归消灭，其往事也。然，有道德树之表、谆信明义，庶绩咸熙。德以保民，同登仁寿。德以化民，同履荡平。斯军民可以联欢，官民可以一体，教化可以大行，熙熙，如登春台矣。孟子云：“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又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足征道德一端，实可推行政治之实行耳。
我国自辛亥革命后，非不尊重立法，民国十二年，曹氏贿选成功，立法机关，名誉扫地。袁氏称帝，行政机关，秽德彰闻矣。均由无道德所致也。（《政治大同》）
他认为当时各路军阀，不同党派，大都是私心自用，即把封建皇帝的“家天下”的思想换成了“军天下”、“党天下”的观念而已，他们或者惑于西方民主政治，或者以武力为迷信，没有人想到实行道德仁义，顺应天时民心，治国平天下。
欧洲讲生存竞争，尚强权蔑公理，侵占它国土地权利为己有，此为不知道德，不啻蛮貊之邦。名曰爱国，实是祸国，并自祸身家。欧洲国富兵强，外观文明，内实野蛮，富者极富，贫者极贫，富贫视如仇敌。明是国家主义，暗是有资本者假公济私侵吞财产。凡知爱国不知爱天下者，其国必兵连祸结，生活艰窘，人民痛苦难堪，此一定不移之理也。今言道德政治，人以为迂腐。推其故，即坏于理学文章空谈，言而不行。人以为道德无用，势必维新。但维新之徒，不是敛财，即是练兵，有财有兵，惟无道德仁政。太上云“强者死之徒”，今在位者，不行道德也就罢了，万不可为一人权利，残害千万人生命。（《道德约言》）
他批评当时的为政者：
现之为政者，不惟不行道德，即闻道德亦神昏气浊，国家焉得不乱。战争从何而息。
现今中外政治，皆用法律武力，国富兵强为宗旨。此非文明大同，治世安民之道，终是败国亡家之祸根，凡一切阴谋手段，终归消灭。
民国成立以来，其治世政策，仿外国形下之器，搞物质文明，不知中国大圣人修齐治平之形上之道，故今政治一日比一日乱。前南北不和，今更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和，各逞兵力，各占地盘，只图争权利，不顾人民痛苦。试问南是谁家？北是谁家？既是民国，不但国家土地是公共的，即人间银钱亦是公共的。不过有德者得之，有道者用之。
当今民国捣乱不休，无非是人人争权，个个夺利所致。殊不知，真朝得横财夕即丧命者。有骤登大位忽又被逐者。此尸位素餐，无所建立，故而犹漂木流沙，随风漂没耳。（《大德必得》）
他自己办道德学社就是要超越党派之见，弘扬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以达修身治国平天下，走向人类向往的大同世界：
我今倡言大同，无丝毫党见我见。出外求学问，何教何会，是党非党，一视同仁。至立道德学社，原为集众思广众益，无丝毫党见。凡言三教九流者，凡分教派、分门户、分国界、分种族皆不可言大同。前圣立教，因时、因地、因材施教，不敢言大同者，知真道德之不行，不得已而立教也。
我常说理学如程朱尚有党羽，从来亡国丧家者皆由党争。理学君子有党，小人效尤，其党派之争，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有党者皆是小人。心善而事不善，皆由不明真道也。天地人物皆是大道所生，人与人有何党派可分？真明道德之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也。”（ 《大德必得》）
这是从传统文化的根本意义上批评党派政治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艰难曲折，残酷血腥，触目惊心地说明了段正元的看法是正确的——党派政治可能是不适合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的。
如何才能长久修齐治平？他说“法律只可以一时治愚民，而不可以长久修齐治平；武力只可以一时治柔弱，而不可以长久修齐治平；阴谋只可以一时敷衍政客，而不能长久修齐治平；假仁义只可以一时粉饰假文明，而不能长久修齐治平；文明盟约只可以一时联合图强，而不能长久修齐治平；专制独裁只可以一时压制军民，而不能长久修齐治平；维新学派只可以一时轰动青年，而不能长久修齐治平；老旧学派只可以一时腐败迂酸，而不能长久修齐治平；专以鬼神设教，只可以一时愚弄无知，而不能长久修齐治平；专事破坏鬼神，只可以一时抹煞圣神，而不能长久修齐治平。”只有“真学问、贞问学、贞道德、方能永久真贞修齐治平。”（同上）
段正元站在道德立场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点就使他以及道德学社不但与当时的任何党派在本质上不同，而且与一般的社会团体也有根本的不同。这20世纪30年代，有一位名叫畊心的人，他听好友谈道关于道德学社的事情，就产生了了解的兴趣，于是就专门到北京道德学社总，受到学社的热情接待，并有人专门陪同参观、讲解，对道德学社有了直观而深切的认识。回来以后，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谈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费印行，广为传扬。这本小册子中说到道德学社的成立缘起，是因为民国初年，一些军政界要人“鉴于世界战云密布，道德沦丧，社会愈趋险恶，人心日形奸诈”（畊心：《道德学社访问记》），希望找到一个拯救天下的良方，“以潜消天地之戾气”，扶正祛邪。
正在这时，段正元师尊从四川成都办人伦道德会告一段落，来到北京，于是这些军政官员联合发起，成立了北京道德学社，聘段正元为社师，主讲道德，借以培养国家元气，潜消世界浩劫。道德学社依照段师尊的要求，“不用公家一文钱，不受国家一名位，不占公家一席地”（同上），当时有人请段师尊当顾问，有的组织愿意给道德学社提供资助，都被婉言谢绝了。道德学社，完全靠的是弟子的微薄捐献，艰苦卓绝，即如吃水一项，自掘自汲自用，不用花钱去买；吃食一项，大多数为小米咸菜；衣服多半粗布棉衣等等，这样师生共同维持道德学社20多年。师尊本人既没有工资，演讲也没有费用，出门万不得已连车都不坐。非但如此，如果有求助者或国家百姓遇见什么灾难，他们还尽力捐钱捐物。这样，道德学社就在20世纪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了绝对的独立性、自主性、民间性。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道德学社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社会上越来越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后来，南京、汉口、杭州、上海、奉天、荥阳、随县、张家口、太原、西安、孝义、徐州、保定、天津等地也纷纷成立道德学社分社，段正元在各地讲学传道，形成广泛的影响，在民间形成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在战乱中成为保一方平安，挽救世道人心的积极力量。对中国现代历史实际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为社会所珍视。
