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贫的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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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位汉武帝时期的重要人物：桑弘羊。他在大众中间的名气虽不如卫青、霍去病这类同时代的名将，但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则要远远超过后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桑弘羊奠定了中国专制王朝时代的财政政策基础，后人多数不过是在他的方向上继续走下去而已。有些人评价桑弘羊“与传统的重农抑商主张相反”，“大力主张发展工商业”，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经济学家”。
真相果然如此吗？在正式介绍桑弘羊和他的经济思想之前，我们先得梳理一下，这“传统的重农抑商主张”，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要清楚，在古代中国，至少有三大思想传统，是具备歧视，或者反对商业的倾向的。这三个思想传统分别是儒家、道家和法家。但它们歧视商业的原因和表现各不相同，造成的影响也需要分别对待。
先讲儒家。儒家是西周封建传统的继承者。
作为致力于世俗政治伦理的学派，儒家把“富民”的理想，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总体上说，儒家是不反对——或者可以干脆说，是支持赢利活动的。孔子本人曾经和弟子开过一个玩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是合乎道义的，可以追求的富有，那就算让我干一些比较低下的活，那也是可以的。但要是不可以追求的富贵，那就“于我如浮云”吧！连执鞭之士都可以干，更不说经商了，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有名的商人。
儒家强大世俗性的好处在于，它的理论比较接地气，重视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因此在《论语·子路》中，孔子将“富之”放在“教之”之前；孟子也认为，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是无暇研究礼乐的（《梁惠王上》）。
出现于三国时期，号称孔子门人所撰的《孔子家语》，则记载了几则孔子反对诸侯征收关市苛捐杂税，并且要求他们放开山泽资源垄断，让民众也能分享利益的事迹。《孔子家语》有一定造伪的可能性，这些记载，很可能是后世儒生捏造的；但即使是伪书，这也可以说明汉魏之前儒家的经济立场：赞成商业自由贸易，反对国家过度干预，反对君主与民争利。
早期儒家在君主面前保卫商人的利益，思想上却有轻视商人的倾向。这两点是不矛盾的，这正是封建贵族的道德标准：高等级的君主、贵族、儒生，要有高等级的气度，应当承担起捍卫底层的责任，而不能和商民争夺小利。这就是所谓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高境界的人，哪能斤斤计较这些。
德行品格对于封建贵族而言，要比财富和利润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儒家反对商业发展时，并不是说要打土豪，把商人的利益抓到自己手里。他们反对的，是商业兴起造成的贵族的堕落：这些贵族效仿低等级的商人，放弃了君子应有的道德标准，也开始急功近利、相互争斗吞并，造成了社会的混乱。
有些学者主张，中国之所以比西方落后，就是因为中国中了儒家的毒，歧视商人，没有发展好商业，这是非常浅薄的看法。因为封建旧贵族歧视新兴商人，差不多可以说是世界史上普遍的历史现象。封建贵族的地位总体上源于血统和军功，并不纯粹依赖财富；而新兴的商人大多从平头百姓出身，显得较为功利，文化教养有所不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西方历史上，封建贵族的力量其实比中国大得多，他们歧视商人的嘴炮力度也要更大。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几乎完全可以看成是这种歧视的文学投影。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一句话：“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贵族/富人”，其实也是来自西方的谚语。然而，封建贵族既以高道德标准自命，一般就不会与商人争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站在贵族立场上，都发表过歧视商人的言论，但古希腊的商业贸易，不仍然是红红火火吗？
儒家对商人的歧视，和千百年后欧洲贵族对初显峥嵘的资产阶级的歧视是类似的：在他们眼里，这些新兴的暴发户缺乏节操和贵族精神，用托尔斯泰伯爵的话来说，他们属于“二十个戈比就可以收买的人”（《安娜·卡列尼娜》第二部第十七章）。
简而言之，儒家赞成致富，不反对经商，甚至维护商人利益；他们歧视商人，主要是出于封建贵族的道德骄傲。至于道家——主要指黄老之学——在反对商业的问题上，也有类似儒家的考虑。他们同样担忧，商业的繁荣可能降低民众的道德水平。
