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耕森、张世英、成中英、张新民、吴根友：《大道和生学研究》前言、序言及后记
作者简介：
钱耕森（1933－），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大学 哲学系，资深教授，衡水学院顾问；
张世英（1921－），男，湖北武汉人，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中英（1935－），男，湖北阳新人，夏威夷大学 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张新民（1950－），男，安徽滁州人，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教授；
吴根友（1963－），男，安徽枞阳人，武汉大学 哲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钱耕森 《大道和生学研究》 “大道和生学” 前言 序言 后记
前言
“大道和生学”是我多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生”思想进行挖掘、梳理、研究与创新，所形成“和生学”的新哲学体系。它所回答的是宇宙万物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大道和生学”主张“万物产生于大道之和气”。
一、“大道和生学”的理论渊源与显著特征
“大道和生学”这一哲学体系理论渊源于史伯的“和生”说、老子的“道生”说、庄子的“气生”说和《周易》的“太和”说与“生生”说。
这一哲学体系研究特点是即哲学史讲哲学，将传统哲学中4个重要的核心理念，“道”“和”“气”“生”相结合，作为理论命题，并以大道立论，将“和生学”提升到“大道”的本原与规律的高度，形成“大道和生学”。美国夏威夷大学著名哲学家成中英教授评价说：“鸿文联系史伯与老子加以发挥，并以大道立论，实为灼见。”（《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50-52页）
“道”，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人，“三才之道也”。老子把“道”视为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金岳霖认为：正是作为“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
因此，“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金岳霖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版，第20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2014年访问印度的讲话）。
“和”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与灵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早在五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就提出“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随后，尧帝提出“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周礼·天官冢宰》“礼典”推出“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史伯更提出“和实生物”，影响深远；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等。这些形成了我国“和”文化的悠久传统，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与灵魂。
“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中国传统哲学是“生命哲学”，研究生命体如何使其生生不息，永恒发展。《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第一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第五章）；“乾……以大生，坤……以广生”（《系辞上》第六章）；“生生之谓易”（《系辞上》第五章），等。《周易》就是通过阴阳变化来研究、揭示世界万物生存发展的规律，并认为促进生命共同体的生生不息是为“大德”“盛德”。
“和”与“生”的关系紧密相连：“和”是“生”的手段、方法、大道；“生”是“和”的目的、归宿点、最大价值、最高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及最高理想。“和”的本质与最大价值在于“生”。“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和”离开了“生”就失去目的、归宿与价值。金春峰评价说：“‘大道和生学’……较之‘仇必和而解’‘兼和’‘和合学’，一‘生’字画龙点睛，得往圣道统之妙。”(《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50-52页)
“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与核心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气”文化。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的“道”主张万物是阴阳二气“和生”而成。庄子：至阴至阳“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也”（《庄子·田子方》）。
