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农村广播史，就是一部“声音政治史”
作为一种20世纪发明的现代传播工具，广播对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影响至深。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与广播的发展更是紧密相连。1940年12月30日，随着陕北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播事业拉开了序幕。
历经战争年代的洗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考验，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人民广播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一段曲折而光辉的历程。七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借助广播媒介对农村社会的大力改造。
比起报纸媒介，广播是一种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送声音、供大众收听的大众媒介。从传播的角度看，广播是借助于声音来进行传播的，它具有一些与报纸不同的传播特点，一是传播面广，二是传播迅速，三是声情并茂、感染力强。和近代中国的报刊、通讯社一样，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一批广播电台，也是由外国人引入创办的。
中国最早的广播电台始于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E·G·奥斯邦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呼号XRO），之后广播在中国开始流行，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新式媒介。除了娱乐之用，广播也很快被用于社会教化。
在1949年以前，不论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还是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了广播或收音机对于基层民众教化的重要作用，并进行过“广播下乡”的尝试。如1930年代国民党也曾组织过“广播无线电台”的基层收音工作，不过，这一时期的广播宣传覆盖范围极其有限。中共在革命根据地的“广播下乡”试验也是如此，影响不大。
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广播下乡”始于1949年以后全国“收音网”及“有线广播网”的建立。显然，这是由1949年以后的政治社会及媒介环境所决定的。只有在统一的政权建立起来后，中国共产党才能大规模地推行“广播下乡”运动。
当然，1949年以后的这种“广播下乡”也与对苏联广播和宣传方式的学习紧密关联。但比起苏联，中国共产党的“广播下乡”运动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影响也更为广泛。
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最高领导人到基层政府，党和国家都极为重视广播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功能，始终将广播视为团结和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媒介手段。从1949年《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发展人民的广播事业”，到1955年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定重点发展农村广播网；从1965年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办好面向农村广播，到改革开放后的“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对农广播”始终在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七十年来，正是通过农村广播，国家的声音被传送到田间地头，农民和国家通过电波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那么，新中国农村广播事业的发展呈现了哪些规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70年来农村广播事业的发展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这需要我们回溯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历程中呈现农村广播事业的变迁及其内在逻辑。
一、新中国70年农村广播事业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播在农村社会始终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在电视普及之前，广播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介”。在文盲半文盲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广播承担着信息传递、宣传教育、社会整合、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功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9年以后，和报纸媒介一样，我国对广播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造”，取缔了私人广播和外国广播，将广播事业收归国有，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普及“人民广播事业”，将广播媒介延伸到了广袤的农村。可以说，“广播下乡”开创中国历史上的“声音政治”时代，“声音”从此被用于农村治理。
数千年来，中国的乡村是安静的，但1949年以后，终于被来自“远方的声音”所打破，农村社会迎来了“倾听时代”，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根据不同时期我国的媒介政策及农村广播的发展状况，笔者将七十年来的农村广播事业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49-1956年：农村广播网建设的起步阶段
1949-1956是新中国从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广播建设的起步阶段。1949年6月5日，经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广播事业局，其任务十分明确，不仅要“领导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要“普及人民广播事业”，延伸广播覆盖的触角。
