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 |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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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鑅，民国元年更名。以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阴历六月初九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出生，世居县东南四十里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之五世同堂大宅，地在荡口镇西五里。
先生世代书香。曾祖绣屏公，国学生，祖鞠如公治五经、史记，极精勒。父季臣公讳承沛，幼有神童之誉，双目炯炯有光辉，习诗赋，入泮第一;但自此绝意功名。
为人仗义直言，不以个人私利介怀，故为族人乡里所尊，凡有争端，得公一言为决，教子有方，委婉不责，任其自悟。惜与鞠如公皆以英年早逝。先生天赋聪悟，目如季臣公。能强记，少习古文，朗读三过即能背诵。尤爱小说，年九岁，父执以三国演义相试，随章回，不失一字，且携摩人物个性身份作表演，传为美谈。
先生七岁入私塾，十岁入荡口镇私果私育小学，肆业四年。体育教师钱伯圭先生，乡里之望实乃革命党人，以民族思想相启导，先生民族意识特浓，实萌芽于此。又读蒋方震所译修学篇，书中选录西欧不经学校正规教育而自学成名者数十人，述其苦学情事，对于先生后来治学，影响亦巨。
高班教师华紫翔先生授各体古文，与魏晋南北朝诸短赋。顾子重先生通中西，又精历史舆地之学。其他诸师亦多乡里宿儒，旧学基础深厚，兼能接受新知，所授课文，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先生晚年仍自谓治学蹊径，实由果育诸师启之。
先生十二岁丧父，家徒壁立，穿寡母及兄弟四人，仰本族怀海义庄抚恤生。明年，与长兄声一先生投考常州府中学金。先生肆业府中三年余，深得监督(如今校长)居孝宽元博先生之爱护，而治学则受吕思勉诚之先生影响最大。诚之先生为校中最年轻教师，任历史与地理两课时有鸿议创论，同学争相推敬，而对于先生深为奖掖。先生成名后，仍常与诚之先生作学术切磋，互相欣赏，互有补益。
余曾为文，推崇两位先生与陈寅恪、陈援庵先生同为前辈史学四大家。核实论定，应无异议。(此处所谓前辈，以余曾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者为限。)
宣统二年冬，先生因故退学，偶见谭嗣同《仁学》一书，读之大喜，即私去长辫。翌年春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五年级，每晨层闻环城军号胡笳声，复心仪陆军学生之壮肃步态，常思出山海关，与日俄对垒。是年秋，升读六年级，适会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致辍学。
读先生《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两书，虽然中学教育尚未受毕，但幼年在家与中小学七年余受父祖慈母与诸良师之教益殊多，立己处人处事以及治学根基与方法，乃至娱乐兴趣，一切皆植基于此一时期之优良环境。
尤可叹异者，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无怪明清时代中国人才多出江南!
先生少年时代虽然经济环境极为困难，但天资敏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在如此优良精神环境中，耳濡目染，心灵感受，自能早有所立，将来发展，自不可量!三兼创办人奏仲立先生乃绩学之士，文理兼长，崖岸自高，藏书丰富，但不轻示人;惊于先生才思不群，终成忘年之交，切磋益友，乃获读奏家藏书，始得严复诸译者，得益匪浅。
民国二年，先生转入鸿模小学任教。即前果育易名。先生虽然辍学任教，但常以未能进读大学为憾。其时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考生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入学后则以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易名《中国古代史》)为教本，先生即日勤读此两书，尤喜章氏书，对于后来治学趋向，有深远影响。
民国三年夏，无锡县创立六所高等小学，梅村镇一所为第四高小，设校于泰伯庙，(县东南三十里。)邀先生任教。先生就读常州中学时，染有抽烟习惯，及到梅村，课文有劝戒烟一篇，因念自己抽烟，何以教诲诸生，遂决心戒除，数十年不犯:直到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长会议频繁，甚感无聊，始再抽烟作消遣。
先生每悟一事，即身体力行，此为一例。又如读曾文正公家书，教人读书，必自首至尾，通读全文，遂即遵行，数十年不懈，复如读一本卫生书，谓人之不寿，多由忽略健康教育。自念父祖及不少亲长多不之年，可为殷鉴，遂痛下决心，力求日常生活规律化，作息散步有定时，至老不衰。
先生为学善模仿，善变化，喜新知，勇创见，而能悉心追求，每从细小事故中彻悟大道理。如此种种，均在任教小学时 代表现无遗。如授《论语》课，适读《马氏文通》，文通论字法，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一书，为先生第一部著作。又如读《墨子》，开卷即觉有错字，愈读愈疑，遂奋笔逐条列出，加以改正，成读墨阖解一稿。
但念<墨子>乃名著，传世已久，此类错误当早有学人指出。试翻辞源，知有孙诒让<墨子闲话>一书，急求读之，凡先生所疑，闲诂皆已指出，并有详确证据，读书精博，叹为观止，乃自知孤陋幼稚，有如初生婴儿之对八十老翁，相去太远。自此始游情于清代校勘考据训诂之学，力求精进
