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不起社保的7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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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田陆专程跑了派出所，申请单独立户。她至今未婚，户口一直和老人在一个本本儿上，家庭成员人均房屋面积、人均收入摊下来，显然不符合申报廉租房的硬性条件。

“有房才能立户！你没房，户口立到哪儿呢？”户籍民警说。

他们是曾被羡慕的城里人，出生前后，又赶上“一个不少、二孩正好、三个多了”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是处于“60后”、“80后”夹缝中的一代。

如今，父母渐老，他们其中的不少人，却成为中国2亿灵活就业者中负担最重的“4050”一员。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发酵下，这些低学历、少技能、长年从事零散工作甚至靠年迈父母“支援”的城市底层群体，未来前路，可能更为荆棘满布。

被嫌弃的“中年美女”

48岁的田陆，活成了全家人“嫌弃”的对象。

没车、没房、没工作、没存款，这两年连社保也缴不起了，全靠母亲的退休金扛着。

老邻居们并不都知道田陆的窘境。她打扮时尚，比同龄人相貌年轻，加之长期在南方打工，他们眼中的田陆，略带一点神秘。

在老田家的几个孩子当中，田陆是最漂亮的，肌肤雪白、鼻梁高挺、眉眼如画。但也是学习最差的，因为数学不开窍，成绩总是全班垫底，没少受奚落。绝望、自卑之下，她初中读完就不念了，到一个厂子做了合同工。 

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沿海开放地区经济最活跃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蜂拥而至，压抑已久的田陆也想出去看看，就和两位同学坐着绿皮火车到了东莞。那一年，她20岁。

深圳南山区沙河街道的张贴栏贴满了租房广告。

至今，田陆已记不清自己在广东跑了多少地方，换了多少工作。她当过饭店门口的迎宾小姐，做过流水线的打工妹，也在面包坊当过学徒，如果对方不提供包吃包住，她就在城中村租住最便宜的民房。

21世纪初，珠海“名片”之一的情侣大道，房价也不过3000多元一平米。田陆没动过念头，她所接受的传统认知是，自己是要嫁人的，房子不应该是男方买吗？何况，或许有一天还要回归家乡。

2021年8月广东21个地市市区房价统计图（节选） 

2020年冬春之交，田陆的父亲不在了。正值疫情紧张，办完丧事，返粤受阻，她在家一窝就是近两年。吃的、喝的、用的，都从80岁老母亲的退休金里挤，哥哥姐姐的不满溢于言表。

田陆说，用的钱记了账，今后是要还的！

没人搭话。

年近50，又没技长、人脉，近几年，田陆在广东能找到的都是小时工，12～18元 /小时，结算时还被七折八扣、得东讨西要，更甭提三险一金、五险一金。

这些年，田陆一直按60%的最低标准养老保险交费，医保从未交过。

按照地方政策，女性灵活就业人员55岁退休，除非在企业累计缴费满10年以上，才可以50岁办理退休。这意味着，即使不延迟退休，田陆也需要考虑在未来7年之内，至少攒够10余万元的养老金、医保金。

田陆的姐姐看不下去了，听说政府给予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赶紧跑到居委会帮忙打听。

确实有这项政策！最高可按实际缴费的2/3补贴，最长补贴3年。如果本人距退休不到5年，还可以直接补贴到退休，但前提是，你已灵活就业，并符合几类人群，比如，失业残疾人、复转军人、军烈属、低保家庭成员等等。

田陆一项都不符合。 

口子也没有完全堵上。只要参加“4555（4050）”公益性岗位安置的，比如保洁之类工作，也可以享受到补贴，但报名的太多，居委会干部说，有些人排了一年队也没轮到。

那么，争取到廉租房也不错？至少不用和母亲挤在一起了。

为此，田陆专程跑了派出所，申请单独立户。她至今未婚，户口一直和老人在一个本本儿上，家庭成员人均房屋面积、人均收入摊下来，显然不符合申报廉租房的硬性条件。

“有房才能立户！你没房，户口立到哪儿呢？”户籍民警说。

姥姥代缴社保

同为“70后”，与常年漂泊在外、却未实现收入增长的田陆相比，张菱的生活少了许多颠簸。42岁的她，从未离开过生她、养她的城市。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离异那一年，只有31岁。

年少情深。当初是祼婚，车房皆无，离婚时也没啥可分的，好在女儿的抚养权争取到了，男方每月付300元抚养费。

张菱是个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父亲原是一家国企的中层干部，厂子垮了后，自己创办了一个小型耐火材料厂。这些年，她的社保一直由父母代缴，每次回家，母亲都在她的包里悄悄塞点钱。