同样主张万物是阴阳二气“和生”而成。“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阴气阳气相交成“和气”，即“二”气变成“一气”，“一气”非他，乃“和气”是也。归根结底，万物生于“一气”即生于“和气”。我国的宝藏中医治病的原理就是调理人体中的阴阳二气之平衡与和谐，把人体失衡与失和之阴阳二气调理至平衡与和谐，则“和气”形成。“心平气和”即健康是也。
“大道和生学”将以上“道”“和”“气”“生”这四个传统哲学中的核心理念相结合，作为理论命题，即哲学史讲哲学，构成了这一体系的显著特征。
“大道和生学”的创立受到我的两位恩师金岳霖和冯友兰对我的教诲与启迪。金先生对“道”情有独钟，对“分析哲学”造诣精深，以其名著《论道》构建“道”的新哲学体系。
冯友兰高度评价为“论超白马，道高青牛”。冯先生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十分重视“和的哲学”，他早年提出“大和”说，认为“各种好皆包在内”，是“唯一的好”；晚年提出了“和解”说，认为张载所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冯先生又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新高度，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二、“大道和生学”的理论创新
1）继承了史伯的绝学，将“和实生物”说新诠释为“和生”学，将“以他平他为之和”说新诠释为我国和文化史上第一个经典性的定义。
2）将老子的“道生”说，新诠释为“和生”说。
3）打通了史伯的“和生”说与老子的“道生”说。
4）将“和生”思想提到“大道”的高度，创立了“大道和生学”新的哲学体系。
5）将有子的“礼之用，和为贵”新解为“生物之用，和为贵”，揭示了“和”的本质与最大价值在于“生”。
6）率先肯定史伯是中西哲学史上第一人，将中国哲学提前近三百年，超越了胡适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开端于老子和孔子的主张。又将史伯和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泰利斯（Thales）比较，史伯早约200年。
三、“大道和生学”的意义与价值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大道和生学”充分体现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大道和生学”在理论上发展了“和”文化，创新了“和生”学。“和生”即“和谐共生”，是生命共同体的相融共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生学”的五大核心要素：多元、平衡、和谐、共生、生生不息。
“大道和生学”是以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万物生成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促进人的个体生命、人类生命和社会生命、自然界生命健康而幸福的成长，皆大欢喜！
“大道和生学”在实践上有益于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四大危机，即人的身与心的危机、人与人的危机、人与社会的危机、人与自然的危机，有益于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绿色中国，有益于我国的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助于联合国实现“和平与发展”的主张。
因此，“大道和生学”有幸获得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其宏论高见详见《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申贞元的《海内外专家评论钱耕森“大道和生学”》一文。
钱耕森
序一
“大道和生学”，是耕森学友探索构建的一种新哲学。耕森学友于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时，我教过他们“列宁《哲学笔记》”一课。他当时是班长，和我们老师联系较多。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我们师生之间的联系却始终保持着，实属难能可贵。
耕森学友读书时和他后来教书时，“斗争哲学”很流行，是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非学不可，非教不可。而耕森学友却自学到了史伯的“和生”的哲学并予以持守之，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是不可以公开学的、不可以公开讲的。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北大人做学问应保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优良传统。这个好传统是我们北大蔡元培校长所开创的，他于1916年12月出任北大校长时，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今年适逢蔡元培校长150周年诞辰。我们传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就是对蔡校长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耕森学友多年来致力于打通史伯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生”说、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道生”说、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的“气生”说、《周易》的“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的“太和”说，以及金岳霖的“道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的“论道”说和冯友兰的“和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的“大和”说。