民国八年秋，先生改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六。先生在高小任高班教师多年，适会美国杜威博士来华，讲教育哲学，先生读其讲辞，深感兴趣，但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大异，故欲改入初级小学，得与幼童接触，作一番实验;再者当时学人提倡白话文，初小教科书已全改为白话文体，先生极欲亲自察看白话文体对于幼童初学之利弊得失。
因此在一个偶然机会中，毛遂自荐，担任小学校长，俾能亲自体察究竟如何?先生到任，教师连自己仅三人，每事相商;乃别出心裁，改变教学法，务使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以其两方面融为一体。因此废除体操唱歌课程，但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歌唱，全体师生参加，成为学校全体活动。后加国语，亦采同一方式。又废除体罚，而随事诱导。
作文课，常带学生到校外，随事指导学生观察讨论，自由发挥，只如一种生活。如此种种新实验，获得各方面之满意与赞许。施之勉先生任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曾读先生文，深为推许。
民国十一年秋，推荐先生任高中部与师竹轧部三级毕业班国文教师，此为先生任教中学之始。到学，与之勉先生一见如故，至老不衰，次日开课，首讲曹操述志令。此文仅见于<三国志，裴注引>魏武故事，千载读者都未重视。先生指出此文显示汉末建安时代，古今文体文变。诸生闻之，大为钦服，今读曹文，果然。先生治学，慧眼独具，此为又一事例。
民国十二年秋，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子泉先生推荐先生到同校任教。学校日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从一年级至此班四年级毕业，王回任一年级。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概论，教者各自编撰讲义先生第一年文字学，讲文书大义，未付印。第二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孟子要畈;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后亦续成完稿;并前在梅村无锡县四高小所编论语文解，共四稿，为先生正式著作之始。
民国十六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亦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本校为前清紫阳书院旧址，藏书甚丰，校园有山林之趣，三元坊、孔子庙、南园遗址，均在近地，先生课暇，徜徉田野间，较默林泰伯庙外散步，尤胜百倍。先生在苏中时代课外研究工户主 要者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四川蒙文通先生，前曾读先生先秦诸家论礼与法一讲词，以为与其师说相近，来长信讨论，此时到南京，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一日来苏州相访，同游灵岩山数日，俯仰湖天，畅谈今古。蒙先生便中披览诸子系年，以为体大思精极为欣赏。其时苏州顾颉刚先生，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路过苏州，留家小息。一日由东吴大学陈天一先生相偕来访，此为两位先生相交之始。
顾先生读系年，谓先生宜到大学教历史，不当久在中学教国文，遂向中山大学推荐，继彼后任。不久中山大学来电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典存先生日，先生到大学任教乃迟早事，我明年亦将离校，先生能否再留一年，因此不果到广州。
民国十九年秋，顾先生又推荐先生到燕京大学任教，时年三十六。先生既不能到中山大学，颉刚先生促为<燕京学报>撰文。先生前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心有所疑，遂撰<刘向歆父子年谱>，辨康说之非。颉刚先生正主讲康有为，先生此文不蛮与顾诤议，但顾先生绝不介意，既刊先生文，又特推荐到同校任教。此种胸怀殊为难得，故先生每提起此事，总叹颉刚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先生到校，任大一大二两班国文课余多暇，就诸子系年续加增补，并作通表，并作通表，付商务刊行。大学规模大，先生开始意识到职业与私人生活大不相同，当于职业外，自求生活。念在大学任教，推当一意努力学业，传之诸生，不宜过问他事，遂决意此后不担负任何行政责任，庶能使职业与生活不相)冲突。但终感教会学校环境，不易适应，故一年即辞职。
民国二十年夏，先生在苏州，得北京大学聘书，及到北平，清华亦请兼课。先生云此殆皆出颉刚先生预为安排者。后又为情面所迫，在燕大兴师范大学兼课。先生任教北大历史系是为先生讲授历史课程之始。第一年开课三门，中国上古史与秦汉史皆为学校指定必修课;另一选修课由先生自定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后撰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商务刊行。中国上古史本多可争议处，当时北平治上古史者特多，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除先生所开上古史为必修课之外，别开八门选修课，由各教授分别讲授，但意趣各异。故先生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足见当时上古史学之盛。不仅上古史如此，其他课程，亦受人注意，教授讲义稿，发到讲义室，校胥外人人可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尚未讲，但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当时北方学术空气如此浓厚，殊非今日所能想象!