张菱高中毕业。那个年代，高考仍是少数人的事，有一张高中文凭，就不难在社会立足。但没过多久，身边不少国企纷纷破产、重组——都是上世纪50年代建起的老国企。“买断工龄”，成为当年周边人热议的高频词。

不久，张菱也下岗了。

辗转托了几位朋友，终于吃上了低保，每月多了几百元补助。然而，自从找到一份售楼部的出纳工作之后，她就必须退出低保。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要付学费、付房租、养自己、养女儿，而这份工作，还不知能干多久……

张菱选择的也是最低标准养老保险，加上医保，两项合计下来每月近千元，仍由父母代缴。

看着父母日渐苍老，却还要被自己拖累，她的心像针扎了一样刺痛，也日复一日感受着“活着”带来的疲惫。

与同时下岗的老同事比，张菱已经比较幸运了。虽然没买房，但她是独生女，还有父母帮衬。那些与她年纪相仿的同事，至今仍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起的红砖楼，即使后来供暖进了小区，也舍不得用。一位找了保安工作的同事，直到去年老父亲搬过来同住，才狠下心装了一台空调。

找一个人，搭伙过日子，至少经济压力能一起扛——张菱不是没想过，但这个年纪，再婚双方几乎都有老有小，谁没有肩负和压力？即使千寻万觅找到一个对自己贴心的人，但人家能将自己的女儿视为己出吗？

张菱的女儿是一个早熟的孩子，7岁就独自挤公交车上学，也学会了下挂面、独自凑合一顿晚餐。小小年纪，已经对物价开始敏感了，走进超市，即使买一包味精，也睁大眼睛反复比价：50克的包装划算，还是125克的包装划算？

“孩子早早学会了现实生活，物质需求比较压抑。” 张菱说。“只要去找她爸，就是买买买，欲望井喷！其实对她爸没什么感情。”

八旬母亲的忧心

这些话，徐冬自然听不见。

与张菱离婚已经10年，他组建了新家庭，又添了一个儿子，加之女方那边也有孩子，他的负担不小。

徐冬在家排行最末，上面有几个姐姐。为了生这个儿子，母亲几乎在和计生政策拼速度，再晚几年，可能就要丢掉工作。楼下开饭店的王老板，原先在市政府开车，就是因为超生被开除，才自谋生路。

徐冬曾有“铁饭碗”，母亲提前退休让他顶班。但一次帮哥们打架时，徐冬脑子一热，一把水果刀刺进了对方的屁股，结果在少管所呆了三年，还差点儿患上抑郁。

出来后，正式工作没了，先是靠姐姐、姐夫帮衬，后来自己找饭吃。

看见楼市火爆，徐冬与朋友一合计，想买几台渣土车跑工地，父母帮忙付了贷款首付，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积蓄，一下子都掏空了。毕竟，这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揽活不易。渣土车的投入本钱还没收回，疫情来了，加之相关政策出台，楼市越来越不景气。

好不容易遇上机会，也是眼巴巴地看着流动资金相对充裕的公司拿走了。干完活，拿不到钱，更不知甲方欠到猴牛马月，他垫不起。

收入一直不稳定，很多年前，徐冬的社保就停缴了。补缴需要一大坨钱，手头又缺现金，这一耽搁——难逢的“一次性补缴”政策从此取消了。

 2016年12月28日，社保部颁布通知，停止一次性补缴政策。 

提起多年前的“一次性补缴”政策，徐冬的母亲至今懊悔不已，那是最后一次“上车”机会。前些年，国家为了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允许个人以事后追缴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但自2016年底就不允许了。如果改为续缴，年金增速太快，相比补缴，费用可能多几倍不止。

在徐冬的心里，社保还有些遥远，但女儿的花销迫在眉睫。学费、补习班……只要接到女儿电话，再难，他都竭尽全力满足。女儿16岁生日，说是要和同学们“豪华”聚一下，他赶紧在一家大饭店提前订了一个包间，又去城郊结合带的批发市场，买了各种饮料备上。 

只看眼前、不顾未来？徐冬的母亲忧心忡忡。在这位8旬老人的眼里，儿子始终没有真正成熟，可能过去有些娇惯过头了。

2021年春天，徐冬的母亲挤上公交车，又去了社保中心。这些年，她一直催着儿子续缴社保，都被敷衍过去，这一次，她依然失望地没有查到儿子的缴费状态。

她不知道，46岁的徐冬，三个月前就被确诊为冠心病。

本文转自：南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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