二、段正元与道德学社的现实意义
关于段正元与道德学社，任真先生曾有一个颇为中肯的评价：“段正元活动在我国本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从十九岁明心见性，到七十六岁谢世，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他南北东西，为复兴改造儒学奔走呼号；建社传道，受业之徒竟达十七万之众；弘孔扬儒，著作不下三百种之多；辞世鹤归，素花丧服使北京西单为之变色。他无疑是一位近代以来有较大实际影响的儒学传道者。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他本人知道的太少了。……应该说，段正元的学术是值得研究的，它不仅能补白本世纪上半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侧面，更能显呈出我国社会的实际面貌及其必然走向”（任真：《段正元与道德学社》，杨子彬主编：《国学论衡》第1辑，第424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这里不但肯定了段正元与道德学社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应该有的学术思想地位，还表达了一种历史的洞见，我的理解是段正元的思想与道德学社的活动以其存在和影响预示了后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偏颇和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正因为如此，对段正元与道德学社的研究，在正确估价其历史作用的同时，有必要通过其在后来历史上的实际影响肯定其现实意义。
道德学社除了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还力所能及地进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本攻陷平津，难民众多，学社遂将办《中和日报》的费用，完全移用到办理收容所的事务上。1938年，学社在北京安福胡同七十六号报社旧址处，成立经学讲习所。在大栅栏七号，成立妇女挑花工作所，并在所中讲习儒家经典。北京道德学社的讲学传道以及社会公益活动截止到1952年11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封建迷信”为由，强令其解散。在全国各地的道德学社也先后陆续“转轨”（改变性质）或解散。50年代还可以，到了“文革”，北京海淀善缘桥段正元陵园被破坏殆尽，各地的社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抓到了监狱。
值得提及的是，即使在非常艰难的生存环境下，社员内心埋藏的道德种子仍然保留着，在关键时刻，还会放射出璀璨的光辉，显示出中华道德文明精神的巨大力量，对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里试以陕西和山西孝义道德学社的发展情况和社员的实际表现来进行具体说明。
陕西道德学社的情况据原西安道德学社负责人康裕如的儿子——康效甫先生介绍，大致情况是这样：康裕如老先生原为生意人，在陕西的西安、周至、渭南、华阴等地以及河南都有商号。后来，他听说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所讲的贞真大道和挽回世道，救正人心的活动，就去北京拜段正元为师，回来后他把自己大部分的钱都投进来，于1935年成立了西安“道德学社”和“国学讲习所”，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后来，还办了“中和小学”，主要是弘扬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学社每月定期讲解传统道德文化，忠、孝、节、义，诸恶不作，众善奉行等，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通俗易懂，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听，是一种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教育形式。国学讲习所和中和小学的学员基本上是社员的子弟，也免费招收贫寒无钱上学的孩子，主要学习《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启蒙知识以及一般的文化知识，有时也请大学老师来讲四书五经等较深的内容。此外，学社还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救济穷人，为抗战捐钱捐物等。当时，以西安为中心，西至陇县、宝鸡，东到河南巩县（康老先生的家乡），基本沿陇海一线，有10余个道德学社的分支社。