次年先生选修课，改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但历史系负责人，以为今已民主时代，此前中国君主专制，不必再讲，是以历史系学生无一人选课。但是学院院长周炳霖先生以为政治系同学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选听此课。稍后历史系同学多来旁听，乃知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亦有可讨论者。其后刊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为此课程讲义之简编。其后中国通史为部定课程，但北大由多人分时化讲授，先生谓，多人讲授，彼此不相通贯，失去通史意义。
民国二十二年秋，学校请先生一人独任此课，并特置一助教。先生认为通史必须于一年内自古至今，一气讲授完毕，绝不可有首无尾，有失通史课程之精神。因此开课第一年，集中全副精神，为此课作准备，务期章节间彼此相关，上下相 顾，俾学生对于中国历史能有一贯而全面概括性了解。先生寓所距太庙不远，庙侧古木参天，散布于大草坪中，景色幽静。草坪有茶座，但游客甚稀。通中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课前一日，先生例到草坪茶座，择幽静处，斟酌讲稿，一年讲毕，幸能不失初志。通史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但高年级与其他学院其他学校学生 旁听者亦不少，每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当时北平人文荟萃，先生在北平首尾八年，交游益广，除顾颉刚、胡适之、蒙文通，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傅斯年、汤用彤、陈寅恪、周炳霖等三四十人，时相切磋。此诸学术界友人皆学有专长，世局虽艰，而安和埋首，著述有成。当时北方学术界可谓鼎盛。又其时北平如一书海，书肆搜存古籍刊本明清手稿极富，先生得暇，常至琉璃厂、隆福寺访寻故籍，自谓平生一大快事，学校薪金，除菜米外，尽耗于此，凡得五万余册，内有不少秘籍。七七事变，无力迁藏，遂致散落。
当时北平学术界既人才鼎盛，藏书又极丰富，故学术著作真如雨后春笋，专业性刊物如食货禹贡等亦愈出愈厚，呈现一副蓬勃气象，稍假时日，中国学术界必有一番新风貌出现。但日本侵逼不已，战端遂开，北平学术声光顿意。八年抗战，虽能疆土重光，但学坛元气大伤光采无存，至今未复，可为一叹!
