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虹日记 | 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导读
1994年4月21日 星期四
26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冷。这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是26年前，我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时，他留给我的。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时不时“轰”地一下，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着死亡。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归途。这不是童话故事里那条通往天堂的道路。童话里的天堂路是开满了鲜花，是美丽的，而这烟囱如此丑陋。
前一天的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可是，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有过那么多的准备，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总会留下一些特别深刻的东西。
对于我，那些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逼真那么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个细节也不会忘记。
十一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
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
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相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三十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
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就转身进去了。
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
“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
我点点头。
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哈尔滨，这个我生疏的城市，这个与我的生命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缘的地方，让我冷得彻骨。
这种感觉，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因为拍戏常常重回哈尔滨，才慢慢暖和起来。
这些事都过去好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详细地记述过它们。今天不知怎么的，全都涌上来了。大概是前两天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缘故。
看那些灿若春花的生命，在转瞬间就烟消云散，我就在想，人类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浩劫，那么多的灾难。看那些犹太人在那里为生存挣扎，觉得生命真是脆弱极了，任何一点点意外都可能使它夭折。
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其实就考虑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只好主宰生和死之间的那短短的一段时光。活着，就活好它。
可是，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