1950年4月22日，新闻总署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这是1949年后第一个由政府公布的有关无线电广播的政令。《决定》指出：“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利用广播进行宣传和动员，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此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工作很快铺展开来，到1955年年底，全国已建立了28800多个收音站，不仅覆盖了城市，也延伸到了农村。可以说，广播收音网的建立开启了新中国“广播下乡”的历史进程。在之后跟进的“农村广播网”建设中，“广播下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1952年4月1日，全国第一座以县为区域范围的广播站——吉林省九台县广播站正式播音，为全国建立农村有线广播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范例。1952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广播会议肯定了九台县的经验，并决定向全国推广。经过两年的努力，到了1954年底，全国建成县广播站547个，中小城镇广播站705个，有线广播喇叭49854只。借助于这些大喇叭，国家的声音终于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田间地头。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要求。在12月21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他又提出：“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这是继《共同纲领》中“发展人民广播事业”之后党中央的又一重要决策。在此背景下，中央广播局在1955年12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并初步制定了农村广播网发展的方针和方向。
这一方针政策很快写入了政府文件中。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32条中明确规定：“从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大政方针明确后，各地开始积极行动，农村广播网的建设也因此得以陆续铺展开来，并初现成绩。到1956年底，县级广播站增至1458座，广播喇叭增至50.67万只。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初期我国农村广播网的初建阶段，苏联广播模式一度是中国借鉴和参照的对象。1954年7月6日至9月5日，我国派出了第一个大型广播代表团（共18人）访问苏联，学习苏联的广播工作经验。代表团回国后，还在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出版发行了《苏联广播工作经验》一书。在1954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局长梅益作了《学习苏联广播工作，改进我们的广播工作》的报告。苏联经验对我国解放初期的广播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广播的管理体制和内容宣传上。不过，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特别是“大跃进”的到来，中国的农村广播很快走上了自己的建设轨道。
（二）1957-1976年：有线广播建设的高潮期和普及期
1957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谓一波三折。不过，伴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建设却迎来了其发展的高潮期。
1956年，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并超额完成所有重要指标，工农业生产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胜利的喜悦”却被错误地认为只要加强主观努力，就可以迅速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大跃进”运动就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在“大跃进”期间，全国上下响应号召，大力发展广播电台，农村有线广播网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空前发展。从全国来看，这一时期是中国农村有线广播发展的高潮期。
“大跃进”期间分别召开了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从1958年至1960年，三年间农村广播平均以30%左右的速度递增。1960年全国建成县级广播站1600个，1961年则达到2万多个（包括人民公社广播站）。广播喇叭1957年全国是94万只，1958年304万只，1959年469万只，至1960年达到604万只。
当然，与全国其他行业一样，这一时期的广播行业也存在着片面追求高指标的不良倾向。这直接导致了1962年后对广播大跃进的调整。在1962年广播系统贯彻国家“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过程中，农村有线广播站经整顿后停办了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喇叭数量由1960年的604万只减少到1962年的548万只。不过，这种调整只是阶段性的。到了1966年春，全国广播网的全面调整工作结束后，农村有线广播站的规模不仅很快恢复而且还超过了调整之前的数量。
“文革”期间，农村广播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态势。1968年，青海省计委一次拨专款350万元，重点发展农村有线广播，这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拨款。甘肃省1969年和1970年也分别拨款245万元、250万元用于农村广播网建设。到1973年，全国有线广播网已基本普及。
1973年全国95%的生产大队和91.4%的生产队通了广播，全国农村有线广播喇叭已达9900万只，比“文革”前的870万只增加了10倍以上，61.5%的农户家里都有了广播喇叭。而到了1976年底，全国安装的有线喇叭发展到11300万只。达到了农村有线广播建设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广播不仅“下了乡”，而且“入了户”。农村有线广播网也迎来了它的发展高潮。
可见，从1957年到1976年，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运动不断，先后经历了“反右斗争”、“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历经曲折，但就农村广播建设而言，却基本没有停滞。政治运动对农村广播事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广播的内容宣传上，就农村有线广播的“硬件建设”而言，政治运动却是个极大的促进因素。可以说，1957-1976这二十年，是中国农村广播的“黄金时代”，也是“广播下乡”的高潮期。
（三）1978-2000年：有线广播衰落及广播-电视网的融合期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中国历史迎来了新的机遇。伴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广播事业的基本任务也在新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0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将新时期广播宣传的任务表述为：“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会议还规划了新时期广播电视宣传业务的发展远景，制定了奋斗目标：“在本世纪末建成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广播和电视宣传网，中央台、中央电视台和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成为全国和本省、市、自治区的新闻舆论中心之一，成为电化教育、科学普及、文艺欣赏和娱乐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发展电视已经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