先生禀性爱好大自然，任教北平期间，遍游近郊名胜。又曾四次远游。第一次民国二十二年与北大诸生结伴，畅游济南大明湖、曲阜孔林，与泰山诸胜。第二次，与清华师生结伴游大同，观云冈石刻，西至归绥、包头。第三次，一人独游，至武汉，登黄鹤楼，参观武汉大学。乘江轮至九江，游庐山诸胜，汤用彤先生有宅在牯岭，盘桓甚久:复乘江轮回无锡乡间小住。第四次民国二十六年春，复与清华师生，同游开封、洛阳、西安 三都诸古迹。归途游华山，由苍龙岭，抵一线天，历登诸峰。华山险峻，为诸岳之最，缅想韩昌黎游此，不能下山故事。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先生与同事结伴南行，由海道至香港，经广州至长沙，复南行至南岳文学院临时院址，遍游诸胜迹。学校旋迁昆明，先生结队经桂林，水路下阳朔，沿途风景最胜。复经广西南部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复南至蒙自，以就文学院。同事陈梦家先生前曾选读先生课，此时常相过从，力促先生撰写通史教科书，以应时代 青年迫切需要，先生意动，《国史大纲》之撰述，实由梦家先生促成之。
其时文学院复迁昆明，遂借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极清静，后移上寺，更清坐。寺中一人独居，集中精神，期一年完成。其间曾由滇人李埏先生伴游路南石林、石孔洞、大瀑布。
石林者，遍山石笋嶙峋。尤奇者，山前有广阔青菊草坪，巨石平地拔起，高耸云霄，有如春笋，而排列有序，殆若天工，真为天下一奇观。学校课程排在星期四五六晚间，每星期四午后乘车到昆明上课，星期日清晨返山寺，故每周得四天半之间暇，不交一言，静思着笔，幸能于一年内毕功。先生云“回思当年生活，真如在仙境”。
先生在北平讲授中国通中四年，及来昆明复讲两年，每星期四晚间开讲，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六年讲授既毕，《国史大纲》亦已成书，先生遂亦离校，东归侍母。
民国二十八年夏，先生经香港、上海归苏州，深望慈母，故夫人亦率子女自北平来会，遂择居耦 园幽僻地，除间中至上海晤诚之先生外，杜门不出。生活多暇，每日上午习英文，阅读一部美国学人所著世界史，虽无所成，但得益不浅。下午至晚间，选述《史记地名考》。此书虽仅为一部工具书，但编排组合，别具心裁，与一般工具书迥别。先生著述总与寻常不同，于此可见。
先生离开昆明之前，顾颉刚先生向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在迁徙成都之齐鲁大学成廿国学研究所，邀先生同往开办。先生东归在即，受其聘，但请假一年，二十九年夏，始到成都展任。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研究所则在北郊崇义稿赖家花园，距城三十余里，地静书富，深为惬意。会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阵容不强，请学校邀约先生与吕思勉诚之先生等来校任教，校长王星拱抚五先生俯纳诸生陈情，通函接洽，先生仅许讲学一个月。
民国三十年三月到嘉定践约，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与秦汉史两课;并到岷江对岸凌云大佛左侧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政治问题。书院为马一孚先生所创，专讲理学佛性，不与武大师生往来，而邀先生讲演，且不避政治史论题，殊为意外。其时《国史大纲》刚出版。
此书多具创见，只观其章节标题，点出每个时代之动态及其特征，已见才思横溢，向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气沉沉者可比。尤极难能可贵者，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数语切中事机，精悍绝伦。吾人可伸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南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此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土一统、文化一统广土众民大国局面。其他胜义纷陈，不能尽列。而《引论》一篇，陈寅恪先生谓为近世一篇大文章。陈先生为文虽在专业，但具通识，宜有此论!
先生前在北平与昆明讲通史，本已哄动一时。此刻抗战正在艰苦阶段，此书刊出，寓涵民族意识特为强烈，复在重庆等地亲作多次讲演，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泪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 誉益隆，遍及军政社会各阶层，非复仅为黉宇讲坛一学人。
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赖家院僻处乡野田畴间，竹树小溪环之，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十余人，各自钻研，每星期六举行讲论会一次，每月出外旅行一天。讲论会分组轮流，每次由一位研究员两位助理员讲演或报告，然后共同讨论。其时余亦来所从先生问学，深感最得益处，乃在讲后听先生论评其是非得失，或作补充往往诸生提出具体丰富之资料，得出正确结论，但不能伸论此项结论之意义;经先生加以发挥阐明，乃见此项结论意义重大。
如此教示，真如画龙点睛，乃见生动灵活，启发诸生能于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后，站在坚强材料基础上，作笼照全局之凌空发挥，以显现论著之光辉性。在此期间，先生先后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或遵义浙江大学等地讲学归来，即埋头读书写作，先后完成《清儒学案》与《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学案系教育部奉蒋中正先生之命，特请先生编撰者，惜原稿在教部复员途中，坠落江流，仅存序自。