解放以后，“国学讲习所”停办了，“中和小学”还在继续，并逐渐转向普通街区小学。今天的西安市西二路小学就是在原“中和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德学社不能再讲传统文化了，被作为“宗教组织”之一，参与“西安市宗教福利事业促进会”的活动。该组织受中国人民救济福利事业促进会总会（宋庆龄任会长）和西安市政府双重领导，康裕如老先生也作为这个新型组织的一个负责人参加政府要求的活动，如学习党中央的各种文件，到工厂、农村参观，协助政府接收和代管反动会道门的财产，在基层承办劳动人民服务站，如饮水站等等，与此同时，该会还办了两所小学和两个幼儿园。1958年冬，在“西安市宗教福利事业促进会”的总结大会上，由西安市政府副市长作报告，对促进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最后宣布，该组织以及下属的机构胜利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把一切财产转交西安市福利院。这样，西安“道德学社”就真正成为了历史。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德学社在民间其实所起的作用就是弘扬传统文化，保持人们的道德良知，做社会公益事业。可惜的是，这样的活动在后来也做不成了。另外，当时官方把道德学社作为宗教组织是不恰当的，这从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就可以知道。当然，官方作出这样的定位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因为道德学社主要是在民间发展，特别是各地道德学社的社员相当一部分是乐善好施的农民、市民，文化素质不是很高，就是孔子所谓“中人以下者”。他们对段正元十分敬仰，甚至崇拜，确实具有某种类似宗教的信仰和情怀，在办社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有类似于宗教性的一些仪式、活动，这对于坚持无神论、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和政府官员来说自然觉得应该把道德学社化归宗教组织之类，于是也就造成了后来人们对道德学社的误解，以至于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道德学社早已不存在了，可是有的地方还把原来的社员拉出来批斗，带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游街等等。原西安“道德学社”的负责人康如裕先生就在1966年10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1978年才得到平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康裕如老先生所感到死不瞑目的是道德学社“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的宗旨并没有实现。“文革”十年动乱，造成了国家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尤其是“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使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破坏，后患无穷。带着儒家的忧患意识，康裕如老先生告别了人间……
山西孝义道德学社是1936年成立的，发起者是候右诚先生，他出生于1892年，1999年去世，享年108岁。由于他对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教育界颇有名气的模范人物。据《人民日报》1997年6月27日和6月29日报载“候右诚老人，现在仍思维敏捷，精神不衰，……生命不息，办学不止。他先后被评为全国建康老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山西省劳动模范。他的办学事迹，多次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华语、德语、英语向全世界广播，并被山西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百岁老人候右诚》”、“候老年轻时……为抵制日寇奴化教育，他与同道友人创办私立道德学社。日寇投降后，又创立私立尊德学校。一九八一年，九十高龄的侯老壮心不已，联络了十几位退修教师，开办‘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五爱学校’”。
关于成立孝义道德学社，据《候右诚自传》记载：“孝义道德学社成立的缘起，是由于一九三四年秋，经友人吴庭荣把北京道德学社原创办人段正元师尊所著的《大同真谛》介绍给我，我阅后，我觉得他的宗旨完全是大同主义，讲的是创造世界大同的道理，与其他劝人为善的会道门不同，从此我就有了羡慕的信念。一九三五年夏，我去河南办理铺事，办毕返里绕道北京，经乡友孟子蘅介绍，即参加了道德学社。听了段师尊数次演讲，使我心中开始有了做人的方向。于一九三六年夏，偕同张少房老先生前往北京参加段师尊的寿辰纪念，恰遇晋南猗氏县狄楼海先生（清朝进士）亦到北京，同时提倡祈祷世界和平（他是太原道德学社的副社长兼主讲）。他厌恶政治，走了避世的道路。因为山西参加道德学社的人很少，我们与他见面后，说起我们亦愿提倡道德事业，他很赞成。于是我们返县后，即联络地方各界人士，发起成立道德学社，以作为办理社会事业的基础。因当时部分知识分子感到政治腐败，封建剥削与统治的社会黑暗，亦有使人存心向善，提倡道德，挽救人心的愿望，所以一听道德学社是一个提倡道德的团体，都极表赞同。……故在当年秋天，便成立了道德学社”。
当时的孝义道德学社“每逢礼拜讲讲段正元的著作”，“道德学社的宗旨有四：1，阐扬孔子大道；2，实行人道贞义；3，提倡世界大同；4，希望天下太平。它的目的是：实现天下为家，各国平等，真正世界大同，人人自由。”但是，国破家亡，夙梦难全，1938年春日寇入侵孝义，四处抢掠，弄得鸡犬不宁，儿童失学流浪。他和杨礼周看到儿童失学是祖国实现救亡复国的一大损失，就在学社内筹办了儿童讲习班，借以避免儿童受日本奴化教育，后来发展为“尊德中学”，直到解放后移交孝义县教育科（《晚霞红满天》第218-224页，郭庆龙、王子荣主编，山西省老龄委员会编，1997年9月内部出版；又见《风范长存》第79-81页，郭庆龙主编，政协山西省孝义市委员会，1999年11月内部出版）。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之对道德学社的兴趣和艰难办道德学社，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看不到出路的一种人生追求，段正元的思想和道德学社的活动给了他精神的支撑、人生的信念。