在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中央广播事业局”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从“广播事业局”到“广播电视部”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电视开始逐渐取代广播，成为第一主流媒体。国家对广播网的建设也开始和电视网的建设相提并论，并融合在一起了。
1978年以后，伴随着电视网络的建设，有线广播在部分地区仍然有所修复和发展。但整体而言，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有线广播在农村极盛而衰。以湖北襄阳县为例。1978年，该县有线广播线路长达4500公里，广播喇叭超过14万只，有线广播入户率达64.7%。但1979年以后，该县的广播喇叭数量就逐年下降。到1989年6月，全县广播线路仅长1480公里，广播喇叭数量也只剩7365只。1990年代以后更是每况愈下。这种情形在全国非常有代表性。改革开放后，很多地区的广播“杆倒线断”，“有线广播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不过，改革开放后国家并没有完全忽视农村广播事业的建设。尽管这一时期有线广播在农村走向衰落，但新的广播形式却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如调频广播。比起有线广播，调频广播有很多优点，不仅音质好，抗干扰性能强，而且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覆盖面积广，还能节省投资。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中央、省、市县都要积极开办调频广播。这次会议还对广播电视事业的方针和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这一政策规定除了中央和省级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凡是具备条件的省辖市（地、州、盟）、县旗都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开办电台、电视台。显然，这一政策调动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开办广播电视的积极性，加快了广播电视的发展，对于广播电视下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实施“村村通广播电视”的战略工程，这项工作到2000年左右已取得极大的进展，“广播电视村村通”在大部分农村已基本实现。“村村通工程”消灭了无数的广播电视盲村，解决了大多数农村地区农牧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问题。据统计，“九五”期间（从1995年到2000年），我国广播、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分别由77.4%、88.3%增长到92.74%、93.65%，覆盖人口已达10亿左右。当然，由于这一时期的广播建设是和电视网络建设结合在一起的。电视比广播对农民更有吸引力。随着农村电视普及率的不断提高，单纯收听广播的农村人口实际上还是在日益减少的，但有了广播电视网络，农民只要想收听，就能收听。这种“无线广播下乡”，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自主权。
（四）2000年至今：新农村战略与乡村广播振兴期
我国的农村广播事业在21世纪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启动和开展，广播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具有的战略意义重新受到重视。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5〕27号）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广播电视进村入户，以提高中央台和省台广播电视节目入户率为重点，采取多种技术手段，争取实现20户以上的已通电自然村全部通广播电视。”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首次把广播电视作为“农村信息服务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来看待，农村广播电视的地位由此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成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
新世纪以来，在基本解决了全国已通电的11.7万个行政村和8.6万个50户以上自然村的农民广播电视的接收问题之后，“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继续向更偏远的村落和少数民族地区延伸。从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我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8.71%，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07%，比2016年分别提高了0.34和0.19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农村广播电视的覆盖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将“乡村振兴”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在对乡村实施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广播电视的重要地位也再次得到确认。尽管在“广播电视战略”中，电视仍然是对农传播的主角，但广播所体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电视一般是在农民家里看的，一定程度上，只有村头的广播，才能承担起农村“公共传播媒介”的角色和职能。也正因此，有些农村地区正试图重建户外广播，以发挥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如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省金华市就积极重建农村广播网，通过安装户外喇叭，让田间地头的农民们又听到了久违的广播声。
而在突发灾害性事件中，广播则更能够承担起应急预警的机制。应急广播是在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时，通过广播向公众传递紧急信息的一种手段，这充分体现了广播传播的优势和特点。2008年后，我国正式启动了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这一体系主要由“三制一案一网”即“国家应急广播体制”、“国家应急广播机制”、“国家应急广播法制”、“国家应急广播预案”及“国家应急信息网”构成。2014年9月16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首届“国家应急广播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已成为我国新时代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
