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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在泾阳的晚年岁月

秋雨 凝听 20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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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国学大师、近代著名诗人、教授和红学家吴宓的最后岁月是在故乡泾阳度过的,这位将毕生精力倾注在我国教育事业和外国语言文学事业上的知识分子,在经受了文革后,于晚年回到泾阳,家乡父老及亲人给予的温暖成为他最后的精神慰藉。



1911年,17岁的吴宓从泾阳县老家出发前往北京,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学术生涯。1976年,这位历经海外求学、学术辉煌、文革磨难的82岁老者,在亲人的陪护下回到故里。在外漂泊近70年,吴宓生命里的最后一年多时间,是在泾阳度过的。去世后,吴宓被安葬在泾阳县安吴堡的吴氏陵园,最终落叶归根。



追寻 与于右任、张季鸾同为“关学”余脉


他是中国著名国学大师、教育家、诗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他是“文革”中少有的几个公开反对批判孔子的人,除了这些由学术和知识取得的成就和头衔外,吴宓还有个称谓,即“泾阳县人”。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力,使得现今的泾阳人仍然愿意去为吴宓做些什么,以缅怀他的思想光辉。


华商报记者前往政协泾阳县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在其文史委员会了解到当地人与吴宓的种种故事,以及当地人为纪念吴宓所做的事。2012年10月,经过泾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人员一年的编纂,《国学大师吴宓》出版,并被作为泾阳县文史资料的第十三辑。作为这本书的主编,泾阳政协文史委主任孙春祥参与了这本书从收集资料、联系吴宓亲人到最后出版的全过程。



他介绍,在53篇怀念吴宓的文章中,有不少为泾阳县当地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爱好者所作,多为追思吴宓学术成就及吴宓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文人傲骨。透过这些文章,使得吴宓的形象有血有肉,更值得后人思考。


吴宓出生在泾阳县嵯峨山下的安吴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安吴寡妇”营建的吴氏家族。吴宓家是安吴家族的西院,父亲吴建常在民国初时任凉州副都统,后担任靖国军总部秘书长、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


吴宓兄弟姊妹共6人,吴宓是大哥。幼时吴宓就读于陕西明、清时期四大书院之一的三原宏道书院,受关学熏陶,接受最早的启蒙教育,与于右任、张季鸾同为“关学”余脉。




魅力西安讲学时窗台上都是人


1911年,吴宓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1917年,在其23岁时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18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1921年,吴宓学成回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1925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30年吴宓又游学欧洲,并在牛津大学修学多年,解放后长期在西南师范学院工作。


吴宓的学术成就从吴宓的妹妹吴须曼叙述的一则往事可窥见一斑,根据吴须曼在《国学大师吴宓》一书中所写的《回忆先兄吴宓教授》一文记载,1947年吴宓曾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作过一次《红楼梦》的演讲,当时吴须曼也在场,她描述当时的场景:“偌大的一个礼堂,座无虚席,每一个窗台都被人占用了,我感到不是在听演讲,而是在看一个演员在表演,而且是一个人扮几个角色,王熙凤的阴险毒辣,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他都演得惟妙惟肖。”1961年,吴宓还曾到陕西师范大学作过讲学。


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时期,吴宓以“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多次批斗。1969年由重庆送往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1978年1月17日在泾阳县逝世,终年84岁。1979年7月18日,吴宓得到平反昭雪。



磨难晚年左腿骨折患白内障


十年浩劫,吴宓孤身在四川梁平县历经磨难,身体上受到残害,导致左腿骨折、患有白内障。在精神上备受煎熬,“我身边极少人来谈话,外出更是无人作伴。”这是吴宓1973年写给妹妹吴须曼的信中所言。


8月21日,华商报记者联系到了吴宓的外甥女、吴须曼的女儿王还珠,通过电话我们得知,吴须曼已经97岁,对于吴宓晚年回到泾阳的种种往事已经不便一一叙述。但正如王还珠所言,能照顾舅父的生活起居,聆听其诸多教诲,以及他对自己一生坎坷经历的追忆,她觉得非常有幸。


通过电话,王还珠向华商报记者述说了当年她和母亲吴须曼照顾舅父吴宓的往事。此外,通过泾阳县政协文史委的帮助,华商报记者也找到了吴宓最后的所住之地。


王还珠回忆,母亲吴须曼曾在1974年和1975年前往西南师范学院探望吴宓,当时看到吴宓的生活情景,吴须曼泣不成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子、桌子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这是吴须曼在《回忆先兄吴宓教授》中所写。



让吴须曼更伤心的是,吴宓在经历身体和精神摧残时又被“哄骗”,1975年夏天,在吴须曼第二次前往西南师范学院时,吴宓已经腿有残疾行走不便,一只眼睛患白内障而失明。


尤其令她痛心的是,吴宓保存的二十六本《吴宓诗集》不到半月被人“偷走”,“十年动乱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道他恢复工资后,送还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以这样的高价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书,他每月工资即付一空。


他手上的一块价值几百元的进口表,也被重庆钢厂两个无赖用一只仅值六元钱的小闹钟‘换’去。”每每想到母亲向她提及舅父的这段遭遇,王还珠仍然颇为感慨,叹息舅父一生的心血竟被如此对待。




归乡 随身仅剩下七分硬币


1976年12月,王还珠在泾阳县面粉厂母亲的宿舍中第二次见到了舅父吴宓,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妹妹,我的小红箱在哪里?”他口中的小红箱就是指自己历经浩劫后残存的少部分日记和文稿。


吴宓的回乡,是由吴须曼家人前往西南师范学院,先坐火车到西安,再由汽车送到泾阳,“听我母亲说,当时舅父已经不能行走,是我姐夫和大哥二人将舅父抬上学校(西南师范学院)派的吉普车,又抬上火车。”