民国三十二年秋，齐鲁研究所停办，先生转在华西大学任教，兼四川大学教席。得暇游灌县青城山，居灵岩山寺，西至老人村，乃唐宋以来一处世外桃源，村民数百家，年逾百岁者常十余人。先生在四川数年，竟以讲学繁忙，未及游峨眉，经三峡、创阁、秦岭栈道诸胜境，每以为平生之憾!抗战胜利后，先生以时事方扰，暂时不欲逴返京沪平津繁华地。
民国三十五年，滇人于忠义创办五华书院，邀先生任教。念战后昆明环境宁静，欣然应之，后亦兼云南大学教席。先后居翠湖与公园唐继尧旧宅。授课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阅读以禅师与新道教为主，此为先生治学之又一趋向。
其时在偶然机会中得识滇中老伶工栗成之，精滇剧，一举一动，皆深具功失，妙得神情，先生自谓，每听一次，即多得一次领悟，为滇行一大奇遇。先生多年胃病，不能根治。友人有云，人到老年，倍宜乡食，先生以为然。
民国三十六年，无锡荣家创办江南大学，屡次邀约任教，三十七年春，遂东返。时唐加毅先生亦在校，为两位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山坡上，风景极佳，常雇小舟，荡漾湖中，坐闲无极，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尤为近代庄子研究之突出著作。民国三十八年春，先生与君毅先生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旋随校迁香港。前在广州，与张其昀、谢幼伟、崔书琴诸先生有约，在香港办一学校。先生到港后该校已定名亚洲文商学院，内定先生为院长，并已自教育司立案，先生自以不能粤语与英语，甚感为难，但其事已定，只得勉强应承，并邀请唐君毅与新知张丕介两位先生共同效力。
学校以民国三十八年十用开学，夜间上课，学生六十人。明年秋，别创办自校，名新亚书院，申请立案为香港当时唯一私立不牟利学校，请赵冰先生为董事长。承新交上海商人王岳峰先生斥责，在九龙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楹为校舍，初期同事仅君毅、丕介等少数人，旋有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海等亦来任教，或纯尽义务，为当时国内学人来港者之一荟萃地，故亦特为香港教育司所重视，学生来源多为大陆流亡青年，约近百人，多得免费。
学校课程之外，又设公开学术讲座，每周末晚七时举行，校外来听讲者，常七八十人。学校初期经费仅恃王岳峰先生支持;但王先生并非富商，不能久支，同人盼先生到台北，希望获得支持，遂有民国三十九年冬台北之行。
承各相关机构邀宴，垂诣校政，先总统蒋公邀晤餐叙，由总统府每月先拨出三千港元支持学校经费事定，应邀到台湾中南部各学校及陆海两军校讲演;北归，又在师范学院连续四次讲演，题为文化学大义;在国防部总政治部连续七次讲演，题为中国历史精神;而《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整理而成。
民国四十年秋，为现代基本知识丛书撰成《中国思想史》。是年冬复到台北，翌年春承何应钦将军邀约，在总统府战略 顾问委员会作连续五次讲演，题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就前在北大讲稿，增补再讲之，后出书，甚为海内外学人所重。是年四月十六日，应朱家骅先生之邀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作一次例行讲演，借淡江文理学院新建惊声堂为讲坛。讲词方毕，屋顶水泥大块坠落，听讲者立法委员柴春霖重伤不治，先生头顶亦破，但未深入脑部，幸能康复，时年五十八。
民国四十二年夏，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住任卢定先生来香港，受雅礼协会之托，拟在香港或台湾、新加坡觅一学校或医院，提供补助发展。首约先生晤谈。卢一一询问，先生就办学宗旨与情形，一一直率相告，遂定议协助。但先生提出一项先决默契，雅礼只可派人驻校联络，绝不能过问校政，卢氏亦同意。遂每年协助二万五千美元为经常费;乃具函辞谢总统府赠款。
民国四十三年夏，先生又到台北，应蒋经国先生邀约，在救国团作连续四次讲演，题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明年秋，又应教育部之邀，率领访问团到日本作报聘访问，所至以东京、京都、奈良三地为主。在京都、东京大学作公开讲演，深感日本上下对于前次侵华战争并无忏悔意，而日本社会则在大变化中，左倾趋向尤堪警惕。其后定居台北，复两度到日本韩国访问，获读不少韩国理学家书，归来有所述作。
民国四十三年秋，新亚在嘉林边道增租新舍，两外上课。旅复由卢定先生洽得福特基金会捐款为新亚建校舍，择址农圃道，由港府拨地兴建，四十五年落成。
新亚之创办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故校内县挂孔子画像。其时雅礼协会代表建议，并挂耶稣基督像，先生以为新亚非教会学校，此项意见有违当初协议，断然否决。先是亚洲协会艾维先生与新亚久有联系，新亚获雅礼之协助颇赖其促成。不久艾维又与先生协议，在太子逆租楼，筹办研究所，培养学术专才，但艾维先生不久即离任。
至民国四十四年春，哈佛赖谢夫先生来喜林边道相访，定议协助研究所支付奖学金、图书费并出版学报。至此研究所始能正式招生开办，两年毕业，成绩优良者留所为助理研究员，有至十年以上者。又四十三年，哈佛燕京学社来函，请新亚选派年青教师到哈佛访问，但无年龄适当人选。
