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 | 我并不是嘎子，且恰恰相反
在过去的70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阅读生活，参与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为中国当代文学出版留下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
今年，徐光耀先生所著的《平原烈火》在人文社出版70周年，《小兵张嘎》初刊六十周年。人文社为了纪念这两部伟大作品的出版，特意组织了“徐光耀《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典藏版出版座谈会”。
我和《小兵张嘎》
“《小兵张嘎》是怎么写出来的？”“嘎子的来历如何？”“嘎子的原型是谁？”……这些问题已有三十多年了，倒是个有趣的话题。
《张嘎》电影，近日为中宣部、国家教委、文化部、广电部定为小学生必看片。这说明，它的思想艺术品格，还是活着的。影片自发行以来，连“文化大革命”那个混乱悖理的日子，几乎每年都放映。尤其“六一”前后，这里那里，总能见到“张嘎”的面孔。有人说这片子教育和熏陶了两代人，虽未免言过其实，却是个实在情况，由此而产生好奇心，也属自然。
电影《小兵张嘎》海报
被中宣部等五部委评为“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
《小兵张嘎》小说的情况，相形之下要沉寂些。它的发表和出版，都比影片要早，而导演看上它，要拍摄它，也是从小说起意的。但那时我还戴着“帽子”，在“控制使用”中，文章出来，只要无错可挑，评论家就从不理睬。阶级斗争紧若弓弦，谁愿招惹这个麻烦？然而，小说却也一印再印，还曾多次改版，到“文革”结束，已印到五十二万余册。进入新时期以来，又被编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和“小学生丛书”，三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依然不见衰败景象，看来，它确乎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了。
一个作品的出现，总要有些条件，几个条件相加，合成效果充实，才算较为圆成。反之，几个必要条件哪怕其一有缺漏，则作品便易流于干瘪。下面，我要谈谈我的条件。
先说生活来源
我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当时十三岁，与“嘎子”同庚。以后一直在部队工作了二十年，经历了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场战争，大小打过一百多仗。我参加的部队是个老红军连，当时虽名为“特务营”，却是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的一个连，后来在肃宁编为特务团。1938年冬季，日寇第一次进犯肃宁城的时候，我团就驻守在那里，战斗于早晨开始。当日大雾弥天，视界甚是模糊，敌人来到我连侧背了才发觉，结果很吃亏，把一挺走了两万五千里经过长征的轻机枪也丢掉了。然而也沾了大雾的光，当我们撤退时，敌人的飞机只能在天上瞎转，很难找到目标；倒是敌人的炮弹，四野乱落，崩起大团大团的烟尘，使我第一次参加战斗便领略到挨炮弹的滋味。
特务团后来脱离了一二师建制，改属冀中军区。不久，与“冀中民军”合编为“民抗”。又不久，与“挺进支队”合编为警备旅。1939年冬，警备旅被调往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磨擦专家”朱怀冰的战役。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山地作战，亲眼看到国民党修的碉堡群，密密层层布满了根据地周边的山山岭岭，令人想到当年五次反“围剿”的艰难与壮观。战斗从漳河展开，一直追击到河南林县。大获全胜之后，警备旅又回到赞皇、井陉一带参加百团大战。
警备旅此后便在冀中六分区（后改十一分区）安家了，这就造成一种机遇：从此时直到抗战胜利，我一直活动在石家庄至衡水这段铁路的两侧，跟这儿的人民一起，共同渡过了那血与火的残酷岁月。
① 徐光耀写给父亲的信
② 1945年冬，徐光耀在辛集胡合营与父亲合影
凡在那时活过来的人，都永远忘不了“五一大扫荡”，在抗战中，这是最最“要命”的一场斗争了。敌人下最大决心，拿最强兵力，做最细计划，用最阴狠手段，对冀中军民下了最恶毒的黑手，真是腥风血雨、九死一生啊。我抗日军民在敌人的大网中，左冲右突，“过了筛子过箩”，经受了人世罕见的魔劫，演出了无数悲壮的活剧，也确乎受了很大损失。当时流传一句话——“不死也得蜕层皮”，确是真实写照。冀中根据地就此“变质”了。然而，忠贞的军民，在党领导下，采取灵活多样包括隐蔽斗争的方式，继续喋血奋战，并且坚持了下来。这场考验，给我的收获是很大的，其他的不说，单从创作素材讲，日后我写的《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及近年的《冷暖灾星》等中长篇，无不脱胎于这场“大扫荡”，所以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再说思想动机