王还珠还记得母亲提及,当时舅父吴宓除了枕头下压着的七分硬币外,身无长物,是由吴须曼向西南师范学院借支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回家的路费,“随身的行李,除了两个旧箱子,还有一只‘小红箱’,所有这些,就是舅父的全部私产。”


考虑到吴须曼只有一间宿舍,后来就在泾阳县面粉厂对面租下了一间民房让吴宓居住。刚开始由王还珠的父母照顾吴宓的生活起居,后来由高中毕业在家的王还珠照顾,直到她1977年11月上班。



在照顾舅父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还珠倾听了吴宓从儿时起直至出国留学、归国执教、游历欧美、婚姻恋爱、文革遭遇等一生的经历。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和舅父吴宓闲谈,被问及中学英语学了多少。“我告诉他学得很少,中学已经不开设英语课了,他问我为什么,我没法解释是当时‘教育革命’的需要,就对他说是英文老师很缺,当时他激动得大喊,‘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你告诉他们来请我,我可以为这些学生讲英语!’”王还珠说。


对于吴宓的风骨,在他同王还珠的另外一则谈话中也隐约可见。吴宓曾对王还珠谈到,解放初期,港、台多所大学甚至国外的大学都曾力邀他去任教,他都婉言回绝。王还珠问他是否后悔,“他说他留下来是对的。”王还珠感叹,舅父吴宓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精神。


1977年11月,王还珠因招工上班,不能再全天照顾舅父,吴须曼便托人请了保姆照顾吴宓,直到他去世。




探访 最后的住所是租的


21日下午2时许,在泾阳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孙春祥的带领下,华商报记者找到了吴宓生前最后的住所,见到了当时吴宓所租房屋的屋主。


在位于泾阳县中心街的一排商户中,有间面积不大的面馆,穿过面馆,其后方是三间平房,这就是吴宓最后居住的地方。问及吴宓生命最后的点滴往事,72岁的房主高桂兰印象深刻。


高桂兰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自己家住的还是厦子房,同如今一样也是处于临街位置,家对面就是泾阳县面粉厂。出于方便照顾哥哥吴宓的考虑,吴须曼选择了高桂兰家让吴宓租住。高桂兰还记得当时吴须曼租了两间房,“一间是老人(吴宓)住,一间是给请的河南保姆住。”高桂兰说。



虽然平日有保姆专门照顾,但有时高桂兰和婆婆王金草也会在闲暇时给予照顾,给吴宓端饭、倒水。高桂兰印象中的吴宓“不爱说话、脾气好,躺着爱看书”,“听吴婶(吴须曼)说他是大学教授,人住到我家时已经不能走路,平时都是躺在床上看书,一直没有出过房门。”高桂兰说,因听不懂吴宓的口音,所以基本上很少和他交流。


高桂兰还记得,1978年1月16日深夜自己忙完回到家中时,被告知吴宓病情危急,“我就赶紧跑去当时抢救人的医院,医院就在面粉厂隔壁,人已经昏迷了,他妹妹和亲人都在身边。到了17号凌晨3点,人就走了,是我当时给穿的寿衣。”高桂兰说。


“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要吃饭!”一代大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声催人泪下、令人心悸的呐喊。


高桂兰拿出家中珍藏的一张和吴须曼家人的合影。她说,自吴宓去世,吴须曼经常回来给吴宓上坟,“有好多年没见过了,后来听说一家人去了西安。”吴须曼从泾阳县面粉厂退休后,举家迁往西安居住。



追思 吴宓现象成往事


在与对吴宓学术思想有研究的泾阳人的交流中,华商报记者也能感受到当地知识分子对吴宓学术成就和精神风骨的深厚追思。


21日下午3时,在泾阳县华尔街一住宅区,华商报记者见到了曾担任过泾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泾阳县医院医务主任的宁焕申老人。他曾参加过两届由省级部门组织的吴宓学术研讨会,他还记得第二届研讨会为期两天,结束后与会人员前往泾阳安吴堡吴氏陵园祭扫了吴宓墓。



在每届吴宓学术研讨会结束后,组织者都会将参会人员发表的吴宓学术研讨论文进行整理,并编纂成书进行出版,其目的在于使吴宓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继续发扬。宁焕申曾在所作的《嵯峨冷月葬诗魂》一文中,重点讨论了吴宓诗集的价值和思考,他写到:“吴宓本来是可以更有作为的,但当他的名字被介绍给我们的后代时,竟是和复古主义、封建文人、欧化洋奴之类不该属于他的字眼联结在一起。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于今我们也该冷静下来,进行一点反思。”


追忆吴宓生平的坎坷,宁焕申写下“嵯峨山月春复秋,又见新碑竖坟头;吴宓现象成往事,泾水幽咽日夜流。”



后记


21日,在位于泾阳县安吴堡的吴氏陵园内,华商报记者看到了坐落在陵园东侧的吴宓墓。


不同于其他吴氏家族成员墓前所立的高达5米的清代风格石牌坊,吴宓墓是圆形,在吴宓墓的旁侧还有块墓冢,那是其兄弟吴协曼的墓冢。吴协曼曾是英国剑桥大学伍福森学院的终身院士,在他病逝前,要求死后葬于安吴堡故里。


在吴宓和吴协曼墓地的正前方,也是一道石牌坊,上面书写着“文传古今学贯中西”八个字。


如今,前来吴宓墓地拜谒的各界人士,尤其以学生和学者居多。如吴宓亲人所言,他们在墓地前不仅是感召吴宓的思想和风骨,更是一种思考,思考着先哲曾经所言:“一个不知反思的民族,是一个不怎么可爱的民族;一个不进行反思的时代,将是一个后继无人的时代。”


来源:华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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