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金融体系的首富：一夜之间破产，被众人踏上了一万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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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富之死
1885年初冬的杭州，一位老人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听人说，他曾经辉煌过。
时光往前倒拨20年，他正值壮年，不仅是大清国最有钱的商人，还因为帮助左宗棠收复边疆有功，被赏赐了二品红顶戴和黄马褂，他的母亲也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连巡抚到了他豪宅门前都要下轿，满门荣耀，盛极一时。
他的那座占地10.8亩，位于如今杭州上城区的豪宅，就是他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当时老百姓最喜欢看的八卦，就是这座豪宅里男主人和十二位姬妾的花边新闻。据说他当上了首富之后，生活极度骄奢，不仅在豪宅中养了十二名情妇，取名为“十二金钗”，还经常到民间买春，如遇到女子稍有反抗，更是先花重金娶回家，羞辱一番后再遣散。
野史上说：“凡买而旋遣者，殆数百人”。以此来满足他脆弱而变态的自尊。
这些野史传闻当然免不了夸张的成分，但深受民间百姓的喜爱，所有人都对这位首富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不管事实究竟是怎样，对于这位首富混乱的私生活是越传越夸张，他就是权贵阶层们骄奢淫逸的代表。
这位做了十几年大清首富的“红顶商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拉下神坛，怀揣着各种目的和心思的人群一拥而上，痛打这只“落水狗”，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杭州人民也许还记得那一天，一则谣言被有意传播开来：因为首富投资失利，为了周转资金，他竟然大量挪用自己钱庄里储户的存款。
这则谣言立即引发了杭州人民的挤兑潮，首富在杭州的“泰来钱庄”迅速倒闭，紧接着他在全国各地的7家钱庄也如多米若骨牌一般倒闭充公，不久之后，他彻底破产，豪宅被没收，姬妾、僮仆都被遣散，他被迫搬到郊外一所简陋的房子里，在那里潦倒的死去。
当他的死讯传来，杭州知府立即又去抄家，希望再能抄没罪产赚一笔，结果抄家兵丁们扑了个空，他们发现这位昔日首富早已家徒四壁：“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财尽，无产可封。”
首富在生前本来给自己选好了一块上等墓穴，不过他无福消受，只被草草葬在了郊外的乱石堆中。
二、金融体系残破守旧
是导致胡雪岩一败涂地的直接原因
很多人都说，胡雪岩死于权力斗争，他是左宗棠的人，而李鸿章要打倒左宗棠，先要拿左身边重要的人物下手，于是就盯上了胡雪岩。
那则害得胡雪岩家破人亡的谣言，就是李鸿章授意手下散播的，在此之前，他还授意上海观察史，也是自己的亲家邵友濂，故意拖欠胡雪岩等着救命的饷款，让胡的资金链出现紧张。
权力斗争固然是导致胡雪岩破产的重要原因，但很多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胡雪岩经营几十年，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不为过，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算有李鸿章这样的权臣要致他于死地，也很难做到如此迅速。
导致胡雪岩一夜之间破产的直接原因，是大清国残破守旧的金融体系。
金融系统是如何运行的呢？当时胡雪岩的钱庄可以说是最有规模和实力的，老百姓和官员们乃至一些政府机构都愿意把钱存到他那里，因为胡雪岩本身的信誉又高，兑换又方便。
而外国银行刚进入的时候，是没有中国人愿意存款的，他们做的是在中国经商的外国商行的生意，为外国商行提供金融服务。
但是中国传统的钱庄有一点无法和外国银行相比，就是没有形成完善的贷款制度，更没有外国银行雄厚的资金实力。所以当大清国要支付各种赔款的时候，只能找外国银行借钱，资料显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对外借款90%是借自外国银行。
存款就找钱庄，借钱就找外国银行，当然也只有大清政府以国家信用做抵押才能向外国银行借钱，民间团体和个人是借不到的，他们还是只能在传统的钱庄里借高利贷，或者去当铺抵押筹款。
几十年来大清国没有想要建设自己的现代银行，如果有谁敢学洋人开银行，还会被斥责为汉奸卖国行为。
在这样残破守旧的金融体系下，当胡雪岩的钱庄被挤兑的时候，他是没地方贷款救急的。而且最为致命的是，他的钱庄里有大量官员和政府机构的存款，挤兑风潮发生之后，大清政府和官员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去救这家全国最大的连锁钱庄，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是自己财产的安危。
比如福建地方政府存在胡雪岩钱庄里有二十三万一千两，浙江地方政府存有一百六十一万两，还有两江衙门用来购买军火、电线的二百四十万两，全部多要求迅速追回，甚至连一些官员说不清道不明的十几万两存款，也被清算后成为公产要求追回。
胡雪岩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将药铺、当铺、房产拿来充公抵债。可以说，如果不是官方在第一时间催逼这些“公款”的话，胡雪岩不至于败得那么迅速。
挤兑风潮之下，大清政府动用“优先受偿权”而追回了自己一部分款项，可那些散户们，面对早就被掏空的钱庄，除了痛骂胡雪岩之外，无可奈何的被割了韭菜。
这场风波过后，大清的官员富绅们开始选择去外国银行存款，就不会再出现钱存在钱庄里，被清算后充公的事情了。
在大清国，权力的唯一来源是皇权的授予，任何一位权臣都希望能够成为皇权的最大代理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发布号令。
这就是为什么各个权臣之间总是在权力斗争，因为如果不成为最大的皇权代理人，那么你做任何事，不管是于公于私，都会有人在背后给你捅刀，将你拉下马后取而代之。
一个有能力的大臣，想要真正做点事，先要花巨大精力来内耗，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和胡雪岩一样，都是权力的牺牲品。
当他们不再被权力宠幸的时候，那么他们靠权力而得来的财富和名誉，都将化为泡影。
所有的舆论还会对他们进行集火式清算，胡雪岩和李鸿章在后来失势的时候都被骂为“汉奸卖国”，而素来对他们羡慕嫉妒恨的群众们，也将乘乱而上，对他们踏上一万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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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段正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思想与一般的学者不同，是在明心见性之后从其天性中自然流出，所以能够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在中国文化经历亘古巨变的时代，以高超的智慧、深挚的仁爱和大无畏的勇气，道贯古今，德侔孔孟，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思想上，段正元以道德为轴心，以儒学为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本原和本体层次进行融会贯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申民族精神价值，以实现儒家向往的天下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具体在儒学方面，段正元对秦汉以后儒家学者逐渐遗失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正本清源，特别对儒家的“道统”他结合先秦道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重构，还对儒家的“学统”在批判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对儒家“政统”通过“内圣外王”关系的重新梳理进行了理性的定位。