斗争的激剧、残酷、壮烈，不仅激发了人们的昂扬斗志、崇高品德，也极大地密切了军民、军政、同志之间的血肉联系，大家在救亡图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光辉理想照耀下，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把流血牺牲当做家常便饭。英雄故事，动人业绩，日日年年，层出不穷。昨天还并肩言笑，挽臂高歌，今儿一颗子弹飞来，便成永诀。这虽司空见惯，却又痛裂肝肠。事后回想，他们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枕砖头，吃小米，在强敌面前，昂首挺胸，迸溅鲜血，傲然迈过一堆堆尸体，往来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这精神，这品格，能不令人崇仰敬佩，产生感激奋勇之情吗？
正是由于环境的过于紧张，大家把全部生命都集中在跟敌人的血战上，个人要求反而极少极少，即使像死后留名这样的事，人们都来不及顾及。我身边有个小知识分子，在暗夜行军悄悄私语时，就和我有过一次约定：日后不管哪个先死，后死的一定要为他写篇悼文，以昭告后人而寄托我们的友谊和哀思。像这种约定，就算是“消极情绪”和“私心杂念”了。
但我们终于挺过来，胜利了。回头一想，那需要写文悼念以光大其事的人，又有多少啊。真是成千带万，指不胜屈。再一想，他们奋战一生，洒尽热血，图到了什么，又落下了什么呢？简直什么也没有。有些人，甚至连葬在何处都不知道！正所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他们还是留下了，留下的是为民族自由、阶级翻身、人类解放的伟大实践，和那令鬼神感泣的崇高精神。这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支柱，前进的脊梁，是辉耀千古的民族骄傲。作为他们的同辈和战友，我是有责任把他们写出来的。素养不高，笔力不够，能做一分是一分，但是义不容辞必须要做。
对先烈的缅怀，久而久之，那些与自己最亲密、最熟悉的死者，便会在心灵中复活，那些黄泉白骨，就又幻化出往日的音容笑貌、勃勃英姿，那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巨大声音，就会呼吼起来，震撼着你的神经，唤醒你的良知，使你坐立不安，彻夜难眠，倘不把他们的精神风采化在纸上，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于是，写作欲望就难以阻止了。
关于形象塑造
先烈的音容风采，再联结上当世的英雄志士及亲密战友，苦斗的历史便不断在心头演映重现，逐渐凝结为具象化的人物，这就是对文学创作有巨大意义的所谓形象。无形象串不成故事，好故事又必须有活跳的形象才挑得起来。我的长篇《平原烈火》，便是在这个简单的道理下写成的。这部小说的实践也证明：形象活不活，是文学作品能否站住的一个关键。
《平原烈火》里有个十三岁的小鬼，名叫“瞪眼虎”。“瞪眼虎”实有其人，原是赵县大队的小侦察员，他还有个伙伴外号叫“希特勒”，是一双声动四方、小有威名的人物，曾创造很多诡异的故事。可惜我只见过“瞪眼虎”一面，又不曾交谈，但他那倒挎马枪、斜翘帽檐的逼人野气和泼辣风姿，留给我很深印象。至于“希特勒”，则连面也没见过。《平原烈火》中虽取了“瞪眼虎”的名号，事迹却是另外一些人的。但由于他出场过晚，无机会展示其才智本领，直到小说结尾，未能发射什么光彩。有个老朋友看过该书之后，对我说：“咳，你那个‘瞪眼虎’，开头表现还好，像是挺有戏的，怎么不凉不酸就拉倒了呢？”他的批评，正打中我心上的遗憾。确实的，他本来还有神异出奇的作为的，可惜不能与主角“争戏”，只好随大流谢幕，这实在是委屈了他。但却为以后的“嘎子”，埋下了一株嫩芽。
《小兵张嘎》电影拍摄时部分演职人员合影
前排中间穿背心者是导演崔嵬
有一点必须附带说明：许多读者按推理以为我（作者）便是“嘎子”。不，我并不是嘎子，恰恰相反，我是个刻板、老实、不懂变通的人。我很不满意自己这种性格，实在人常做窝囊事，不懂变通更是遇事吃亏，即使日常社交，刻板人也不讨人喜欢。嘎子则活泼洒脱，机灵善变，临机有新招，遇事有闯劲，在人堆中尤为惹人喜爱。我自小便恨着自己，羡慕嘎子。平日冷眼看人，总于嘎子格外留心。这样天长日久，脑子里便蓄积了不少嘎人嘎事。加以当兵多年，部队里的嘎子自然见得更多，像“瞪眼虎”“希特勒”这类野小子，自然会引起我极大关注。谁知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习性，以后却给了我不少方便呢。
最后，说说我的写作环境和特殊机遇
在我当兵当到第二十个年头的时候，碰上了反右派运动。当时我刚刚写完一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尚未及修改，便来了“鸣放”高潮，紧接着就是“反右”。很快，由于我曾是丁玲和陈企霞的学生，“丁陈右派集团”一上报纸，我便落进了罗网。于是开始一个相当长的挨斗过程：历史、现行、亲朋故交、祖宗三代，无不层层搜剥，翻检净尽。开了数不清的会，写了几大摞“检查”，最后“斗透”“斗熟”，“挂”了起来。