可惜，在那样的时代，道德学社“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的理想没有实现的机会和条件，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投身教育事业。这奠定了他后来的人生方向——这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以自己的一生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在《自传》中，候右诚先生回顾了自己解放前、解放后服务社会的许多方面，如“恢复孝义古会，重修振兴市场”，“修护村埝，设闸防洪”，“保存民房，安定居民”，“推销焦炭，繁荣经济”，“规划新城街道，奠定建设基础”，“修建张家庄水库”等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办学校，培养人才。这些实际作为，显然都贯穿了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基本信念，是儒家仁爱精神的生动体现。例如，他在95岁高龄看到许多孩子由于贫困失学，便不顾家人的反对，说服了儿女，不但支持他办学，还捐钱，与几位老先生办起了“五爱学校”。五爱学校作为私立学校，在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强调从德育教学入手，使学校多次被上级评为“文明学校”、“模范单位”和遵纪守法的“先进集体”。学校培养出的学生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郝新彪：《人弃我取，精心培养——孝义县私立五爱学校从德育教育入手使中考落榜生走上成才之路》，原载《山西日报》1986年4月22日，又见《晚霞红满天》第18页，郭庆龙、王子荣主编，山西省老龄委员会编，1997年9月内部出版），各地对五爱中学毕业生的工作一片赞扬声。
据报道，有一天，五爱中学闫振华副校长陪同记者来到一个村庄，一进村就碰上了村党支部书记、村长，他开口就夸奖五爱中学医卫班毕业的一个学生，说他服务态度好，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随叫随到，有时农民有了大病，叫他去看不了或者村里医疗条件差必须到市人民医院，他就跟上护理送到大医院。另外，他学的是给人看病的，但是村里畜牧业发展很快，猪呀牛呀免不了生病，他就进一步学习这方面的治疗知识，只要有人打个招呼，他就来了。这一切都深得村民的好评（翟生祥：《暮年壮志向未来——记102岁的侯右诚校长和他领导的山西孝义市五爱中学》，原载林旭主编《成功之路》（13），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对于侯右诚的独特人生，正如他的儿女们在《无私忘我，既勇且刚——写在父亲百岁寿辰之际》一文中所写的：“也许因为父亲的前半生经受过过多的屈辱和磨难，因而形成了他耿直刚强的性格；也许是由于深深体味了旧社会中国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因而铸就了鄙视权贵，造福大众的坚定信念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意志。因此，当他辞离了长期的店员生涯之后，就抱定了这样的决心：抛弃一切功名利禄，办几件公益之事，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晚霞红满天》第171页，郭庆龙、王子荣主编，山西省老龄委员会编，1997年9月内部出版）对此，鞠曦先生曾经有客观的评价：
候右诚先生之所以能在其一生中以民间办学的方式实现其教书育人的理想，正如其所言，是在受到段正元儒学思想影响后，使其“开始有了做人的方向”从而开始了“历经百年艰苦岁月，矢志育人奉献终身”的历程。这不但证明了道德学社在当时为传播儒学之道、培养道德人才所做出的贡献，而且也客观性的证明了道德学社的性质和意义。（《道德学社的性质和意义》，孔子2000网站）
也许正因为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开始有了恢复道德学社的呼声。如张鸣和先生就曾写了《建议恢复孝义道德学社》一文，文章提道：“1996年12月……山西省重点乡镇村志系列丛书──《孝义市城关乡志》发行问世，在该书十八卷‘大事记’中的两件事引人注目:1，民国25年（1936）候右诚、焦延甫等人发起在城内创立道德学社。2，民国30年（1941）9月私立尊德中学在城内西沙姑巷道德学社内成立，46年增设高中班。这是孝义县文明史上的两件大事，值得深思。”（载《五爱通讯》第十期，第14页，山西省孝义市五爱学校1997年9月出版）为什么“创立道德学社”和成立“私立尊德中学”是“孝义县文明史上的两件大事”，并“值得深思”呢？对此，张鸣和先生进行了介绍、分析：“现在五爱学校的前身是解放前的尊德中学，尊德中学的前身是道德学社主办的文化补习班，所以后来的这一切都发源于道德学社。从1936年到现在已经六十多个年头，我不知道现在的五爱学子能不能知道德学社这个名字？1936年正是抗日战争暴发的前夕，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当时黑云压城、长夜难明，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找到一条通往大同世界的光明大道，由当时孝义县的社会贤达、仁人志士：候右城、张景良、焦延甫、冯季重等人共同发起筹建了：以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为宗旨的一个学术机构──道德学社。学社讲述四书五经，宣扬仁义道德，在阎锡山军阀封建统治和日寇铁蹄蹂躏下的漫漫长夜中，点起了一盏明灯，为处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中的黎民百姓在心灵上找到一片静土乐园。