他在融会贯通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紧密结合“和平发展”的时代精神，自家体贴创造出“大道和生学”，在哲理上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文化的传统，在践行上对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曾评价说：“拜读了大作‘大道和生学’，敬佩之至。你已是卓有成就的大家，还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中华文化做出更大贡献。”（2014年3月26日）又评价说：“拜读大作，不胜敬佩。功底深厚，卓有新见，我国学界亟须你这样的学者。我虽然也做点国学研究，但写不出你这样高水平的国学文章。‘师不必贤于弟子’，信然。”（2015年3月5日）最近，我还评价说：“我发现钱耕森老师的思想成就的特点，有两条，一个是有创新，有新见，比如说最明显的是，他提出史伯是中西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家。
我们现在学术界，一般来讲，创新的东西不多，就是说老话，是冯友兰的照着讲，而不是接着讲。钱耕森老师的思想成就除有创新外，另外还有一点，他的创新都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他的第二个特点是功底很深。”“近多少年来我跟他联系比较多，跟我欣赏他这个有关，又有创新，又有根底。”（2018年5月6日）
耕森学友的“大道和生学”，自问世以来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好评，他最近荣获著名的汤用彤学术奖所颁发的2017年度的学术奖和2018年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成立20周年所颁发的优秀校友奖，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本《大道和生学研究》论文集，选收了耕森学友多年来所写的“大道和生学”的主要论文，同时也选收了其他学者所写的对“大道和生学”的评论的重要论文，基本上反映了耕森学友和其他学者共同对“大道和生学”的研究及其硕果，富有学术性和启发性，值得一读。
我衷心希望耕森学友能继续与时俱进，在学术上不断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张世英 2018年5月20日于北京大学 时年九十八岁
序二
五年前的2014年，当我看到钱耕森教授有关“大道和生学”的一些文章时，我有所感地说：“‘和生’之说，确为中国哲学最重要及最早期的概念与思想，此说也可说隐约于周易经说之中，故属于中国哲学的原生概念。鸿文联系史伯与老子加以发挥，并以大道立论，实为灼见。此说显然优于当前有人提出‘共生’之说。”（2014年12月31日）
“大道和生学”，是耕森教授正在探索构建的新哲学体系。他于1951—1958年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念哲学，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质量最好的两所哲学系。
特别是他所专攻的中国哲学，当其时云集了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和汤用彤、贺麟、张世英等名师，有的还是享誉海外的大哲学家。耕森教授有幸师从这几位大师，得其真传。“大道和生学”，是他攻读精研中国哲学数十年厚积薄发的硕果。
我俩有幸相识于今年（编者注：2018年）6月6日才故去的老友霍韬晦教授于1992年底在香港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企管”国际研讨会上。耕森教授向大会提交的《老子的管理术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一文，受到与会代表广泛关注与好评。金庸主编的《明报》1992年12月27日由本报记者林翠芬在“本报特稿”：《中港台学者汇集香港研讨“儒道智慧家用于现代管理”》中，对耕森教授的大会发言以最多篇幅作了突出报道。
会后，我们又应深圳大学蔡德麟校长分别之邀重逢于深大。
近三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耕森教授时常邀请我回祖国出席学术研讨会和讲学，特别是他于2008年在安徽大学积极筹备成立了“方东美研究所”。方先生是安徽的先贤，是中国著名的大哲学家，是我上台湾大学读哲学系的恩师。这是研究方氏的第一个研究所，影响很大。海峡两岸乃至海外方氏弟子无不由衷感佩！
我于2015年邀请耕森教授到我们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出席国际研讨会，请他报告了“大道和生学”，我亲自担任翻译，并将该文推荐给我校的《东西哲学季刊》，用英文刊发。我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相互帮助，共同前进。
而今耕森教授行将出版《大道和生学研究》论集，约我为序。我乐于重申已作的评价，并稍加展开补充关于“和”的概念。我个人曾提出了几个层次的“和”，从天地人的本体根源来说，有“太和”的形上思考。但从人的心性来说，则有所谓“中和”，但就具体的人的和谐相处与相互支援则有“人和”以应天时地利。
至于个人与国家自由交往，则可以有“利之和”为义的认识 （易传·乾·文言）。就国家联合、友善合作而言，则有“协和万邦”之理想。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和”之丰富的含义，“和”的本质在于“生”，也因而丰富了“生”的含义。（2018年9月25日）