“挂起来”，就是转移目标去斗别人的时候，把你搁在一边，无工作，无任务，无会可开，无文件可学，干干净净地“听候处理”。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毫无精神准备：我十三岁当兵，当年入党，二十年没有离开过党的怀抱，怎么，我要“反党”？即使做梦也做不出这样的噩梦！难道蒋介石真的反攻过来，不是首先就割我的脑袋吗？把党反倒，哪还有我的站脚之地？莫非我要自己打倒自己？再说，我给“丁陈”干了什么了？如此彻底地翻检，又有什么上得“纲线”的东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老天发疯了？
我一生有过无数次的思想斗争，惟有这次最为痛苦、激烈。自参军以来，整日闲着没有工作可做的日子从未遇到过，如今大门不能出，亲友不来访，日日枯坐愁城，精力闲置，四顾无靠，真是度日如年啊。更况那时血气方刚，志高气盛，突然这么一闲一闷，实在憋得难受。如此煎熬半年，我猛然变得暴躁乖张，迥异寻常，仿佛成了一颗炸弹，不知几时便会“嘣”的一声，炸成粉尘。有一天，我刚满周岁的小女儿，蹒跚着跑来跟前，央求抱她玩耍时，我突然火从烦生，认定她就是催逼性命的坏蛋，便大吼一声，把她吓跑。当我看着她跌跌撞撞狼狈奔逃的后影时，陡地心下一沉，把自己也吓了一跳：这是怎么了？难道我已失去人性，竟是一个疯子了吗？
一想到可能精神分裂，我真的害怕了：成为疯子，这是多么凄惨的悲剧！非但不能自活自理，还要惹是生非，骚扰和拖累旁人。假如到这步田地，真比死掉还要坏上万分！……是的，确有一位赤诚的朋友私下劝过我：“无论如何，可不能寻短见啊。”可我怎么办呢？
在这生死关头，我忽然记起了《心理学》上的两句话。上面说，在精神分裂的苗头出现时，必须自我控制，控制之法，是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就是说，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兴奋点，以使思维从现状拔出。我反复掂量了这八个字，觉得最切实的“集中精力”，莫过于写作。然而，一开头我就否定了它，以为像我这个样子，要写作，岂非异想天开吗！可我读书不行（其时已完全读不下书去），看影戏不行，蹓大街、逛商店更不行，还能干什么呢？再憋两天，忽又转念：如此闲暇，如此安静，有大块光阴，绝无人干扰，以往求之不得的条件，而今全到眼前，你不写，只怪自己太脆弱、没出息罢了！说怪也真怪，就此豁然开通，精神也随之蘧然一振。
1995年8月15日，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会议上发言
写作的念头一起，“瞪眼虎”便马上跳来眼前，而我需要的正是他。我必须找个使我心神轻松的题材，而他恰是这样的“活宝”。在他后面，还跟来往日英豪，少小伙伴，活跳热烈的一队人马。一时间，在我身前身后，军歌嘹亮，战火纷飞，人欢马叫，枪炮轰鸣，当年战斗的景象，一下占据了我的整个生活。为了给这跳跃的一群一个优美轻快的环境，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选在了风光旖旎的白洋淀。写作开始后，几天之间，我就吃多了，睡实了，脸色又显红润。“集中精力，转移方向”的灵验，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
写小说是很费劲的，必须每字每句细抠。语言不讲究，读者看不下去，故事再好，也是枉然。当时我的体力正像大病初愈，还很虚弱，极想找个省力偷懒的法子，于是想到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只讲究对话，故事架子一搭起来，叙述性文字可以不必过于严格，而对话，导演们喜欢越少越好。这样权衡起来，写电影就比写小说宽松省力。然而，我想错了，电影写到半截，便遇到“拦路虎”，沉思三天，无法突过，一时失去信心，觉得本来对电影不熟，何苦自讨没趣，小说是先前摸过的，总多几分把握，于是搁置电影，改写小说。
算不算精诚所至，或老天保佑呢。总之，小说写得相当顺利，在得意时，甚至手舞足蹈，向着想象的敌人“冲锋”。一个月内，小说完成，“张嘎”终于落实在纸面上。回头再看那半截电影，发现按照小说的路子往下“耪”，“拦路虎”也能将就突过。于是又半个月，电影本子也完成了。世事确乎存在辩证法，好事坏事，常在转化之间，绝对的张狂或悲观，把事情一眼看死，是没有道理的。
就在我兴致勃勃，开始写另一长篇的时候，“军法判决书”下来了，定我“三反”罪名，戴上“右派”帽子，“双开除”之后，立即发往保定农场劳动改造。是在国家经历了一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相对放宽的时候，《张嘎》小说才得以在1961年底发表，次年发行单行本。这使我有了把电影本子也拿出去的勇气，于是就寄给了曾给我当过创作组长的崔嵬同志。老崔是当时正走红的大导演，他又约邀了另一位女才人欧阳红樱，于1963年把电影也拍成了。当拿它给文艺界新闻界权威人士做招待映出时，有几位评论家对之大加赞赏，说它正好与苏修得大奖影片《伊凡的童年》“对着干”，是革命文艺在意识形态上反修的又一胜利云。可才过三年，“文化大革命”一到，保定一位曾鼓励我创作的领导同志，就以支持“右派”的罪名被人打倒了。当然，这又是辩证法，翻云覆雨，计白当黑，现在来看，都算是令人解颐的一桩插曲吧。
本文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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