在轻视商人的三支文化传统中，法家的逻辑和其他两家完全不同。法家完全不必考虑儒家和道家重视的道德问题，它的理论出发点只有一个：加强君主的统治地位。商人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削弱了君主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因此必须加以打击。儒家轻视商人，却反对用重税夺取他们的利润；商鞅则明确表示，要用重税打击商人，禁止他们的商业活动，直到他们只敢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为止。
这三个思想传统中，哪一个真正意义上阻碍了中国历史上商业和商人的崛起？毫无疑问是法家的一支。儒家在心理上轻视商人，在行动上却保护了他们；道家在西汉初期曾一度占据治国理论的位置，但它虽然希望社会恢复“鸡犬不相闻”的原始时代，却囿于无为的自我制约，实际上放松了对商人的管制；在秦汉之际，只有法家同时有足够的动机和力量来压制商人的崛起。秦汉时期对商人的重税，既不符合儒家的仁政，也不符合道家的无为，只有法家才干得出来。
《商君书·垦令》：“市利之租必重”，以重税压制商人，汉代著名的“重农抑商”政策的真正源头是秦政和商鞅。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桑弘羊和他的重商主义，但是，我们却先花了许多的笔墨，来分析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这个理论准备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要理解，自秦汉以来，中国重农抑商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源于法家强君弱民，加强专制的帝王权谋，而不是儒家或者道家的道德考虑。正因为如此，只要商业模式有利于加强统治，这些重农抑商的专制君主仍然可能拥抱商业；但即使这些专制君主采取了提倡商业的政策，本质上仍然只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和臣民的物质富足或者精神自由，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关系可言的。而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搞的重商主义，可以说就是法家政治利用商业加强帝王专制的一个源头。自桑弘羊与汉武帝之后，不但政治权力，连经济权力，也被统一到了专制君主的手中。
桑弘羊这个人，在政坛上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官至御史大夫，位同副相，又是汉武帝临终时的托孤大臣之一。但有趣的是，他在正史上资料不多，《史记》和《汉书》都没有他专门的列传。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思想和事业，遭到当时华夏知识精英们（主要是儒生）的抵触有关。
桑弘羊（公元前155年－前80年）出身洛阳商人家庭，政治地位较为低下，但他因为自己的心算天赋，年仅十三就进入宫廷，成为汉武帝的侍中。他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不是没有原因的。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在官制上的一大改革，就是加强所谓中朝的权力，以制衡传统三公九卿的外朝。中朝充满了汉武帝的亲信宾客，他们的政治地位较低，便于汉武帝的绝对控制。商人少年桑弘羊担任的侍中，就属于典型的中朝官职。
儒生和史官对桑弘羊的鄙视，使我们损失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幸运的是，还有一部宝贵的汉朝财政政策会议记录，比较细致地保存了桑弘羊的经济理念和思想——这就是《盐铁论》。《盐铁论》记录的是公元前81年2月，中央官员桑弘羊和地方举荐的学者官员，即“贤良、文学”之间，对当时财政政策的争论。其时已经是汉武帝之子汉昭帝统治的时期，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政策基本被保留下来。从这部会议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桑弘羊时代对“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和支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桑弘羊主导的财政政策，简略言之，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主张盐、铁、酒国家专卖政策。盐铁都是百姓生活必需，垄断盐铁，可以使政府从中获取巨额利润（盐铁、榷酤）。贤良、文学们则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有违封建道德，加以反对。
第二、政府收购和出卖物资，低买高卖，调节物价（均输、平准）。桑弘羊认为，这不但可以充实国库，还能够平抑物价，改善民众生活。但贤良、文学们则指出，官员们会利用行政力量控制市场、强取豪夺，而百姓只能贱卖货物，以供官府需要。
第三、提高税收，加强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以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君权对社会的控制力。