二、“广播下乡”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农村而言，广播无疑是渗透最为广泛的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广播都是偏远地区唯一的信息通道与传播媒介。老百姓对收听广播也抱有极大的热情。因为广播的唯一性和新颖性，1949年以后的“广播下乡”所具有的宣传效力也是十分巨大的。著名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在《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指出：信息传播在国家发展中有守望、决策和教育的功能，在社会整合、农业新技术推广、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和进行正规教育等方面，都起着广泛的作用。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农村广播中看到大众媒介的这种作用和影响。可以说，1949年以来的“广播下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农村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广播下乡”有机地整合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重要法宝。解放以后，如何快速有效地将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地区分散的农民融入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进程中来，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宣传下乡”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党和国家意志输入到乡土社会，“实现了党和国家上层与乡土社会基层在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联通。
”广播媒介在“宣传下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的梅益所言：“由于党和政府重视这个工具，领导同志更多地在话筒前对群众讲话，使党的政策和意图一竿子插到底，群众当天听了讲话，当晚就行动起来。广播在推动工作和教育群众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是前所未见的。”可以说，广播是1949年以后国家和农民之间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整合媒介。
尤其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作为一种极具传播力和渗透力的政治媒介，广播成为乡村社会的“神经系统”，发挥着宣传鼓动、组织动员、社会控制等多方面的政治作用。在国家的政治议程中，如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合作化以及大跃进等事件中，通过广播，农民得以广泛地动员起来。以安徽省为例，
到1957年初，安徽全省已有四十九个县广播站开始播音，共计安了喇叭9020个，这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政治传播现状。“据肥西县的统计，他们的广播经常有四万多人收听。舒城、肥西、阜阳、六安等地党委经常利用广播向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传达和解释政策指示，传播先进经验，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当前斗争。”
可见，通过农村广播网，国家的声音可以传递到乡村田埂。高音喇叭更是可以单向性地将“权威的声音”传递进农民的耳膜。传统社会由于信息传播不灵导致的“天高皇帝远”的局面也被彻底改变。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像1949年以后这样密切地与“国家”政治关联在一起，与国家的政治进行同呼吸、共命运。依靠广播网和“声音的传播”，党和政府成功地调动和整合了农村力量。
而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拥抱广播所带来的“声音政治”是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通过每天主动或被动的收听广播，他们也很容易形成政治认同，将广播宣传的国家战略方针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时代，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热情，有地方将高音喇叭直接装到了田头。据1959年7月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宁波市郊区各人民公社广播站已在田头装上84只高音喇叭。喇叭播送的主要内容有公社党委的指示、本地新闻、音乐、戏曲等。这种田头广播对农民起到了消除疲劳、鼓舞生产干劲的作用。1953年，吉林九台县有线广播站建立起来后，广播站既向农民群众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也对群众的生产情况进行广播，群众的生产热情也一下就被调动起来。
为了更好联系群众、动员群众，中国共产党还借鉴“开门办报”的主张，提出了“开门办广播”的口号，甚至还创造出了“广播大会”这样一种独具特色的宣传形式。如浙江省诸暨县1958年半年内曾召开14次广播大会，上虞县仅1958年8月就召开9次广播大会，这些广播大会均由党政负责人亲自主持，有力地动员了广大农民参与国家建设。“广播大会”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独特性，它把广播作为“运动”的手段，高效地组织和动员千百万农民，按照党的政治目标积极行动起来。这种政治传播方式所产生的宣传效果及其影响力都是西方的“政治运动”所无法企及的。
当然，由于广播媒介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实在太大，1949年后的“广播下乡”在农村社会也产生了一些“过度整合”的负面后果。如“大跃进”中广播宣传的“假大空”，文化大革命中广播作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给农民灌输的标准化、“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就产生了不少负面后果。尽管这些简单易懂、鼓动性极强的广播宣传在文盲率高的农村往往能取得非常好的传播效果，但在这种过度的“政治整合”中，农民的个性被集体性的盲从所取代，行为也易受“群体逻辑”的支配，农民的创造性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丧失了。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到了改善。
（二）“广播下乡”在农村普及了新观念和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向来注重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普及。除了动员农民，教育农民、移风易俗也是党在农村的重要工作之一。1949年后，广播在农村的移风易俗，农民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及向农村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广播之所以得到广大农民的喜爱，并非仅仅因为其政治鼓动性，而是因为农村广播是一个综合的信息传播系统，也具有信息和文化服务功能。云南地区的农民生动地概括了广播的“五好”：“一可以听上级指示，二可以听国内外新闻，三能听天气预报，四能交流经验，五是男女老少都能受到教育。” 这种教育就既包括政治教育，也包括思想和文化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长期积淀下来的封建文化一时难以根除，如婚姻婚俗封建化、文化教育贫困化、习俗信仰迷信化等问题仍然存在，农民的婚姻观念、文化水平、习俗信仰都带有旧社会残留，这对解放初期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带来了阻碍。广播作为一种新式媒介，也被用于打破这些观念和习俗上的桎梏。如乡村文艺广播就发挥了改造农民“婚恋观念”的重要作用。“广播下乡”后，文艺广播以其通俗直白、浅显易懂的特点，成为宣传“婚姻自由”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如曾在中央电台《长篇小说连续广播》中播出过的《小二黑结婚》，就通过广播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将新的婚姻观念传播到了农村，传递给了收听广播的农民。