明年又有来函，遂推荐研究生余英时，以助教名义应征，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第一人。其后新亚学生远赴美欧日本游学任职者，不胜缕列，当时香港兴办私立书院十八所，独先生所办新亚得美国雅礼哈佛多方面作财力支持，深为香港政府所注意，遂干民国四十四年港大毕业典礼中颁赠先生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民国四十五年一月三十日，与胡美琦女士缔结良缘。夫人为江西大家，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难来港，曾在新亚求学一年。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先生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夫人每日抽暇伴侍，遂渐建立感情，旋就读台北师范大学，四十三年毕业，亦来香港，复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新亚创校以文史暂为基础，及得芒国各方面协款稳定发展。四十六年二月，首创艺术专修科，发展为艺术系，又组国乐团作课外活动。先生自幼重视艺术，此亦为一项理想之实践。四十九年复得雅礼代表罗维德协励，成立理学院。新亚创办获美国多方面协助，美国各教会又支持创办崇基书院，继而亚洲协会出资集合当时其化五所私立书院，成立联合书院，一校皆由美国协助兴办，香港政府乃有集合三校创办一所公立大学之议。
新亚同人多持异见，先生以为新亚建校之初，本供早期大批青年难民就学机会，今时局已定，为学生前途着想，应交付港府负责，且本人亦感精力日衰，办学与研读已难兼顾，当量才性，渐能摆脱行政工作。参加大学之议遂定。
民国四十八年秋，耶鲁大学函邀在其东方研究系讲学半年。先生乃邀请前教育部次长吴俊升士选先生为副校长，代主校务。港府以吴先生为国民政府前任官员，党政色彩浓厚，诸多顾虑，经先生坚持争议，终获港督特别批准。学校主持有人，先生乃于明年正月，经日本到美国践约，授课两门，美加学生四人，而华人在耶鲁任职者乃有十余人，由李由意先生翻译，故能畅所欲言。课外多暇，一方面补读英文，一方面续写《论语新解》。
学期结束，耶鲁特颁赠名誉博士学位，校长请李田意先生在典礼中，以华语作介绍，据云耶鲁典礼中未曾有此先列。先生在美国半年，先后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在哈佛东方学研究所、哥伦比亚丁龙讲座、中美文化协会、芝加哥大学讲演，复由芝加哥绕经大峡谷，到旧金山、西雅图，折返芝加哥水牛城，游尼加拉大瀑布，转赴加拿大多伦多，复返美到纽约，中途作千岛游，再由妞约到英国，践半年前之约。
富尔敦爵士邀至其家，讨论香港创办新大学事，为校长是否用华人，数度争持，最后定议入华人为之。后乃遍游伦敦诸名胜，深感英国人极为保守，而社会闲逸，与美国迥异。再转巴黎，又感法国民风闲逸之情，又胜于英。会学校有事函促速归，乃急转罗马回港，择居沙田西林寺后山。其时富尔敦又来港，议校名，先生主张不如径名中文大学，众无异议。大学成立，先生即辞新亚校长职，时为民国五十三年夏。
自办亚洲文商至此，前后十六年，先生自谓为平生最忙碌时期。黄事会定议，先休假一年，明年离职。先生休假之始即移居青山湾两月，寓所为一小楼房，环境幽静，尤胜沙田。拟定退休后生活计划，首为撰写《朱子新学案》。
五十四年夏，南洋大学商请任校长，马来亚大学游请讲学，先生不欲再涉行政，遂应马来亚之聘;但不胜南国湿气，胃病复发，明年二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旧址。其时香港难民潮骤起，乃于五十六年十月迁居台北。承先总统蒋公礼遇，公费建筑庭园小楼，背山临 溪，署榜素书楼。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第三进素书堂侧，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百分之九十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微中国文史学界同异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
乡居多暇，得哈佛支助三年研究费，专心撰写<朱子新学案>，前后七年成书。自谓不卸新亚校政，绝不能成此专著。学案既成，遂应张晓峰先生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课，台湾大专师生多人旁听，成《中国史学名著》与《双溪独语》两书。复应蒋复聪先生之约任中央博物院特聘研 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得每日到院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续有选述。其他著述有<孔子传>与<理学六家诗钞>等书。
先生不能写诗，但爱诵诗，以为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亦为人生一大乐趣。旋自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分时代为八册，为先生平生有关中国思想论著作一结集，但《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等仍各独立为书。
民国六十六年，先生年八十三，胃痛剧作，几不治。翌年春病渐愈，但两目不识人，不见字但新亚创设钱穆讲座，坚邀先生为第一次讲演人，情不能却，讲题为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凡六讲，为时三适。又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年纪念，先生年八十五，复来香港，首先热心协助新亚之耶鲁卢定先生亦来港赴会，两人回忆前尘，感慨不已!
