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十年浩劫”中的温州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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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登场，神州大地陷入“十年动乱”之中，中华文化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温州是文革的重灾区，在两派斗争的枪林弹雨和打砸抢的熊熊烈火中，也上演了一幕幕不可思议的人间悲喜剧。图书馆作为主要的文化阵地，自然受到很大冲击，但其中也不乏黑色幽默的色彩。
文革初期，温州市图书馆被迫闭馆四年之久。当时社会上刮起的烧书歪风也蔓延到温州，幼稚无知的“红卫兵”到处查抄文物图书，私人藏书，藏书逾40万的市图书馆自然成了“封资修图书的大本营”。好几批“红卫兵小将”上门来了，要图书馆拿出所谓四旧图书，给他们焚烧。
当时馆里八位病弱“老将”，为了保护这几十万册来之不易的图书，“忧心如焚，苦思对策”，终于用自己智慧和勇气都顶住了这股逆流，使国家财产免遭劫难。而且在温州古旧书店停业时，还购下了该店二万册图书，其中有部份“珍贵革命文献”，如那本国内最早译本《共产党宣言》。
馆员们还到公社、学校以及居民区去搜集所谓“四旧书画”，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图书和文物，并将社会上一些被査抄的私人藏书，弄到馆内保存，直到文革结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图书和文物才得物归原主。
那么图书馆员们用什么样的智慧和勇气顶住这股逆流，抢救宝贵的图书呢？老馆员黄东君的一番话让她的女儿记忆犹新：
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打砸抢的旷世浩劫中，图书馆员工像他们的老馆长那样，甘冒政治风险，到全市各个“四旧”集中点，用三轮车把近万册等着被焚烧、做纸浆的宝贵图书资料等，一车车抢运到图书馆。
在此行动中，母亲说的一句话，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红卫兵问：这些都是大毒草，你们怎么能运走啊！母亲不容置疑地说：＂图书馆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像一个中药铺，药铺里既有补药也有毒药，既要有人参，也要有砒霜。＂
我想：在文革动乱时期，母亲与她同事们的这个惊人之举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智慧啊！
第八任馆长郁宗鉴的描述更为形象：
市馆当时有藏书40万左右，比之私人藏书，这里是“大巫”，是所谓封资修图书的大本营。于是连续几批“革命小将”上门来了。
馆里共有八位病弱“老将”。这批“老将”平时兢兢业业地工作，忠于职守，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我们深知这几十万册图书来之不易，尤其是其中十多万册古籍。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搜罗才逐渐积累起来的。有前人的心血，也有我们的汗水。
温州著名的藏书楼藏书基本都归藏于此。温州善本图书和地方文献资料，也基本归藏于此。如果让这些民族遗产、历史文献毁于一旦，我们怎能对得起前人，又怎能向党向这代下一代人民交代？！
我们忧心如焚，苦思对策。赶热闹，我们不干；顶住，在那种狂热氛围中，凭我们几个人也难顶住。不得已，只好用苦肉计：就是把一批本来要报废的破损图书和连环画，集中到一个库房，上面贴上“大毒草准备烧毁”的字样；古籍书库一一贴上封条。以此表明我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小将”来了，我们领他们参观，向他们解释，终于把他们打发走。