农民对这种广播形式无疑也是十分欢迎的。据《人民日报》报道：1953年吉林九台县双庙子区陶家村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王老太太，在村上安喇叭的那天晚上，她兴奋地端着灯足足站了两个钟头，一直到广播完了。别人问她累不累，她回答说：“还累？一辈子也没听见过这个呀，小盒子也会说话、唱歌，天天晚上听几段，心里多敞亮！”广播这种宣传形式的新颖性和贴近性，使其具备了巨大的教化功能。
文化教育，尤其是识字教育和扫盲工作，也为中国共产党历来所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广播这种新的媒介形式来进行扫盲。1952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就在天津市教育局协助下，通过广播进行了“速成识字教学实验”，广播教学获得显著成绩。实际上，自广播出现后，“广播大学”这样一种教育形式就被创造出来，很快被用于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和文化教育。
新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也包含在农村地方广播丰富多彩的节目中。1949年以来，农村广播很多自办节目“寓教于乐”，发挥了对农民的思想文化教育功能。比起报纸，广播进行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形式更为多样，也更为直观。通过巧妙编排设置，广播让农民在耳濡目染之间就接受了新的观念，知识和文化水平也得以提高。可以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广播下乡”的除了“政治下乡”，也有“文化下乡”。这种声音版的“文化下乡”，为改变农村面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广播下乡”促进了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农村的推广
广播也是科学知识和技术传播的重要载体。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进行的“艾奥瓦杂交玉米种”研究已经表明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有力地促进农业技术的扩散。1962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教授在研究了多个农业技术的推广案例后，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罗杰斯将技术创新扩散的过程分为知晓、劝服、决定、确定四个阶段，提出了创新扩散的S-曲线理论。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技术的推广也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广播的作用尤其重大，在科学技术扩散的“知晓、劝服、决定、确定”四个阶段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整个毛泽东时代，国家正是通过“广播下乡”，把科技知识送到了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有力地调控着农业生产，也大大地改变了农村的科技面貌。
早在1949年，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就开通了“自然科学常识节目”对群众进行科普，请专家教授讲解过“全国森林的概况”、“天空的闪电”、“空中的电是从哪里来的”、“摩擦怎么会有电”等自然科学知识。福建电台则在1955年4月4日开办了《科学知识》，每星期1次，每次20分钟，该节目的主要任务即是“向听众介绍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和技术革命中的创造发明，帮助听众破除迷信，树立正确的科学世界观。”
从解放初开始，国家就十分重视广播和收音站这种传播手段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要作用。1955年3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农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合作社重点建立收音站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要通过在部分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建立收音站来加强宣传，指导生产，普及农业生产技术知识，预防恶劣天气和潮汛对农、牧、副业的损害。通过对农广播指导农业工作，普及科学知识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就十分重视对农村的广播工作，他先后在1963年11月和1965年8月两次提出：广播电台要向农民和农村知识青年普及科学知识，广播要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为了落实指导，1964年2月，农业部、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农业科学技术广播工作小组”，随后，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相应的工作小组，28个地方电台开办了《农业科学技术》节目或者在对农村广播中增加了有关科技的内容。对于收听广播的农民而言，这样的广播指导显然是十分有益的。大到农业生产的节令安排，小到农作物病虫害的防范和治疗，农村广播都会提供指导和说明。
当然，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广播对农业知识在农村推广也发生过一定的偏差，如五十年代“大跃进”运动中对“深耕密植”技术的推广，六十年代对“农业学大寨”的提倡，广播都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造成一定的负面后果。不过，随着“拨乱反正”的来临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广播在1980年代的“科技下乡”中重新焕发了活力。在1990年代实施的“科技兴农”战略中，广播成为“科技下乡”、实现农业“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推手。
三、农村广播事业七十年变迁的影响因素和演变规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播下乡”给农村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无可置疑。那么，70年来，农村广播事业的发展又受哪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呢?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媒介演化既受到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制度变迁中主体性力量的制约，制度安排本身的效率也影响着媒介的演化。在笔者看来，政治环境、经济结构与媒介技术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对我国农村广播事业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70年来的农村广播事业呈现出了一些明显的“演化规律”。
