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丨浅阅读，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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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而言，社会结构的演变与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人们对于书籍的阅读越来越便利，反过来，书籍阅读条件的改善，也会影响社会结构的演变和文明发展的进程。甚至可以说，每一个大的历史变革，都与书籍阅读条件的改善相关，当然这种相关，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
章学诚《校雠通义》一书云：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云：
“古者政教不分，书在官府，欲得诵习，颇非易易。故韩宣子，晋世卿也，必俟至鲁观书于太史氏，始得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吴公子也，亦必俟至鲁，始得闻各国之诗与乐。一般平民，更无论焉。大凡典册深藏官府，则有承传，无发展；谨世守，乏研究。欧洲中古时代一切书为教会所专有，卒至学术黯然，非其例欤？”
按：章、罗二氏所言，是指封建之世到郡县之世的演进过程中，书籍由“官守”到“民藏”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之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孔子。
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云：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叶梦得《石林燕语》一书云：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也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章太炎《订孔》一文云：
“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一书云：
“自唐迄宋，变迁孔多。……而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
按：章氏所言，称颂了孔子的“书布天下”之功，而苏、叶、柳三氏之所言，讲的是在五代到北宋这一历史时代当中，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对于文化的影响。促成这一普及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冯道。历史学界所说的唐宋大变革，实际上是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密切相关的。
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不仅使得羊皮书时代的欧洲文明有了极大的变化，而且对于整个人类文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十世纪下半世纪以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及相关信息技术的巨大进展，又使得人类的阅读工具和传播方式有了近乎飞跃式的发展。
叶德辉《藏书十约》一文云：
“士生宋元以后，读书之福远过古人。生国朝乾嘉后者，尤为厚福。五代、北宋之间，经史正书鲜有刻本，非有大力者不可言收藏。既有刻本，又不能类聚一处，即有大力搜求亦非易事。古人以窥中秘、读老氏藏为荣幸者，今则有赀，一日可获数大部。”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云：
“吾人敢为一言,即吾人欲明清学之所以盛者，虽知其由多端，要不能与藏书之盛漠无所关。”
按：有清一代，虽间有文字之狱，然学术之盛，毋庸置疑，此亦与宋元以来读书条件的持续性改善有关。然以清学之盛，至道、咸之世，已有大弊。陈澧尝以为当时读书人之懒躁，能使天下乱。
陈澧《东塾读书记》一书云：
“近人治经，每有浮躁之病。随手翻阅，零碎解说，有号为经生，而未读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断句读之，则不能浮躁。不独有益于读书，亦有益于治心矣。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经，但欲为世俗所谓名士耳。”
又云：
“读注疏，既明其说，复读经文者，经学也。不复读经文者，非经学也。读注疏，自首至尾读之者，经学也。随意检阅者，非经学也。读之而即写一简题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经学也。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读经而详味之，此学要大振兴。”
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文中尝引陈氏之言，又发挥其意云：
“照此下去，尽可遍天下是读书人，而实际并无一真读书人，社会上亦并不会受到读书人的真效用。”
无独有偶，在钱穆之前，辜鸿铭亦有相同之论，其《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之“读书人”条云：
“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
按：陈、辜、钱三氏之言，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当代中国的“浅阅读”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而笔者提出的“浅阅读，乱天下”，并非标新立异、危言耸听，实袭古人之意而言今日之事也。
夏丏尊《关于国文的学习》一文云：
“近来有一种坏风气，大家读书不喜欢努力于基本的学修，而好做空泛工夫。普通的学生案头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顾颉刚的《古史辨》，有《欧洲文学史》，有《印度哲学概论》。问他读过“四书”、“五经”、周秦诸子的书吗？不曾。问他读过若干唐宋人的诗词集子吗？不曾。问他读过古代历史吗？不曾。问他读过各派代表的若干小说吗？不曾。问他读过欧洲文艺中重要的若干作品吗？不曾。问他读过若干小乘大乘的经典吗？不曾。这种空泛的读书法，觉得大有纠正的必要。”
朱自清《论青年读书风气》一文云：
“《大公报》图书副刊的编者在“卷头语”里慨叹近二十几年来中国书籍出版之少。这是不错的。但是他只就量说，没说到质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倒是近些年来书籍出版之滥；有鉴别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寻常的大学生中学生，他们往往是并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书似乎更滥些；一个人只要能读一点古文，能读一点外国文（英文或日文），能写一点白话文，几乎就有资格写这一类书，而且很快的写成。这样写成的书当然不能太长，太详尽，所以左一本右一本总是这些“概论”“大纲”“小史”，看起来倒也热热闹闹的。”