古籍是“破四旧”主要目标，当时我馆古籍书库有两处：沧河巷和石坦巷。老馆员阮延陵记得更为清楚，破四旧时红卫兵，一共过来三次：
第一次来沧河巷书库，解释之后即了之；第二次来石坦巷书库，石坦巷书库只我管书一人，来的人又多，一进来即堵住大门，够对劲。但小将们毕竟讲纪律，动手之前，掏出红本子招我一起诵读毛主席语录，即关于“凡是毒草……”的那段语录。
我深受启发，读毕之后也招他们一起诵读延安座谈会关于古代文化遗产的那段语录。这段语录是先前写好张贴的。小将们最听毛主席话，读毕之后，就一起学习这两段语录。最后统一认识，决定联合行动，把书库一间间封好。
封条写得很有趣：有“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反面教材，留着待用”，还有“留待审查，分别处理”等等。后来一批小将一看先头小将们已经封好书库，就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书库的书，一本没动……
那十年，最让温州市图书馆惊心动魄的事，是温州的两次武斗，因为那两场武斗都对图书馆的书库构成极大的威胁。阮延陵对这段历史有一段栩栩如生的回忆：
六七年七、八月温州第一次武斗，居民疏散，书库面临武斗威胁。当时我馆有两座古书库：一座在沧河巷老馆内，一座在石坦巷邮电大楼后面。邮电大楼是当时总司派军事主要据点与占区总脑所在地，武斗由棍棒石头到真枪实弹。大楼制高点平台架起重型机枪，外围筑起掩体工事。书库紧靠大楼，目标很大……
为了保卫书库，馆内两派组织，先前曾经议定：若武斗期间，书库落入那方占区，即归那派组织负责留守。当时形势，两座书库都属总司占区，沧河那边已有馆内总司一派把守，而石坦这边封锁严密，人进不去。我被驱逐之后即随联总武装退守西山，当时心情万分焦急。
开火之后，双方火力都往书库密集，万一起火，真了不得。惟开火多在夜间，白天基本停歇。次日中午曾一度乘机潜回书库，检视墙门尚安固无恙。盖书库居火网内层，所虑者唯火，其他安全，倒反最为保险。武斗持续三昼夜，书库安全竟亦无恙，亦不幸中之大幸。
支左部队进驻之后，市内武斗即告停止。我因随联总退守西山，回馆之后，被馆内总司一派组织指控为参加武装叛乱。温州当时，继武斗之后，又来了单派专政极左思潮。
我的古书办公室与古书库钥匙被夺了下来，古书库重新被封，一封封了整整三年，三年封闭，上漏下潮，中不通风，书与书库大受影响……
第二次武斗发生1974年春季，更为惊险。这时石坦巷书库已转移到沧河巷馆，那里居然成了两派武装的争夺据点，当时的情景阮延陵是历历在目：
七日清晨，一方武装连于八时进占沧河书库，九时布阵，火力集中前楼与瓦背制高点，后楼亦设置许多火力点，用旧报旧副本古书作掩体工事。十时放好警戒，一切布置就绪，严阵以待。下午五时，对方一个机枪组伏击书库前门对斜五十米老人亭，双方短兵相接，六时开火，七时猛击。中间歇过一阵，九时复起，速战速决，一直打到十一时，各自撤离。
这次进占沧河书库属联总一派，按照前例，按占区归属划分，书库应归我看守负责。当时前座库房为文管会文物仓库，会里徐定水同志亦一起留守。联总武装进占之前，似乎已查明我的倾向，一进来即要求我们支持协助。当时情势，一切服从军事需要，唯鉴于书库重地，我当时也提出要求他们一起协助做好书库保卫工作。
盖书库处当时境地，防火第一，战乱环境，盗也难防。库房原禁止吸烟，武装连烟头乱丢，防火、防盗任务都很艰巨。为了引起他们重视，共同做好书库保卫工作，特地向他们宣传山西赵城当年八路军抢救保卫佛藏古书文物的故事，他们听了，颇受感动。库内吸烟当即停止，架上图书亦秋毫无犯。及武斗结束，撤离警戒，内外门户，一切一切，连先前借出去的水井头钥匙，都一一作了交代。
这次武斗，除了搞乱部分旧报、旧副本古书作掩体之外，图书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书库建筑亦坚固，经得起考验。检视内外，唯前座天花板，三三五五弹窍不等，一颗子弹穿过三道墙门，打翻架上图书。门墙面壁弹痕斑斑，瓦背尾脊乱瓦历历。次日打扫战场，翻修乱瓦，弄了三四天。
还有一件事也要记上一笔，闭馆后，温图的馆员并不闲着，一有空余就上街收拾传单和资料，共收到文革传单21785种，6万余件，图书2千余册，为温州“文革”历史保留了难得的文献资料。
