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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在80年代提出的“西体中用”,本意定为了在“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曾风靡一时,可惜由于诸多复杂原因,不但没找到,反而有落入西化陷阱的嫌疑,遭受到了各方面的赞叹、批判、责难、误解,尽管他本人也反复申论仍然难以说清。
不过,从总体倾向上看,他是立足现实,倾向以西化中的,当然他的“西”与一般意义上的“西”不同。
李泽厚最早提出这一命题是在1985年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认为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出路探寻的两大主张“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都是行不通的,为此他提出可以用“西体中用”来解决中国文化思想、文化传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他的“体”是从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那里借来的,指最后存在的本体。“西体者,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而所谓‘中用’,就是怎样结合实际运用于中国。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李泽厚:《中国思想史杂谈》,《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
这个观点一提出,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为此,李泽厚多次进行了辩解和阐释。1986年初,他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未来的道路应是社会存在的本位(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和日常现实生活)和本体意识(科技思想、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它源自西方,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李泽厚:《关于儒学与现代新儒学》,1986年1月28日《文汇报》)
同年7月,他又在报上撰文说:“我用的‘体’一词与别人不同,它包括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我一再强调社会存在,是社会主体。把‘体’说成是社会存在,这就不只包括了意识形态,不只是‘学’。社会存在是社会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是从唯物史观来看是真正的本体,是人存在的本身。”(李泽厚:《“西体中用”简释》,1986年7月9日《中国文化报》)
1987年初,他又撰文集中而系统地论述了“西体中用”的文化观,在重申“体”是指“社会存在”的同时,又说:“不管是‘中学’、‘西学’,不管是孔夫子的‘中学’还是马克思是‘西学’,如果追根究底,便都不是‘体’,都不能作为最后的‘体’。它们只是‘心理本体’或‘本体意识’,即一种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严格来说,‘体’应该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现实的日常生活。”
因此,他提出:“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它重要思想、理论、学说、观念)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并坚信“‘西体中用’将给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工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将给中国民族的生存发展开辟一条小心的道路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李泽厚:《漫谈‘西体中用’》,《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
由以上可以看出,李泽厚对“体”的含义作了较大的改变,以社会存在为“本体”,其中又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意识作为“本体意识”;他的“西学”不仅仅是欧美文化,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中学”不仅是传统的儒学为主的观念文化,也包括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淀。其目标是从社会结构到文化心理结构进行全面改造。
这就在概念上造成了混乱和说不清的地方,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如果不是斤斤计较较于名词概念之争,还是可以看出李泽厚的苦心的,他是既想使历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得以终结,又想把当代争持不下的马克思唯物论者、儒学复兴论者和全盘西化论者三大派加以揉和。在中国考虑民族文化传统的现实状况前提下,加以更新改造走上现代化之路。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自觉地有所回避、妥协和牵强,结果造成不同方面的批评,自己也没有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文化出路来。
而且,相当一部分学者干脆就认为“西体中用”实质上就是“全盘西化”,如有的认为“西体中用”与“全盘西化”,“提法虽有不同,实质并无两样,仍然是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整个上层建筑统统搬到中国来’”(王俊义、房德邻:《对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评价与思考》,见张立文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0页)
这个说法不甚确切,李泽厚的西学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他也不是“照搬”,而是“改造”。
而且他也强调过“西体”实质就是现代化,但并不等于“西方化”。(李泽厚《现代化就是“体”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0页)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的不就是全盘地引进西方(以英美为主)的经济、科技教育制度和各种思想文化吗?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也不都是欧洲大陆另一文化传统的现代演化吗?邓小平讲的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也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本文摘自韩星《中国文化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3-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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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通论》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修订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本书在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基础上,把中国文化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把握其自身的内在特质,摆脱在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采取的“中话西说”形态,即以中国传统文化附会西方文化的问题、架构、语言的过程,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旨在提供一个了解中国文化悠久历史、丰厚遗产的简明读本。作者重在从多个角度切入对传统文化深层精神结构的分析、概括、提炼,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结构模式、发展历程、基本精神、文化统系、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修养之道、人格范式等方面,较为全面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精神和多样性,同时,本书也检视了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转型的道路与方向,现代出路的探寻、未来前景的思考,对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有所辨析。全书广泛征引典籍文献,结构整饬,条分缕析,具有学者的谨严客观,又能够深入浅出,表述精炼流畅,所引原典作为独立模块镶嵌在文中,使全书的知识接受更多样化。本书适用于高校中华传统文化类通识课,也可以作为普通读者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读本。
韩星
著名儒者,儒学、儒教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曲阜圣贤教育学校校长、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儒(孔)教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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