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曾相信，他们的多数不幸都起因于巴基斯坦特务的破坏。
马来西亚人相信，亚洲金融危机是西方几个投机家密谋的结果。来自肯尼亚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女士相信，艾滋病与猴子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生物武器。马塔伊的主张不是她发明的，在非洲，很多人早就这么认为了。并且他们相信用于防治艾滋病的避孕套是西方国家限制非洲人口的阴谋。美国更是这类偏执信念的繁荣之地，独立战争就曾受到“传闻”的推动，而从肯尼迪的死到尼克松的听，从珍珠港到世贸中心，奇异的解释层出不穷。有些大致无害，如外星人传说；有些就不那么无害了，如1919～1920的“红色大恐慌”，如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在中国，我小的时候就相信周围隐藏着许多（大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坏人。一到晚上，这些人就从家里溜出来，毒死牲口，割断电线，引发洪水，制造我们生活里的所有不幸。他们不仅分别地做坏事，彼此间还有秘密的联系，有时用电报机，有时可能用超自然力。我同样相信，在几乎整个外部世界，人们生活的主要兴趣就是颠覆中国。阴谋论古已有之，但这个词本身还很年轻，到1997年，牛津辞典才第一次收录“Conspiracy Theory”，承认了阴谋论对大众观念的强大影响。在汉语中，“阴谋论”或“阴谋主义”是译语，到现在也没有进入大众语汇。认为人类历史一直有两个进程，一个是我们看到的“三皇五帝到如今”，另一个是暗中进行的，主使者是某种黑暗力量，或撒旦，或外星人，或政治寡头，或犹太人，或美国，或共产国际，或别的什么。在中等的深度上，阴谋论“认为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坏事，像战争、失业、贫困，都是某些有权势的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语）。在较小的范围里，则为特定的事件寻找特定的阴谋论解释，如电影《华氏911》。关于阴谋论的社会心理基础，有美国罗特格斯大学戈泽尔教授的一段话可抄：“相信阴谋论的倾向，与人的失范、缺乏信任、不安全感有联系……而与失范的密切关联，又显示阴谋论的立场与对主流体系的疏远和不满有关。”用证据反驳阴谋论是没有用的，阴谋论照顾的是人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无论科学家怎么说，《档案》迷们也要相信外星人的事，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政府没有揭露一个阴谋，那它就是在掩盖这个阴谋；如果政府揭露了一个阴谋，那它就是在掩盖其他阴谋。”前些年闹“非典”的时候，民间学者童增告诉我们，SARS病毒是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中国的科学家反驳了他的说法，但无法阻止这个说法的流行。去年底童增把这个主张写成了一本书，照样卖得很好。不过，与其说他们缺乏从事实推导出观点的能力，不如说是他们没有这个兴趣。何新先生曾发表他最新的阴谋理论，叫做“美国有个大阴谋”，其目标是消灭世界上80%的人。这一可怕的阴谋发生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饭店”，出席会议者有布什和撒切尔，还有索罗斯和盖茨这样的人。何新应该算是学者，所以我宁愿认为他对事实、证据这套东西没有兴趣，而不是没有能力。不过，一旦人掌握了这种工具，要想不用在更广的地方，会技痒难耐的。还有许多不这么严重的，但已经成型的阴谋论，还有更多的萌芽。看过东航空难后网络上的各种议论，我觉得在明年，在以后，针对国内事务的阴谋论会越来越多。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着蔑视事实与逻辑的古老传统，不仅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不少阴谋论，不仅因为变革的激荡已制造出足够的社会心理基础，不仅因为公共事务还不够透明。人们得从流言蜚语里收集信息，不仅因为网络的普及提供了畅通的流传渠道，还因为在这几年里，新闻界有人喜欢阴谋论，也有能力让阴谋论从流言升堂入室为消息，来影响人们并不坚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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