供给由于需要；这个需要大约起于五四运动之后。那时青年开始发现自我，急求扩而充之，野心不小。他们求知识像狂病；无论介绍西洋文学哲学的历史及理论，或者整理国故，都是新文化，都不迟疑地一口吞下去。他们起初拼命读杂志，后来觉得杂志太零碎，要求系统的东西；“概论”等等便渐渐地应运而生。
青年系统的趣味与有限的经济时间使他们只愿意只能够读这类“架子书”。说是架子书，因为这种书至多只是搭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这副架子，除知识欲满足以外，还可以靠在这架子上作文，演说，教书。这便成了求学谋生的一条捷径。有人说从前读书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书，常苦于没有系统；现在的青年系统却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统上，系统以外便没有别的。但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
按：由夏、朱二氏之言，可略见民国时代青年读书风气之一斑。虽然当时“浅阅读”的风气已经大行其道，但民国时代的教育体系，毕竟还是培养出了一批杰出人才，而到了西历一九四九年之后，杰出人才产生的通道，似乎已被堵塞，以至于在民国时代接受教育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临终之前竟然提出了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文化的普及与提高，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质量的文化普及，普及是一种假象，提高就更谈不上了。历史变革与书籍阅读条件的改善，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六十多年来，由于其他因素的强烈干预，书籍阅读条件的极大改善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学术繁荣，反而是垃圾学术的泛滥成灾，体现在读书问题上，就是笔者所总结的“浅阅读，乱天下”。
就全社会而言的普遍性的“浅阅读”，是人们很容易观察到的，而“浅阅读”所造成的“乱天下”，人们却往往没有深刻的认知。当代之中国社会，因有所谓“高压维稳”，故未有剧烈之动乱，然而“高压维稳”的代价，是整个社会难以承受的，同时也是不可持久的，必须要过渡到一种常态政治。常态政治所凭借的，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高压，而是社会的自发秩序，但社会的自发秩序，又是凭借什么呢？我们不能不回到读书的问题上来。
陈澧先生针对清代读书人的“浅阅读”，曾经发出了“此病能使天下乱”的感叹，这一感叹中所包含的预言，毫无疑问在后世成为了现实。辜鸿铭与钱穆二位先生的担忧，只有字句之差，而无语义之别，如果用他们当年的话来描述今日的社会现实，虽略有夸大，但绝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在“学术行政化”和“高校大跃进”的背景之下，现实已经越来越朝向他们所担忧的局面发展。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如果读书人当中存在着极为普遍的“浅阅读”，那么也就只有依靠高压政治来实现表面上的稳定了，而在这种表面的稳定之下，正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是社会的溃败。
从一个社会的读书风气，大致上可以窥见一个社会的全貌。就全社会而言，严重的问题甚至是“不阅读”；就以读书为业的群体而言，严重的问题则是“浅阅读”。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国人的阅读都与发达国家有着极为悬殊的差距。
如果不改变“浅阅读”的状态，当下读书人的脑袋，就会像朱自清先生所说的“架子书”一样，“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
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读书人的，如果读书人象“架子书”一样晃来晃去，整个社会想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是很难做到的。与普遍性的“浅阅读”相伴的，是浮躁的学风，而在浮躁的学风之下，读书人对于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的认识，很难有什么真知灼见。人们在极为肤浅的阅读基础之上，即可形成极为固执的政治观念，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偏执，这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极“左”翼暴力革命当中，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其暴力革命的后果，也是今人略有所知的，然而，“教学者，如扶醉人”，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坚持极“左”政治观念的群体，还是自以为能摆脱极“左”意识形态的群体，居然还都普遍存在着“浅阅读”的问题。
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一批有真知灼见的精英人士，而在读书人普遍“浅阅读”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则几乎是无“真知”、无“灼见”、无“精英”，这样必然存在着“乱天下”的危险。从我们每个人做起的改变，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作者周鲁，作于西历二〇一四年作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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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鲁
人文学者。幼承庭训，少时得见多位学界耆老。大学毕业后，长期致力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与传统目录学之研究，并担任多家社会机构之学术顾问，著述散见于《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与“爱思想”、“儒家网”等学术网站。近年来主讲近百场传统文化普及性与专业学术提高性讲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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