桑弘羊的几条财政政策，虽然表面上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却以工商业为加强君权的手段，显然出于法家立场。而贤良文学们反对桑弘羊的做法，除了根据儒家的仁政思想之外，很大程度则根据道家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理念。
正因为桑弘羊和贤良文学之间的争论，实际上代表了法家与儒道两家商业观的碰撞。所以，我们翻阅这批会议记录，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些根据封建道德、轻视商业的贤良、文学们，却主张降低市场赋税，解除国家垄断；而主张发展工商业的桑弘羊，却明确表示要利用财政调节政策，要让“商贾无所贸利”，令商人无利可寻。一定程度上站在封建贵族立场上的贤良、文学们对财政的主张，往往以民间利益，以“藏富于民”为依据；而出身商人的桑弘羊，口口声声说的反倒是“国家的利益”。
桑弘羊所说的国家利益，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国家垄断盐铁产业，可以满足增加军费开支，讨伐匈奴的需要；第二，国家加强对商业的控制，是加强对地方和贵族豪强控制的手段；第三，国库充裕，则可以和外国展开奢侈品贸易，各类珍玩宝物，都可以成为皇宫的收藏品了。这三条理由，其实都是为了满足汉武帝本人好大喜功的大国梦想。汉朝的普通民众，则为汉武帝的梦想和桑弘羊的剥削，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蝗虫大起，赤地千里，人民相食，蓄积至今未复”的代价。
桑弘羊的支持者们表示：课取地方的税收，可以用来购买外国的宝贝。于是“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少府即皇室财务管理部门。（《盐铁论·力耕》）
我们说，桑弘羊的重商主义主张，实际上源于重农抑商的法家传统。这一点看似自相矛盾，其实不然。我们这里再举一个更明白不过的直接证据。
《盐铁论》记录的盐铁会议，以百姓疾苦和财政政策为主要议题，但有趣的是，中间还掺杂了不少关于法家和秦政的争论。《盐铁论》第七《非鞅》篇，通篇就是关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千秋功罪的唇枪舌剑。照理而言，商鞅是明确主张抑制打击商人的，主张重商主义的桑弘羊在财政政策的表面上，应该和他穿不到一个裤子里面去。但在《非鞅》中，桑弘羊的支持者们却对商鞅的政策大加歌颂，称他“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征收高额赋税，垄断自然资源，使帝国国库充满了财富。
这很明白地显示了桑弘羊的法家立场。他的重商政策和商鞅打击商人的措施貌离神合，都是为了榨取民间的财富，加强君主对社会的控制。在《盐铁论·复古》篇中，桑弘羊这批人进一步明白阐释了他们财政政策的政治目的：垄断盐铁产业，可不只是为了独吞相关利润。在古代，自然资源为民众共有。一些“奸民”们，就会利用这些资源经商致富，进而雇佣民众，形成势力，妨碍政府统治，因此非除去不可。
很清楚，这完全是君主本位，不是商业本位。照这一逻辑，一切小有成就的民营企业，都可以被看做君主的敌人，都应该加以摧残打击。桑弘羊的重商主义，只是法家帝王术在汉武帝时代的财政变式，绝不可能推动中国商业的发展。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桑弘羊在《盐铁论》之外的商业政策，作为佐证。在汉武帝统治的元狩年间，拜有为之君的大国梦想所赐，帝国开支持续上升，在法家酷吏张汤和商人之子桑弘羊的推动下，政府出台“算缗令”，公开以行政力量，征收商人私人财产：
凡赊贷买卖，屯积居奇，以及营商取利的商人，都要各自按自己的货物和资产，向官府上交“算赋”。通常以缗钱二千为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也就是说，对于二千钱资产，政府要抽取一百二十钱赋税，税率百分之六。除此之外，政府还要收取人民的“车辆税”。对于地方豪强武士，一辆马车抽税一算；对于商人，一辆马车抽取两算。拥有长五丈以上的船只的，也要这样交税。商人有市籍的，连同他的家属，都不许占有土地。有敢违犯此令的，没收为他种田的田仆入官。
有史以来，天地之间，绝没有以这种政策，推动工商业发展的道理。这种税收政策，只能使商人藏匿资产，放弃投资，只可能压制以至于阻断民营商业活动。一些商人也许嗅到了危险的苗头，主动交出了财产。汉武帝为这些商人加官进爵，作为“感动汉朝”的例子大力宣扬。但除这极少数的例子之外，“富豪皆争匿财”，商人们自然普遍不愿意为汉武大帝的千秋大梦买单。这引起了汉武帝愚蠢的愤怒，他丧心病狂地进一步发布“告缗”的法令，鼓励民众告发谎报财产，或者没有交足财产税的熟人：
有隐匿不自度赀产，或隐瞒部分赀产的，罚到边境戍守一年，没收赀产。有能告发的，给予被告发者赀产的一半。
当时，桑弘羊正以优秀的商业才华，在侍中和大农丞的位置上辅佐汉武帝，他和法家酷吏合作，重申告缗令的权威。于是，“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文景之治辛苦积累下来的民间财富被没入官府，上交个人财产的商人华丽转型为体制内的榜样人士，告缗令遍布天下、全国的中产阶级都遭到告发而破产，中国平民相互出卖和相互毁灭的历史开始了。
卜式将一半财产捐献给汉武帝征伐匈奴的梦想，成为了汉武帝包装的道德典范。当时的宰相公孙弘以“此非人情”的儒家式健全常识，认为他“不可以作为天下的楷模”。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虽然汉武帝和桑弘羊打着发展工商业的旗号，实际上却起到了压制和毁灭汉朝民间工商业、造成国富民贫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性的结局。而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桑弘羊本人就是实打实的民间商人出身，那么他的人生和事业就显得更加滑稽可笑了：他其实成为了中国商人的叛徒，亲手谋杀了抚育自己的家族和阶级，毁掉了他们自己本来可能得到的机遇、自由和尊严。
