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做私教的教培失业者，天天担心被抓
下午四点，陈嘉从出租屋准时出发，她要确保能够在六点前，从京郊赶到市区的一户人家，给孩子做课外培训私教。此前，她已经通过微信确认了这个家庭中不会有成年男性在家。
晚上八点，她结束两个小时的教学，又和孩子母亲沟通了一下孩子的学习情况，布置完作业后匆匆踏上返程。回到住的地方已是晚上十点多，从地铁站走回出租屋的那段路程，她对周遭环境和过路行人格外警惕。
陈嘉曾经是一名课外教育培训机构的从业者，收入可观。
但2021年7月24日，严厉打击课外培训的“双减”政策正式出台，要求现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且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陈嘉所在的教培机构，努力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始终运转不良，经常拖欠老师们的底薪和课时费，最终她在11月也和同事们一样选择离职，加入了失业大军。
她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至今仍有一部分被公司拖欠。工作群已经解散，通过个人微信向领导要钱也得不到回复。
失业后也要生活，有信任陈嘉的家长找到她，让她继续辅导自己的孩子，她也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走，在北京的每一天都要花钱，于是她开始偷偷做起私教，坐地铁奔波在北京的多个小区之间。
和陈嘉一样，90后男生张遥也在偷偷从事私教。他之前在教培机构工作了三年，最近也因“双减”而失业。
他一直都是教授中学语文，授课能力得到家长的认可。失业后，很多学生家长纷纷找他做家教，还会介绍自己亲戚朋友家的孩子来让张遥补课。
少了教培机构这个中间商赚差价，失业后的张遥，现在收入竟然高于从前，时间也更自由灵活，“算下来每个月只用工作几天，但总收入还比之前高了。”
前不久，有朋友想介绍张遥去某知名互联网大厂做外包公关，他几乎没做考虑就拒绝了，还建议那位朋友也可以跟他一起出来做私教，“你有北大硕士学历，课时费（最高）可以要到上千元！”
不过张遥也知道，虽然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却非长久之计。
尤其国家还在不断出台政策明确打击各种校外学科培训，“不得在居民楼、酒店、咖啡馆等场所，开展‘ 一对多’‘ 一对一’等学科培训”“要求各地对隐形变异培训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网络上也经常可见各种“顶风作案、补课被抓”“老师补课被踹门掐脖”新闻视频在疯狂流传。
“说不定哪天就被抓了。”张遥深知做私教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只是他现在一时也无法转行，只能一边继续“耗着”一边准备着应对各种机会。
陈嘉是东北女生，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就赶上了新冠疫情暴发，被迫在家待了大半年，2020年通过面试来到北京的一所教培机构做老师。教学中，她自我评价“充分利用了东北人的幽默基因”，用过人的亲和力赢得了学生的喜欢和家长的信任。
“双减”之前，她对自己未来的短期规划是跳槽到类似于“猿辅导”等大型教育公司做老师，更长远的设想是回到东北老家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教培机构。但突如其来的“双减”打断了她的人生规划。没有更多技能，还要维持生活，她只好偷偷做了私教。
因为私教的时间多是在工作日的晚上，作为独自在外地生活的女生，肯定会顾虑到安全问题。
“有的家长比较自觉，会提前跟我说好家里只有母亲和孩子在家，父亲在外工作，一个成年男性都没有。”但毕竟是去陌生人的家中，而且自己从事的工作又多少“见不得光”，几乎每一次登门，她总是会绷紧神经，站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确定环境安全才放松下来。
失业带来的改变不仅是安全感的降低，更有收入的锐减。因为学生数量少了，原来全天满课的状态变成现在零星的几个学生，热衷于买衣服的陈嘉也把原本的置装频率从一月两次降为一月一次。北京社保也已经断缴了，“五险全交齐的话是2600（一个月），太贵了。”
在东北老家的父母也听说了“双减”带来的影响，询问陈嘉的工作情况，对父母她选择报喜不报忧，含混地告诉他们“自己挺好的”。
同样面对父母忧虑询问的还有张遥。他也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失业的现状，他对父母说自己所在的公司是做素质培训的不涉及学科教育，不属于“双减”打击对象，所以经营得还不错。
张遥从事私教之所以收入还不错，在于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学方法论。比如教作文，他不会让学生死记硬背去生搬硬套所谓的“佳作”模板，而是先和学生一起痛骂包括现行的教材、作文范本等等，在发泄完之后鼓励学生放飞自我，“挖掘他们真正有表达欲、有真情实感的主题”；教阅读理解，他会先带着学生一起读武侠小说甚至网络文学，让学生爱上阅读之后再慢慢过渡到经典文本。
张遥认为，包括他在内的很多教培机构的老师甚至比学校里的老师更有责任感：“刚开始可能只把它当成一份工作、一个职业、一个收入来源，但慢慢地和学生接触多了，会发现自己会影响到学生看待世界的观点和态度。尤其是语文这种人文学科，更涉及到很多思想、情感、观念这种东西。这个职业天然带有一种责任感和道德感。”
张遥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知道有不少同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没有他那么多的私教生源，只能在社会上漂着。
从东北老家来到北京闯荡的陈嘉本来觉得父母那辈人过于追求稳定，但现在她也在考虑，要不要回老家考个教师编制。“感觉这个私教吧，短期内好好做也能赚到钱；但是长期来讲，总归不是特别稳定。最多做一年吧。”
她听说过有老师做私教会被家长恶意压价。前不久，有位北京的失业教培老师也在网上叙述了她的亲身遭遇：转做私教后到一户人家上门辅导40次，但不仅没有拿到当初许诺的8000元酬劳，还被家长威胁会去当地教委投诉她，老师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个行当目前属于被打击对象，一旦被投诉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说不定还会面临教师资格证被撤销以及罚款。
张遥则听说自己之前工作过的一家以公务员考试培训著称的成人职业教育机构现在运转良好，他在考虑要不要回去工作，毕竟培训大家如何获得稳定工作的工作，某种意义上应该也是稳定的。他没有为私教生涯特意设定时间期限，但持续“关注着市场的招聘信息，关注各大公司的状况，关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策动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彻底不做了，去做一份稳当的全职工作”。
来源：凤凰周刊（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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