民国六十九年、七十年，复两度来港，获与留居大陆三子拙、行、逊，易辉，及长侄伟长先后相见。三十余年海天违隔，幸能一晤，自感快慰。七十三年七月，先生复来港，在港门人为先生庆祝九十寿辰，大陆子女与 嫡孙亦得来会。其时先生精神仍甚健旺。七十八年，新亚创校四十周年，先生以九五高龄，仍能到港参加纪念会，于新亚、于先生个人，皆为一大可欣喜事，但先生健康已不如前!
民国七十五年，先生九十二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故总统蒋经国先生念先生学林泰斗，民之硕望，特礼聘为总统府资政，以表国家尊学崇德之忱。今年五月迁寓台北市城内杭州南路新居。先生劳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先生年七十时，已患青光眼，自此目力日弱，阅读渐感困难，八十四岁两眼已盲，但先生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论文数竹字，常只改数字，即可付印。及入老境，目不见字，但展纸落笔，亦只偶有一两字重迭，故仍能撰文，惟不能亲笔改订，必赖夫人诵读，再指示增补。是以先生晚年仍能著述不辍，最后出书乃名《晚学盲言》，虽云自谦，亦是纪实。
先生壮年时代，虽体魄强健，但为传统书生，不能自我料理生活。抗战其间，辗转后方，无家人照料常致胃病大发，苦受折磨，直到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夫人笃受情深，加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先生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于先生起居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
最近数年，先生脑力大衰，时或失去记忆，且不能进食，夫人千虑百计，寻医进药，期能延年于万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终以今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许，安祥中一暝不视。魁斗星沈，士林震悼!
民国六十三年，先生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游，寓黎山、武陵农场等地，选成《八十忆双亲》，后又撰《师友杂忆》。读此两书，先生幼年环境与一生行谊，历历在目。虽终一生只为一介书生，但治学之暇，喜游历，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宁中，得人生至趣;又于棋舌游艺无所不爱;交游颇广，论议敏健，先后办学，一以理想为依归。兼此诸端，可谓多采多姿，此又非并世学人所能企及者，亦可谓学林一异人!惟先生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历研究。
综观先生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派古文，后始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乃集中向史学方面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先生治学途径发展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及社会与经济，惟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道统超越政统。
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伟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比伦。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先生问学，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涌，能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大多实有理据，并非恣意想象之说。惟先生天份太高，所提论点，往往如天马行空，读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
但先生任何论点，多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读先生书，不论能否领受，皆能获得一些启示，泪发读者别开蹊径，不致执着，拘守成说，不能发挥。此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本身论点之外，对干中学教育之另一项页献，殊为难能!
先生今以九十六高龄谢世，亦标识前一辈史学界之落幕。先生虽已作古但遗留述作极为丰富供今后学入含英明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
一九九零年九月十六日初稿，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刊新亚生活月刊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一日两号，旋增订再稿。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增补，呈钱师母审阅，六月八日最后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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