废墟上盖起新楼
说来确实有点像黑色幽默剧，在摧残文化的文革中，图书馆居然因祸得福，在破四旧狂飙中不但保全珍贵的藏书，而且还增加了十来万册馆藏。更不可思议的是，还在县前头盖了一幢四层图书馆大楼。
新图书馆是盖在解放电影院废墟上的，那是文革初期温州两派武斗时，被大火烧毁的一大片建筑物的中的主要文化设施。刚成立不久的“中共温州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有意盖一家大的电影院，嫌原址小，要将新解放电影院盖在松台山麓那块为武斗中丧命的造反派建的“烈士墓”上。
当时电影院的废墟还没派上用场，而图书馆已经与文物会合并为温州市文化系统革委会图书文物组（后来改名为温州市文物图书馆），并于1970年10月恢复对外开放。因为馆藏增多，场地狭小，不够用，盖新馆的愿望比较迫切。
说来也巧，据时任温州市文物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张正银老人回忆，一天下午，当时温州市最大的头头--“中共温州市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毕庶璞正好带人在图书馆商量筹备“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展览会”事宜，张正银便借机向毕提出盖新馆的要求。
那老毕，虽说是个军人，却是师政治部主任出身，对搞文化热情颇高，当场就拍板让刚结合到领导班子里的原副市长张学义去安排，而且还把他的爱将，笔杆子黄世中的夫人调到图书馆当革领小组副组长。于是毁于大火的电影院浴火重生，1971年底，新图书馆就在它的废墟上破土动工了。
1973年7月新馆落成，使用面积1484平方米，共有六个书库、二个阅览室和一个外借处，10月日正式开放。在这段时间内，经费人员虽然均有所增加，但受极左思潮影响，当时的出版物品种极少，购入的复本量大，又无特色，所以后来大部分被陆续剔除。
而且，当时毕竟是文革动乱期，无政府主义盛行，局面非常混乱，社会上停工停电，书库灯泡也买不到。库房漏雨、白蚁猖狂、经费无着落，各级组织瘫痪半瘫痪，问题成堆得不到解决，想“抓革命、促生产”也难。这不，新楼盖好，还在搬迁，这时又发生几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抢房事件，请看阮延陵的描述：
当时，石坦书库因转移合并沧河，沧河书库排局未定。外头有风声，市里农林、水产、电业三个局要来抢房。十日中午，果然有三个局一个小分队人马来沧河书库，一来即要我们交出书库钥匙。我问他们所以然，他们给我一张《市委通知》，要我们让出房子，这张通知连日期都没有，显然大有问题。
我当时借口“我做具体工作，只向本馆革领负责，钥匙可以交给革领。房子让不让，没我的事”对方眼看僵局相持不下，走了。晚上七时又来。三个局自作主张，瓜分势力范围，然后各局自己动手锁、封。光景就像当年解放接收官僚资本，哭笑不得。然而房子毕竟没有抢成，只是封条、门锁迟迟不得启封，一直拖了三个月。库房调整，排架上架，整个工作只好停顿起来……
十年 “文革”，温州是 “重灾区”，两派武斗，光市区就死了336人。到1976年，工业产值只有2.6个亿，比1960年下降了65%，70%工厂停产，60%企业发不出工资，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对温州市图书馆而言，这是个闭关自守的年代。
在这样的环境中，馆员们坚守岗位，凭着机智和勇敢，不但保全了原有的馆藏，而且还增加了馆藏，盖了新馆，几乎是个奇迹。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个奇迹。传统的籀园文化精神在图书馆人身上得到完美再现，也为温州图书馆事业经久不衰及后来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
（《籀园》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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