欣闻本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贵校将召开以您的学说为主的“大道和生学”学说研讨会，令人振奋。本人地处太平洋之中，又值新学期即将开始，无法应邀前来，极为遗憾。“大道和生学”为您所创，深入中国哲学的生命精神，并积极响应习主席当今倡导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精神，可说为中华文化的再创造加油添薪，更加令人佩服。在此，敬祝大会圆满成功！（2018年12月4日）
总之，耕森教授的“大道和生学”展现了一个新的哲学理论的框架，使我们能够多方面深入地认识到“和生论”的实际与理论的意义。我衷心祝愿耕森教授今后能在学术上继续做出更多的贡献。
是为序。
成中英 2018年7月12日、9月25日、12月4日
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
序三
耕森先生新著《大道和生学研究》即将付梓，嘱余撰一序。先生之学广大宏博，若无津涯，余不敏，何敢赞一辞。犹忆五年前，黄山书院曾以“大道和生说”为题，召开黄山文化书院成立二十五周年年会，余既不能躬逢盛况，遂有一函致先生，以表贺忱。先生之学，余虽不能窥其万一，然是函文字赫然俱在，或亦可为读是书者之一助。遂不揣固陋，节录原文如下。
史伯之千古名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斯言不仅直透天道创生固有真际，亦足可反映华夏民族原生智慧。尤要者，兹说之产生年代，迄今几迨三千年，然其慧光烛照，弥久弥新，宛若天示神启，犹如圣谕贤箴。盖沃人神志，大得魂交千古之乐；瀹人心田，不失智者对谈之趣。虽时代沧桑变化，仍可奉为嘉语名言。足证古典旧说，绝非一时一地可限，亦非家国民族可囿，施之四海可，置于五洲亦无不可。或曰大道流行，无偏无傥，心同理同，触目所及，无不称是耳。
史伯氏之说，历来引用者多，发覆者少，而一经先生释之以新义，概括为“和生”之说，复以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衔而接之，以为前前后后，其所阐发者，皆不出“道生万物”之范围，二者相得益彰，大有彼此发明之妙，遂名曰“大道和生学”。
而儒道两家一贯之旨，遂由晦而显，由隐而明，非特古人之幸，亦今人之福也。或有客来，问何故耶？乃应之曰：“义理不明，行事必昧，榛莽荆棘，前途堪忧。而一旦切入天道，暗合义理，问心则心无愧，访民则民无怨，顺时则时无不利，应世则世无不吉，上下与大化同流，左右均循波而逢源，则不啻春风东来，草木尽蕃矣。”
“大道和生学”，创于史伯，立于老子，而先生继以倡之，文化一线命脉，虽时辍时续，终得以大明于今世，遂易斗争为和谐，变仇恨为仁爱，化相克为相生。盖大道者，本体也；和生者，起用也。诚乃有体有用，有用有体，体既非死体，用亦必为大用，乃至生机无限，创生不已，一派活泼生命生机，非鸢飞鱼跃不足以形容。
良由大道流行，和合创生，天机豁然朗现，万物岂不欣欣欤！故循此以成物，物无不得其正；循此以成学，学必令人起敬。天道以和生物，人道以和成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老子》四十二章），人则参赞化育，诚可谓小徳川流，大徳敦化（《礼记·中庸》），物各付物，万象森然备矣。
即在儒家，孔子岂不早就有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则无论儒道两家，均无不以阐明生道为依归。而穷流溯源，原始察终，首倡斯说者，即史伯氏也。
“和实生物”，当即“生门”；“同则不继”，必为“死门”。弃“死门”而取“生门”，方为人间康庄正道。盖“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反之，则可说声殊则听，物殊则文，味殊则果，物殊则讲。
而以“大道和生学”观之，则万物分殊，多元方可互构互补，即所谓现象界之“和生”，而在体上仍可会归为一，一则必能执简驭繁，是即本体界之“大道”。如水之为川为海，成冰成雪，虽千形万状，终不害其一味，即华严宗所谓“一入一切”“一切入一”是也。
故“生门”即大道之开显，万象必纷然而杂陈；“死门”则大道之遮蔽，万物必枯萎而凋零。故吾华夏民族，虽历经数千年磨难，一皆以生生大道为根本价值诉求，而仍能屹立于世界各国民族之林，其要即在本造化之心，顺万民之意，以为成物即成己，成己则必成物，如此则自我乃可完善，社会方能进步，人类必臻至胜境。而事事物物之存在，皆因人之自觉性参与，遂点化为充满意义之世界，无一不饱含生机活趣矣。
故大道之秩序化运作，必成就一生息不已之世界。和合创生之大义一旦抽离，则世界不成为世界，天地不成为天地，人生亦毫无意义矣。今古异宜，道揆不易。顺时应天，政畅人和，为其所当为，弃其所当弃，国必昌也。反之，忤时违天，政弊人恚，为其不当为，弃其不当弃，则国必亡耳。
一言以蔽之，“大道和生学”云云，非特贡献于吾国哲学者甚多，即于人类和平事业，亦大有裨益。家有珍藏，必当宝之，发皇光大，人皆可为。先生导夫先路在前，来者则当继起也。
以上均为旧说，今稍加补充，则所谓大道者，乃一切造化之基始，万物无不从此而出，属本体论；所谓和生者，即生生不已之妙用，天地宇宙本来固有之创化活力，属生成论。具见史伯之言，既有本体论，又有生成论，有体即有用，有用必有体矣。
本体为一，现象为多，本体不离现象，现象不离本体，一与多互涵互摄，形上形下不即不离。故先生近又以中西哲学史上之第一位哲学家为题，撰一长文，明确肯定史伯“和同之辨”，实有甚深哲理义趣，当视为吾国哲学史之发端者。
而胡适、冯友兰诸氏，无论以老子为滥觞，抑或以孔子为肇始，非漠视史伯之存在，即低估其思想史意义，故二人分途所撰之哲学史，美其名当曰“截断众流”，责其实则不过断头之书。故不能不大声质问，老、孔之前，吾华夏民族，果真无严格意义上之哲学家，更无系统完整之哲学思想乎？先生有鉴于此，乃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法，重新阐明史伯氏之说，而吾国哲学史之叙事上限，遂向前延伸二三百年矣。如取西方最早之哲人泰勒斯（Thales），与吾国之史伯氏比观互诠，则后者之生活时期，亦早于前者几近二百年。无论衡以东西方学术标准，史伯氏皆可谓世界哲学史上之第一人。
如证以《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万国和”之说，更可见史伯氏之说，虽论证发挥颇为邃密，亦绝非一时偶然之创见。而先生之诠解发明，诚可谓史伯氏之知己也。
