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 | 上海市生死传奇
作者简介
王鼎钧，山东兰陵县人，1925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1949年到台湾，服务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台湾）中国电视公司，还曾担任过多家报社副刊主编；1979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主编双语教材寄居纽约，以写作为志业，力学精进七十年不衰，出入各种文体，以散文见称，然不落窠臼、兼采众体、融会贯通，与余光中并誉为台湾散文界的“双子星座”，是“五四”以后，承继现代散文革新的重要作家之一。
上篇
由青岛到上海，海程四〇八海里（七五六公里），一路风平浪静。我在舱底打盹，断断续续做梦，又梦见自己在空中飞行，肉身沉重，醒来筋骨酸痛，发觉船已停了，甲板上一片静悄悄，没有人声。
我走上甲板察看，只见天气晴朗，红日东升，船停在水中，水色浊黄，岸上有树木人家，显然已离开大海，驶入江心。青岛上船时，听到的消息是上海报到，开航以后，船员说实话，他们奉命到安徽安庆第七绥靖区交人，这里显然仍在中途。
我不想去安庆，直觉反应此处不宜久留，可是下一步怎么走？彷徨间只见有人摇着一只小舢板来卖香烟，我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千幸万幸他听得懂，他说这是上海，千幸万幸我也听得懂。我明白了，押船的官兵为我们布置了一个“水牢”，然后进城游乐去了！我当机立断，掏出牛老师给我的那一块银圆，那是我饥寒交迫中的全部财产，我知道必需罄其所有快刀斩麻。多么可爱的牛老师！多么可爱的银圆！然后，多么可爱的船夫啊，他立刻收起生意，渡我上岸。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金圆券面临崩溃，银圆一元兑换纸券三十万元，这个数目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千幸万幸没人看见。上岸后照船夫指示的方向走，经过一些农家，看见田地里插着东倒西歪的木柱，挂着稀稀落落的铁丝网，心中纳闷：难道这就是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事怎能抵抗解放军进攻？一直往前走，掏出指导员留下的地址问路，一直走进中心区最繁华的地方，两年零十一个月以前我来过，我还认识它。
指导员指定的那条马路，一侧全是高档商店，店员看见我走近，急忙拿出几个零钱来打发，我摇手拒绝，请他们看地址，他们伸手往马路对面一指。怎么对面这一边根本没有住宅？马路很长，我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不见目标。好容易拦住一个行人，他懂普通话，他告诉我这里是上海有名的跑马厅，根本没有门牌号码。我的心往下一沉，可是我不死心，我不能离开这条马路，这条路是我在大海中的一根救生绳。我仍然沿着马路寻找，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我想我是疯了。
后来知道，那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组织了纠察队，沿街逮捕散兵游勇，倘若被他们捉到，以我尴尬的装扮、凶险的经历，经过他们的安排，我会化成保卫大上海的一滴血。可是我在市区逗留了那么久，没碰见纠察队。（也许他们正在打牌？）我是活在国民党的缺点里。（死在共产党的优点里？）
万难设想，我碰见了同事朱少校，如果这是写小说，读者一定认为不可能、不合理。“不信书，信运气”，我是歹命，当命运打盹的时候，我就绝处逢生。
我与朱少校一同在秦皇岛兵站办公，一同在天津被俘，同时释放，他在俘虏营里替我用盐水洗眼消炎，河北一别，我以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他的脸色黯淡，那时到处可见精神委靡的军人，连续的挫败销蚀了他们的自信。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上校爷爷”担任上海军械总库的副总库长，秦皇岛的那个军械库也来了，设在江湾，可爱的朱少校，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掏出几张钞票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他淡然地说“你还是那个脾气”，像是褒又像是贬，不再勉强。
他什么也没问我，倒是我问他时局怎么样，他说“坏透了”。我问他在哪个单位工作，他说他要去安徽安庆，安徽安庆？我真希望他这句话是个谎，倘若果真，一个月后解放军渡江南下，东南地区国军全线溃退，朱少校啊你在何方！
奔到江湾军械库，先找我的堂弟东才和同学袁自立，他俩都是我在秦皇岛从中安排得到工作，劫后重逢，两人热情接待。不仅如此，我赫然发现父亲也在江湾，蒙他们两位照料！这一惊一喜非同小可。淮海战役发生，父亲难以留在浦口，妹妹和弟弟把他接到流亡学校里去住了些时，跟学生一同吃大锅饭，学校缺粮，他又到上海投奔堂弟。我能脱离解放区回到父亲身边，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个意外，他俩能在我行踪不明之后照料我的父亲，真是今世难见的高风。