（一）农村广播事业由政府主导，与政治环境的变化相始终
“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政府是所有行为主体中最为重要的行动集团。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从制度变迁的类型而言，1949年后我国的广播体制经历的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并因此实现了广播事业的“国家主导”。我国的农村广播事业也是如此，一开始就是政府主导的，定位于“党和国家的宣传工具”这一政治职能。1950年8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开展广播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广播是一种重要的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工具，“各级政府必须认识广播事业不仅对群众的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有重要作用，而且对迅速传达政府法令、政策，推动各级政府工作有重要作用，应该充分使用广播电台对群众进行宣传，对下级政府指导工作，对干部进行教育。”可以说，党和政府才是推动农村广播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主体性力量。
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对广播政治功能的认识和推广是广播在农村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动力机制。政府和政治因素因此对农村广播影响至深。如1950年代的“收音网”和“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就直接源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最高政治领导人对“农村广播”的重视与偏爱更是直接促进了农村有线广播的发展。1954年春，毛泽东到浙江省新登县农村视察，期间他听到了新登县的有线广播，对这种宣传形式十分重视，并当即表示要将发展农村广播这一条写进“农业发展纲要”。后来修改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果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加上了“发展农村广播”这一条。
我们可以发现，70年来，从“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广播的发展。如“农业合作化运动”就对农村广播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在“大跃进”时期，农村广播更是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阶段。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各地农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有线广播，有些地方甚至“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广播大跃进”完全受当时政治气候的驱动。农村广播的这种政治影响也表现在广播内容上。1949年后，国有广播消除了营利动机，完全没有商业广告，其内容主要是政治时事，紧跟政治运动的步伐而不断切换宣传主题。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广播宣传的“政治挂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除了中央文件、“革命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广播里面鲜有其他内容。
当然，广播和政治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广播的扩张和“激进化”，另一方面，农村广播的宣传也反过来强化和放大了当时的政治气氛，甚至造成了“政治狂热”。这或许与广播媒介的特性有关，广播传播的反馈性差使其适用于单向性的、强制性的宣传，广播宣传也更富鼓动性。在麦克卢汉看来，广播是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是一种快捷的热媒介，广播的听觉力量在引起和鼓动听众的原始情感方面也具有强大的效果。“广播具有使人类非部落化的力量，它几乎在转瞬之间使个人主义逆转而为集体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广播化”和“广播政治化”的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改善。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1949年以来的农村广播之所以与政治环境的变化相始终，根本在于农村广播是整个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宣传喉舌，与党报党刊一样，农村广播是新中国媒介体制的一部分，与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制度耦合性”。这种“制度耦合性”决定了农村广播事业的发展随着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二）农村广播事业随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70年来，我国的农村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经济社会层面的变化，与农村广播的兴衰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从农村有线广播的兴衰沉浮中最能生动地看出经济社会发展对农村广播事业的影响。
1949年以来，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几乎与人民公社的兴起相同步。人民公社实现了农业生产建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这种社会结构非常有利于农村广播的推广，也强化了广播对农民的权威及农民对广播的依赖。正如论者所指出的：“中国建国后的合作化运动在乡村形成了社国同构、双重集权的人民公社，农民被牢牢的禁锢在乡村社会中，乡村社会被分割成一个个相对封闭、孤立的社会单元，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掌握着农民的生产、生活甚至是他们的思想，农民被史无前例地‘组织起来’，农民的心理也被努力塑造成统一的模式。”可以说，农村广播与这种社会结构互为前提。由于农民被组织进了人民公社这个大集体，农民个体或生产队无疑需要依赖于广播来实现和“集体”的信息交流，保持和集体的步调一致。农村有线广播的“黄金时代”也是“人民公社”的黄金时代，这种同步共振显然不是偶然。不过，这种社会结构在1978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1978年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逐渐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这意味着“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退出了历史舞台。“人民公社”的解体也直接导致了农村有线广播网的衰落。“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使农民从“公社人”回归到“家庭”，不再需要听着广播上工下工、吃饭休息、聚集开会。随着私有经济的兴起，农民的政治动员被经济激励所取代，代表政治意志和集体意志的有线广播变得“可有可无”。