“和合创生”之思想，或曰“生生”之理论主张，历时近三千年，虽时有歧出，难免杂音，乃至尚边见，逞驳杂，或使人狂，或使人昏，然前呼后应，绵延不绝，层层阐发，步步推演，愈到后世，便愈加丰富，愈显邃密，形成历史性主流话语，与民族生命共始终。
例如史伯氏之后，《中庸》便明白宣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程颢亦有言云：“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即是善也。”（《二程遗书》卷二上）”朱熹更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熹《答黄道夫》）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聚即显，散则隐。聚者为“显序”，散者为“隐序”，体用固不能二，显隐亦不可间。既有生生之气，亦必有生生之理，成象成物，森然有序矣。
历代学者，不断推廓，层累积淀，立论愈多，推论愈细，生生之理亦愈明。要之，无论系统内部，乃至系统与系统之间，至大者无外，至小者无内，均必须以和谐与平衡为前提，方能有生命之涌动，能量之聚散，秩序之运作，创化之展开。
而天地互合互构，一皆以生物为心，其中必然有理，乃生物之“活理”，其中必然有气，乃成物之“活气”。人得其秀而最灵，则本乎万物一体之仁，代天地万物立心，为黎民百姓立命。否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化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曹端集·辨戾序》）
自史伯至老、孔，再由汉以迄宋明，儒家之本体论与形上学，虽各人立说，有精有粗，有正有偏，然无不强调尽人合天，而愈发展至后世，便愈有一宇宙生成论之扎根，与理学之勃然兴起相呼应，自然之宇宙论遂一变而为道德之宇宙论。
然生生大义仍始终蕴涵其中，宇宙情愫与道德关怀则浃然合为一体，天道观与人生观亦日趋圆融统一。“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遂成为历史性之豪迈宣言，最能揭示大化流行周遍一切之现象。职是之故，则生命需要护养，生命值得尊重，生活即为创进，创进即为生活。顺乎天而应乎人，生生之义大矣哉。非特现实社会秩序建构成为必要，即人之主体性亦浩浩然与天地比肩共立矣。
余与先生交既久，每沃闻其高论，均循循然善诱人，心志不觉为之移。今读其书，愈知其人，以为才华逸发，蔼蔼然有长者风范。故受命唯唯，不敢推辞，谨略抒心得，弁之篇首，不过备参考而已。
是为序。
张新民 二〇一八年立秋于贵州大学
序四
读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简论——“大道和生学”：史伯开创，老子建立》一文，并看到了钱先生在多处发表的相关论文、演讲的题目，深感敬佩。钱先生晚年笔耕不辍，致力于哲学理论研究，以“即哲学史讲哲学”的方法，努力发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优良思想观念，构建当代社会、人类所需要的生存哲学，值得所有年轻的学者学习。
当代中国社会是千载难逢的好时代，虽然有很多现实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还令人发指。但就整个时代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着活力与希望的时代。所有的问题既可以看作是以往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当代社会既因为发展所苦，又因为发展不充分而苦。一方面是新的突破旧的，另一方面是死的拖住活的。
钱先生的“大道和生学”，从理论上看，可以说是新的突破旧的表现之一，是符合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新方向。就仍然健在的老一辈学者而言，近些年来，张世英、王树人、张立文等人已经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新学说，如张世英先生的“万有相通”的观念、王树人先生的“象思维”的观念、张立文先生的“和合”说等。再往前稍微追溯一下，有李泽厚的“实践理性”说，刘纲纪的“实践本体论”。
而过世不久的冯契先生曾经提出了广义认识论，以及在此广义认识论的框架下提出的“转识成智”的“智慧说”等。就中青年学者来说，陈来的“仁学本体论”，杨国荣的“具体形而上学”说、赵汀阳的“无立场”的方法论，以及对“可能生活”与“第一哲学”的思考等，都展示出了当代中国哲学从模仿西方哲学走向中国哲学自我创造的新趋向。
“如何让哲学说汉语”的时代焦虑与问题，正在被一批有志于哲学创造的学人化为实际的理论思考与写作活动。钱先生以八十岁高龄加入这一中国哲学创造的时代新潮之中，依托中国传统丰富的“贵和”思想传统，初创“和生”说，进而提出“大道和生”说，还进一步提出“大道和同”或者“大道同和”说的新观念体系，其在精神创造方面体现出的狮子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学者学习。
目前，钱先生的这一说法还只是以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期待他从容地拿出比较成熟、丰满的“大道和同”或者“大道同和”说理论体系出来，以贡献给这伟大的时代。
自晚明以降，皖籍的学人、思想家辈出，荦荦大者有方以智、戴震、胡适、陈独秀、方东美、朱光潜、赵朴初、陈撄宁等一大批先贤。安徽是人杰地灵之地，江淮大地上有许多文人、学人、思想家。今天的安徽在地域上与古代颇有出入，但主体部分——江淮大地并没有多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由沿海向内陆次第发展的节奏，安徽的经济与思想的发展稍有滞后，但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的崛起，安徽这块有着丰厚思想营养的广袤大地，必将涌现一批新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钱先生的“大道和生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看作是这块大地上新思想的第一枝春梅。
