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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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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出生的浙江义乌人吴晗，其人就后世评价而言，可说是著名的“两截人”：前半生，矜矜业业于书堆，讲道著书，是学术圈励志的典范；而后，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不仅身败名裂，阖家惨死，还留下了一个欺师、灭祖、媚势、篡史的恶名，至今让人不齿。 1949年前后，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吴晗个人命运彻底“反转”的时间焦距所在。在那一年前后，他“觉今是而昨非”，差不多就是告别了学术，也挥手诀别了往日的师友们。
他的前恩师胡适，当日毅然登机南下前，还大兴感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吴听闻颇不以为然，公然说这位过去的老师脑子进水了。可仅仅20年后，吴晗就跟着妻子死于非命，死前头发都被拔光。 再10年后，他的爱女吴小彦也跟着自杀，才22岁。吴晗的人格问题，吴晗的命运悲剧，实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钙导致后遗症的集中反馈。 平实地说，吴晗这个人，并非不学无术。他其实很早就在学术圈成名，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尤其精深于明史。 你查阅下他20岁时写下的《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看看他中年之际谈皇权与绅权的那些议论等等，即可明白，他资质之好，为人之聪慧、识见之敏锐，确实是不可多得之人才。
他自学写下《胡应麟年谱》这般文献扎实的著作时，也才20岁呀！胡适看到这本书稿，会欣喜若狂，着意栽培，收归门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学界，整体都很看好他，顾颉刚就直接认为，假若吴晗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学术之路上稳步前行，必将会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
最可惜，这样的人，出身太贫苦，“改变命运”的渴求也太急切了，在时代巨变面前，一切就都显得太无节操了。为了荣华富贵，欺师、灭祖、媚势、篡史，样样都来，君子剑陡然翻身成为小人之尤。
时事既翻云覆雨，与时俱进的他，也就自然跟着面目前非起来：批判一手提携他恩师胡适，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老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着照旧握手，直接视而不见；章罗问题上，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1948年秋秘藏的老友私信，污蔑构陷，给予这些前好友们以最沉重的打击。落井下石的种种举动，真的太多了。 更别说，诸如他挖皇陵、主持拆毁北京城墙、为了映射史学不惜篡史等等行为，那是更让后人一想起，就感愤愤不已的了。 更可哀复可怜的是，吴晗都这么惨绝人寰了，因为其人之不堪，历史风卷残云过后，还是没人会去同情他。 有一则文苑掌故说，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平实地说，要说吴晗多坏，肯定不至于。他人格上的主要问题，类似郭鼎堂，在于急功近利、投机及势利。而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自知之明走仕途吧。做官，他趋之若鹜，可真的不擅长。 你说，历史上的读书人，跟风搞政治的，有几个能有好下场的呢？读吴晗的一些文章，想起他这个人，我想敬佩他的聪明，也常感慨，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从他后半生荒唐行事来看，他家书柜上的那些史书，真的都白读了呀！
从这一点看来，吴晗虽有文丑之嫌，却又是需要被我们永远铭记的。尽管那个不好的年代早已远走，可一个经典的反面人物，比起任何典范人杰，都更有警示意义吧。
他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是个反右英雄，是个急先锋。1957年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批判储安平的正常言论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默存先生几十年后对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吴晗1957年7月7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火力十足并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吴晗控诉道：“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最后说：“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 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调门之高令人侧目。 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储安平至今生死不明。李辉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
这个困境是什么呢？简单点说，就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在传统中国，科举制度废除以前，一个人成为读书人和成为走上仕途，是同一个过程。当然，读一读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回忆录就会知道，他们那一代人做官，或许真的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胸怀天下，是真的为天下生民着想，是想着建功立业，这是一种很宝贵的士大夫情怀。
但是，在吴晗那里我们看到，问题来了。在现代社会，做学问和做官的逻辑已经不一样了，官场自有它运作的规则，作为一个政治家，更需要的是妥协转圜，是折冲樽俎，这没有谁对谁错谁善谁恶的问题，而是说行政制度需要的那种实用主义的策略和手段，是大多数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具备的。 吴晗就是这样，他越想跟上政治的节奏，就被抛弃的越远，最终万劫不复。而在“道统”和“政统”两分的现代社会，如何既坚持举起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大旗，又能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灵活运用，巧妙回旋，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因而也值得反思和改进的事。 吴晗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了仕途，他整了很多人。最后，他自己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批斗，1969年，吴晗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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