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农村有线广播也失去了集体组织的人力支撑以及物力维护，这加速了其衰落。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喇叭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失声”。1997年，一位河南周口的读者向《人民日报》反映：河南太康县各乡村原有二十多万只有线广播喇叭，但改革开放以来，“有的损坏、有的丢失，几乎全部变成了哑巴，连县城街道里的小喇叭也如此。全县总长度二百多公里的有线广播线路全部受损，几十座农村有线电视转播塔只剩下铁架子。”这种情形在农村变得非常普遍。方晓红教授2001年在苏南农村的调研也表明，有线广播在苏南农村也“完全衰落”。这种衰落与私有经济的兴起密切关联。据调查，“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在建新楼时，嫌广播线影响建房，就把广播线剪断了，之后又不恢复，不仅自己听不到广播，也影响了‘下游’的其他农户，所以往往一户建新房就会造成几户甚至几十户农民听不到广播。另外，过去每个村有广播维护员，谁家的广播线断了就会接上，而现在广播维护员也没了，这个工作也没人管了。”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对有线广播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在孙立平教授看来，这种社会转型在农村集中表现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农民与农村的控制范围缩小，控制力度减弱，控制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改革在促进了农村产权多元化的同时，也使乡村出现了一个“国家政治”之外的“自主空间”。正是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影响了农村有线广播的命运。而1990年代农村“打工潮”的兴起，则进一步促使农村有线广播走向式微。19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农民“进城”的速度和规模为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都是罕见的。“城镇化”使农民的绝对数量日益减少，“打工潮”的兴起则使留守农村的农民也越来越少。这种农村社会的“人口巨变”，使毛泽东时代几十万人同时收听有线广播的“盛况”成为绝响。农村广播听众因此逐渐流失。有线广播在农村的衰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民收听广播的习惯和对广播内容的偏好。受市场经济洗礼的农民对于生硬的政治宣传兴趣日减，取而代之的是对发家致富信息的需求以及对娱乐信息的需要，这也反过来促使着农村广播的内容需要求新求变。
（三）农村广播事业随媒介技术的演进而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有线广播的衰落，除了政治社会层面的原因外，也与改革开放以来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演进密切相关。实际上，七十年来，中国农村广播经历了从有线到无线的发展演变。在有线广播衰落和消失的同时，新的广播形式代之而起。这种变化和媒介技术的演进是分不开的。
1984年4月，随着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从技术上基本解决了中央电台向全国各省、自治区传送广播节目的问题。1988年9月，卫星传输广播节目更从15路扩容到30路。原来利用微波线路传送不了或者声音质量不好的偏远山区，通过卫星传输技术都可以收听到清晰的声音。这种新的媒介技术使农村有线广播不可能不被卫星广播所取代，这是媒介技术发展的必然逻辑。
就作为媒介形态的广播而言，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它还是一种新颖而直观的大众传播媒介，农民对收听收音机和户外广播还充满了好奇和热情。但随着更具传播力的大众媒介，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电视的出现，以及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普及，广播在农村市场所发挥的影响力已经无法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提并论了。诚如知名主持人敬一丹所说：“广播70年，最大的变化还有媒体环境的变化。我从1972年开始和话筒结缘到现在，广播曾经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媒体，但是在这几十年里，特别是这二十多年里，广播先后受到了两个大的冲击，先是电视，后是网络。我们今天很多事情都要在新媒体背景下看，新媒体对所有传统媒体都提出了那么多的问号和惊叹号。”可以说，新中国的广播事业史，也是一部广播媒介不断受到新技术挑战并不断回应这种挑战的历史。
对农村广播形成巨大挑战的首当其冲是电视媒介。1958年5月1号，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不久之后许多省、市也纷纷建立电视台，到1961年，全国已经建立电视台、实验电视台和转播台26座。1980年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规划会议已明确要求，要把“加速发展电视”放在优先地位。与广播从“有线”到“无线”的发展相反，电视在我国经历了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的发展。有线电视起步于1964年，从1988年开始，逐渐向农村发展，发展速度十分之快。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有线电视进入狂飙突进的时期，电视在农村的普及率也日益提高。到2006年，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已达96.2%，其中有线电视用户13862万户。
在农村，尽管有线电视采用的是音频广播和电视共缆传输的技术，这意味着一根电缆将电视信号送到农民家里的同时，也把原来的有线广播接入进来了。然而，电视的普及并没有带来农民广播收听率的提高，反而使广播不断边缘化。以江西省对农广播为例，“1978年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变，维护管理工作一时未跟上去，农村广播开始出现滑坡，特别是电视向农村扩展，有线广播日渐呈下降趋势。虽经1984年以后贯彻中共中央37号文件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恢复，但回升步履艰难，速度缓慢。”显然，电视对广播的冲击是其媒介技术特点所决定的。广播媒介只有声音而没有图像，且只能在固定时间段收听固定节目。而电视传播则融合了图像、文字、声音三大传播要素，替代了广播的功能。电视用“眼见为实”冲击了广播的“耳听为虚”，也带来农村社会主导性媒介的更替过程。