现在时过境迁，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确实是值得大笔一书的好事、盛事。现在60岁以上的、在道德学社受过教育的老人，无不怀念那难以忘怀的岁月。从校门口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大字，到跨入庭院后所看到的花草树木、讲堂礼堂、名联画像、佳句格言、花廊曲径、凉亭醴泉，还有那郎郎书声、丝竹管弦，那是一副多么令人留恋陶醉又肃然起敬的历史画面啊！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曾经集聚了汾孝一代的博学多才、开明有德之士，办起了经当时阎政权省教育厅批准的尊德中学（附设小学），为挽救传统的中华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对他们进行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使他们进一步深造学习锻炼而最后成为我市我省以致于国内港台地区有一定贡献的专家、教授、工程师、企业家、甚至省地级领导干部，这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它说明道德学社不是一个空洞说教的学术团体，而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了很大力量的学校。”（同上）
最后，张鸣和先生还提出恢复孝义道德学社的建议，他说：“自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的志士仁人做过许多的探索，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以俄为师，都获得了一些益处，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今天我们以冷静的头脑反思过去，应当在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大力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民族自信心，以我为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如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东方文明乃仁义道德，而西方文明不过坚船利炮而已！’我们应当充分继承和发扬儒学的道德文化精华，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的新的更加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化。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东方经济文化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的明天！怀着以上这些想法，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分子，我认为应该为中华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候公佑诚曾几次谈到恢复道德学社的愿望，我都极表赞同。……恢复和重建孝义道德学社必将推动孝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形势喜人，时不我待，恢复和重建孝义道德学社此其时也”（同上第17页）。这里我们不讨论恢复道德学社的问题，最起码通过道德学社在民间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和社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保持真贞良知的道德种子，想方设法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生动的事例，我们应该肯定，段正元的思想和道德学社的活动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文明建设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建设由于失去了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厚滋养，许多地方流于形式主义和假、大、空，造成了整个社会基本道德素养的缺乏和全民族实际道德水准的下降，以至于出现了全社会道德滑坡的局面。好在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党中央已经颁布了《公民道德实施纲要》，道德建设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然而，问题关键在于实行。我认为，在当前中国这样的实际情况下，除了政府的号召，各单位各部门自上而下的宣传、推行，更重要的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扶持和帮助类似道德学社这样的社会团体，在民间形成一股积极的、健康的力量，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为基本资源，通过复兴以道德为核心的民族文化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觉得有必要恢复和重建各地道德学社，这个工作可以由政协委员作为议案向政协常委会正式提出——这是我的一个具体建议。
原载于鞠曦主编《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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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著名儒者，儒学、儒教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曲阜圣贤教育学校校长、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儒（孔）教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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