这种吊诡的命运，并不只限于桑弘羊一人。汉武帝时代，另外两名推动盐铁国营的重要官吏，南阳孔仅和东郭咸阳都以商人出身，拥有超过千金的产业。他们之所以能够致富，正是因为民间经营冶铁和煮盐的高额利润。但这两个盐铁商人，却选择把使他们幸福富足的民营盐铁产业亲手出卖给了汉武帝。从此之后，华夏山海之利，不复为民众所有。
桑弘羊、孔仅和咸阳出卖商人阶级的逻辑，其实和前面所说、告发邻居藏匿财产的平头百姓是一致的。在一元皇权掌握社会的时候，唯一稳妥的成功之路，就成了以各种方式加入权力体系的道路，而最便捷的投名状，就是出卖自己最了解的事物——甚至是出卖自己。于是，桑家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汉武帝的宫廷，孔仅和咸阳把众多盐铁商人送上了官吏的位置。在这个环境里，把商业出卖给体制，居然成了商人最具利润的买卖。
但这种获取利润的手段，只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最终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生产力。《史记·平准书》说，随着商人和中产阶级的毁灭，民众已经明白没有办法积累财产，于是他们吃喝玩乐，得过且过，也不再费心努力经营产业。官府倒是因为桑弘羊他们的盐铁缗钱政策，暂时获取了大量的利润。
有句俗话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既然这些官营盐铁产业垄断了全国的力量、市场和利润，那么它们有没有为国家和民众“办大事”、使得中国古代的盐铁技术高速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些官营盐铁产业的成功，凭借的是背后的政治权力，而不是技术或者劳动。因此它们只知道依附权力，反而导致手工业技术的退化。
《盐铁论·水旱》记载：官营盐铁机构铸造的铁器，只图外表光鲜亮丽，成本高昂，质量却糟糕到连割草都割不动。这种技术退化的现象是非常正常的：在过去，民众制造铁器，是为自己的家庭服务或者卖给他人，自然会全心全意，做出尽量好的器具。现在，他们却是被君主和官府强制制造工具充公，他们当然会出工不出力了。
另一方面，盐、铁官营，统一价格，还造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官营铁器多是次品，质量好坏民众没法选择，甚至可以强制配售给百姓。没有竞争还要什么技术进步？官营盐铁机构只顾着从公家的铁饭碗里舀饭吃，听任整个盐铁产业凋敝和堕落。他们才是真正“吃饭砸锅”的人。
当一个社会的风尚是投机取巧的自我毁灭和相互毁灭，而不是通过创新勤劳致富成功，不管你是搞农业、搞手工业，还是搞商业，又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既然商人可以依附皇权，放弃和毁灭了商业；农民又何以独善其身？《盐铁论·周秦》：“今杀人者生，剽攻窃盗者富。故良民内解怠，辍耕而陨心。”
在皇权一元体制下，重视商业和排斥商业都无出路，不过是在型号不同的笼子里挣扎而已。无论是主张重商主义的桑弘羊，还是主张加强农业的“贤良、文学”儒生们，他们的理论终不过都沦为加强皇权的摆设，结局全告失败：中国古代的工商业没有孕育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力也属于低下水平。一元社会的自我阉割和自我毁灭，是古代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真正原因，也是著名的“桑弘羊陷阱”问题的关键所在。
“桑弘羊陷阱”：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皇朝，都极力垄断财政、做大中央政权。但是，每逢饥荒或战争，中央政权总是捉襟见肘。并且，每个王朝都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这其实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破坏多而建设少的一个反映。
桑弘羊本人的命运，也有一个十足讽刺的结局。类似他赞美的法家前辈商鞅和李斯，他被卷入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斗争，遭到满门抄斩。法家理念创造出了一个一元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着类似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每个人都在围绕着一元权力勾心斗角。如果你没能夺取这一权力，那就会沦为奴隶和牺牲品；而即使你夺取到了这种权力，也不过成为双手沾满血腥的刽子手而已。这是一个双输的世界，没有人能够真正成功。
我们不妨借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结尾作为今天的尾声：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盲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一元社会的历史，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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