在实践上，他一反传统儒学走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而是另辟蹊径，恢复原始儒学下学上达的学术理路，以民间性、独立性为基本原则，使儒学在民众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深深的扎根，在20世纪人们对传统文化从制度上消灭，从观念上扫荡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在人心败坏中保存了真贞良知的种子，在道德沦丧中保留了道德文化的精义，并且在后来激烈的社会动荡中不断地显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样一些精神素质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复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关于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历史作用，过去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遗落和扭曲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和道德学社的正面影响，造成了许多歪曲和误解。这里仅从几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澄清。（一），段正元和道德学社曾经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尊孔复古逆流之一，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相提并论，即使今天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把他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之一。事实上，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确实是讲传统伦理道德，讲儒家的思想学说，讲三纲五常，四德八目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实事求是地了解、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内容，就会发现，他所讲的思想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守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首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段正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秦汉以后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封建统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变异，这就是汉宋儒者把儒学变成章句训诂之学，并与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为士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败坏的学术根源。他说：“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天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谈兵，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自在元音》）这样，使得人们对周孔正学不能明不能行，“周孔以后，下无圣人之师儒，上无圣人之君相，无人能明能行。到宋儒时代，遂讲成后天之理。”（《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专横时代君主利用理学学说来愚民，一般士人则通过学习理学可以获取功名富贵，于是，“习之愈深，其愚愈甚”，这从“一般学究书生，如彼无用；学术政治，如彼卑劣”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了（同上）。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学术思想原因是什么呢？段正元认为是后儒遗失了原始儒家“道统”即儒学本体论而造成的。他的这一思想，是有所本的。其师龙元祖就认为：“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之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宋世理学，皆系研究理学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继承师教，段正元对儒学传统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形成“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统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之后无真儒”的基本思想。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是害己害人害国家：“特数千年来，大道不开，行者不知儒教之真，每以儒教害人祸世而造罪，此不惟不能行儒教，反为儒教之罪人。真儒要通天地人，孔子之教，包罗万有。奈人不知道，孟子而后，几千年中，孔子竟无弟子。”其次，他也批判当时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所谓“新学”，也许这是造成人们以他为守旧的印象的原因之一。其实他是对新学旧学都有分析和批评的。他说：“今国家乱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良，彼此至死不变。以致天灾人祸痛苦不堪，真是‘耕也馁在其中’。要改变这种现象，使万民歌颂，心悦诚服，其法即是道德仁义。”（《大德必德》）“今之一般读书人，鹜新学者，诋旧学为迂阔；偏旧学者，訾新学为浮薄。究之背诵六经，而不解微言大义；穷稽三藏，而不明圆证实修。或矜渊博以为能，或工记问以为学，终年咕哔，亦不过徒博一经传腹笥之美名而已。”（《道德学志》）他认为“昔日文章，今日科学”，如果“不讲真正道德学问，都只能造求富贵的人，造不出讲良心的人”（《正元法语》，《师道全书》卷八）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先是进化之说，其中包含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心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对此，段正元进行了分析批判：近世欧战惨祸，望之为各国政治之冲突，推其原因，无非强权竞争等说所造成。若当初有圣人之师与之改正，战争惨祸未尝不能解免。近来此等学说虽略见消沉，但相待而起之学说，纷乱庞杂，其害较之强权竞争之说为隐而且深。原各哲学家之心理，何尝不在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上打算，但因未闻大学之道，身内身外皆无至善之标准。只知依后天情意之所以，揣测立说，最初不过徜恍游离，逐渐支离，不觉流为邪说。如言解放者，虽至毁灭伦常亦不顾惜；言共产者，虽至于情同劫掠亦认为当然。为之说者，不过抒理想之所及，其地位势力之可及者，于自己方便遂取而行之。所谓智者过之，贤者过之，失却中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较战国时之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当有甚焉。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国际国内，社会、个人无不为现今某些学说所困惑所骚扰。不但政治法律穷于应付，即学者自身亦极惶惑。无论取何主义皆无达目的之依据，亦皆无走出迷途之方法。由此苦闷之至，有如黑夜行路，迷失方向。”（《永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