互联网对广播媒介的冲击也是十分巨大的。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依托互联网的新媒介技术及其应用层出不穷。不仅传统广播，连电视都日益成为传统媒介或者成为互联网媒介的一部分。近些年来，随着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以及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互联网下乡”成为继“广播下乡”、“电视下乡”之后的一道新的风景。互联网整合了广播电视的优点，视听兼备，其以无可比拟的时效性、传播内容的海量性、传播方式的交互性，“补偿”了广播电视长期以来的单向传播、无差异传播的劣势，重构了媒体与农民的关系。广播也好，电视也好，从其传播结构而言，始终是一种单向传播媒介。但在互联网上，农民却不再是单一的信息接收者，他们也可以发声，展现自己，表达自己。这种传播特性决定了传统广播很难和互联网竞争农村受众。农村广播想要维持自己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介”或“第一媒介”的地位，变得难以可能。
可见，从媒介技术的演进逻辑来看，没有永远的“主流媒介”。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会产生划时代的影响，并使新旧媒介的地位发生转移。借鉴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媒介环境学者保罗·莱文森提出了一种“媒介进化理论”。在他看来，媒介是不断进化的，每种媒介都有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不过，“新媒介通常也不会完全消灭旧媒介，而只是将旧媒介推到它们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在笔者看来，这种“媒介进化理论”也适用于描述中国农村广播的演进。
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视和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之下，广播媒介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求新求变。实际上，广播与互联网的融合进程早在互联网兴起之初就开始了。1998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开通，2000年9月，中央电台网站注册了“中国广播网”、“中央新闻网”和“中广在线”三个站点名称。在地方电台中，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率先于1996年12月15日即开通了网上实时直播。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广播电台都与互联网进行了融合，也包括对农广播。实际上，即便在农村，只要可以上网，就可以收听到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今天的农村广播，借助于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正在实现新的转型。
四、总结与展望
一部农村广播史，就是一部共和国史，一部中国的“声音政治史”。70年来，“广播下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治理与社会转型。广播传播的广泛性与单向性，与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治理相结合，使其爆发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广播的宣传威力对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在笔者看来，这种影响有利有弊。一方面，“广播下乡”大大加速了农村社会的政治化，使得国家权力得以渗透进千家万户，农民被“过度动员”和“过度整合”，以致产生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对此，农村广播显然要负一部分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七十年来的“广播下乡”也取得了许多成绩和进步。不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农村广播在宣传党和国家政策、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广播下乡”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也不容抹杀。
经过70年的发展，农村广播在新时代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与技术环境下重新发挥广播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少地方也在不断探索重新发挥广播作用的可能性，如应急广播的推广就是一例。2019年6月17日晚，四川宜宾市昌宁县发生6.0级地震，但在成都，应急管理部门设立的应急广播大喇叭却提前了61秒发布了地震预警，有效地规避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显然，“应急广播”在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等应急处置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也值得向广大农村进一步推广。
除了“应急广播”，“互联网广播”也正在成为当下“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抓手。在2019年1月14日召开的“双创惠民系列工程项目”发布大会上，以河北石家庄为首个样本落地点的“新农村大喇叭工程”正在向全国推广。“新农村大喇叭工程”以“党管、民用”为宗旨，以“政府引导、专家指导、市场运作、农民受益”为运行机制，采用“互联网+大喇叭”的云广播技术，紧扣农民需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可以想见，这种新的广播形式如果运用得当，对于服务农村、服务农民显然具有益处。
当然，在笔者看来，在互联网发达，信息渠道极其多元化的今天，农村广播想要重新赢得农民的喜爱和信任，仅仅重新恢复大喇叭是不够的，还得从内容建设上下功夫，真正将农民作为主体，多推出农民喜闻乐见的，对农民有用的信息服务。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广播的“政治挂帅”让位于市场化改革，广播重新具有了经济属性，广播节目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多样。但对于农村市场而言，在广播的内容建设方面，我们显然做得还不够。正如一项农村广播调研报告中所揭示的：“如今许多农民朋友反映，不是不想听广播，而是听不到、听不清、听不懂。有时好不容易找个台，说的都是城里的事，什么股票汽车房地产，时尚休闲美食家，都和农村农民没有什么关系。”的确，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政府“村村通工程”的落地，在农村收听广播已非难事，但广播节目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却非常普遍，农村听众很难听到符合自己口味的节目。
显然，这与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求还极不相称，还需要我们的广播工作者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实际上，在“贴近乡村、贴近农民”上，1949年以来的农村广播也给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只有继承发扬七十年来农村广播的优良传统，立足农村、服务农民，并与时俱进，新时代的农村广播才能开辟出一条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
本文作者：潘祥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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