祝钱先生身体健康，“大道和生学”思想的系统思考早日问世，以惠学林，泽被社会。
是为序。
吴根友 2018年8月16日修订于珞珈山
后记
拙作《大道和生学研究》一书，行将问世。
我于1951－1958年有幸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念哲学。当我自学浏览到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就觉得这“和的哲学”，也是一家之言，不无道理。但当其时正处于阶级斗争的年代，老师教的，学生学的，以及我毕业后教学生的，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止，都是“斗争哲学”。
在“斗争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和的哲学”，我虽不敢讲，但还敢学、敢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深思越觉得史伯的“和生”思想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为往圣继绝学”（张载语），大力弘扬史伯“和生”哲学，理应成为我的使命。这和我就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里仍然留存着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陈寅恪语）的老传统有关。
1978年，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亟须一个国内外的和平环境。我感觉到研究中国传统“和生”学的冬雪已化，春阳冉冉升起，于是在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时开始传授史伯的“和生”哲学。
1994年10月当我出席“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我在《“和为贵”新论》一文里，将我探索多年，思考成熟的“和生”学作为“新论”提出，受到好评。台湾《孔孟月刊》收到拙作，编辑部审查认为“立意甚佳”，并发表于1996年1月出版的第401期，这使我的“和生学”“大道和生学”在学术界公开问世。
2002年6月，我赴日本参加东日本国际大学百年华诞纪念暨孔子节与“国际儒学与和平经济学”研讨会时，撰写《和气生财》论文，用中国传统的“和生”思想和我的“大道和生学”思想来阐述经济发展理论，此文被收入日本《国际儒学与和平经济学研讨会论文集》，受到广泛好评，特别还因此聘我为东日本国际大学的名誉教授。此文还被加拿大《文化中国》、马来西亚《人文杂志》等转载，在国内荣获《社会科学战线》（吉林长春）2004年度优秀论文特等奖。
从2004年至今，我在国内各高校等单位做了近百场有关“大道和生学”系列的演讲，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
2012年6月，我受邀去新加坡做了“大道和生、生态和生、世态和生、心态和生”的专题系列讲座。2013年受邀在台湾台北和高雄各高校做了“大道和生学”演讲，2015年先后在意大利威利斯大学和美国夏威夷大学出席学术会议，做了“大道和生学”学术报告，听众反映很好，深受欢迎。
2013年底，安徽大学召开了首次“大道和生学”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5年3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大道和生学》长文，引起海内外的专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2016年底，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专文。
由于我创立的“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2013年，荣获了河北省和谐文化研究会“和的使者”奖。2016年荣获韩国东亚人文学会和韩国幕山学术财团学术奖。2018年初荣获权威的汤用彤2017年度学术奖，又荣获了北京大学安徽优秀校友奖，2018年5月被聘为四川汤用彤国学院资深教授。2018年9月16日在安徽大学建校90周年，又荣获全校表彰的10位教授之一。
2018年5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了“和文化”座谈会，主题为“大道和生学”。张世英老先生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予以高度评价。
张世英老先生是我在北大读书时教过我的唯一健在的恩师，已年近期颐，尚为我题写书名和赐序予我，并诲我不倦。成中英、张新民和吴根友三位老师也热情为我写序。他们对我充分肯定，鼓励有加。我特向四位老师致以衷心感谢！
同时要衷心感谢魏彦红主编和耿春红副主编两位教授，在《衡水学院学报》从2014年起，开辟了我的“大道和生学研究”专栏，为有志于“大道和生学”研究的广大学者提供了研究和学习的平台。
至今已在《衡水学院学报》《江苏师范大学学报》《江汉论坛》《社会科学动态》和《孔孟月刊》（中国台湾）以及《弘道》（中国香港）等刊物上发表其他学者撰写研究“大道和生学”的文章三四十篇，我准备整理后出版成书。
本书有幸列入学校为庆祝建校九十周年出版系列丛书之一。得到校出版社，特别是责编李君和吴泽宇两位老师的热情而具体的大力帮助。我特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妻子沈素珍教授多年来对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对我这本书的出版予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欢迎专家和读者拨冗提出宝贵意见！
钱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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