我和父亲无言相对，多少该说的话都没说，多少该问的问题都没问，多少该流的泪也没流。我们都知道相逢是个奇迹，但是也知道只有一个奇迹不够，下一个奇迹更难、更不可能。我们等待更大的痛苦，更深的绝望，因而陷入致命的疲倦之中。
江湾区的位置在长江南岸，靠近吴淞口，水运方便，住宅稀少，适合囤放军械弹药，联勤选中这个地方，用铝版组合了一望无际的库房。我的工作是每天登记械弹发出和收进的数目，制作日报表呈报总库，工作清闲，可是我完全不能写作，因为我丧失了反刍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
我也不再那么爱看报纸，我仿佛可以料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若未卜先知，还需要新闻报道吗？办公室里有一份《新闻天地》周刊，那时正是这份刊物销量最大、声望最高的时候，我在江湾只接触到这一份新闻媒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找到《新闻天地》合订本，整理我的回忆。
还记得我到上海不久，代总统李宗仁再派五名代表与中共议和，中共指定代表团四月一日北上，我看到这天出版的《新闻天地》，封面大字标题印着：“万愚！万愚！”四月一日是西方的愚人节，中共怎么选了这个好日子，简直是“痛苦的滑稽”！那时《新闻天地》热心讨论国府“划江自守”，国共“隔江而治”，它说长江以南没有共军，长江号称“天堑”，有利防守，“反共靠水”，国府尚有完整的海军。它说国府虽失去东北和华北，白崇禧的大军尚在湖北，胡宗南的大军尚在陕西，陈明仁兵团尚在湖南，山西有阎家，甘肃有马家，加上四川和云南，国府还有议和的本钱。它说斯大林反对解放军渡江，对毛泽东当然有影响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时候，中共都坚持组织联合政府，现在中共可以一偿宿愿了！这些推断，可以代表当时江南多少人的希望。
可是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父亲原住北四川路底，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在北四川路上通勤，看我生命中最后的上海。旧地重来，光景变了多少，怎么处处有衣冠楚楚的人摆地摊？原来百货滞销，公司没钱发薪，改用产品折价相抵，由员工满街摆摊求售，居然是日本投降日侨等待遣送的光景。历史决不重演，只是往往相似！交臂接踵，多少卖美钞的小贩，手中新钞刷刷响，多少卖银圆的小贩，手里的银圆叮当响，那是他们的广告，他们低着头沿着人行道不停地走来走去，等顾客找上来，一同躲进小巷里成交。那时贩卖美钞银圆是死罪，马路作刑场，就地枪决，我曾撞上行刑的场面。可是不久禁令解除了，又准许人民使用银圆，我情感麻木，理智未泯，这就是法律的“相对性”！书本上说，宣信爵士（James Simpson）是最后一个因盗窃罪而被吊死的人，那么最后一个上法场的银圆小贩是谁？他也该留下名字。三十年后，两岸政策急转弯，总有最后一个因“通匪”而判刑的人，总有最后一个因“反革命”而劳改的人，他们应该是重要的新闻人物，让我们思考法律到底是什么。
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
还记得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大富国》，人人有一本钞票簿，每一页上印着“1”字，付款的时候，自己掏出橡皮图章盖数字，图章上刻着“0”字，你爱盖几个零就盖几个零。还读过谁写的《李伯大梦》，李伯打电话，接线生告诉他每分钟多少钱，通话中间，接线生每分钟插播进来，告诉他电话费涨了，现在每分钟多少钱了。算盘本来十三档，大商店用的算盘加到十七档，因为交易的款项动辄几百亿几千亿。
那时只见新钞不见旧钞，钞票还没印好，印制的成本已急速上涨，许多新钞不能发出，或发出后成为废纸。我看见儿童用新钞折飞机互相投射，狼藉满地。政府只有拼命印大钞，小钞成捆，还有虚幻的重量和体积，三两张大钞在手，才令人孤苦悲凄，命薄如纸。最后新疆省银行发行过世界最大面额钞票，每张六十亿元，共印制四百八十万张。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美国一位收藏家展出这张钞票，电视幕上犹足以令人触目伤心，这一张钞票已说明多少人荡尽了家产。
发行金圆券是个骇人的连环骗局，当初说金圆券一圆含金0.22217盎司，但是并未铸造硬币，这是一骗；当局定下比例，以金圆券二亿换回法币六百万亿，这是二骗；本说发行总量二十亿，马上又有“限外发行”，这是三骗；然后干脆无限制发行，最后发行量超出三十四万倍，这是四骗。他骗谁，金圆券出笼的那天，聪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换银圆、买黄金，把金银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纷纷把黄金美钞送给银行兑换新钞，政府骗了最支持他的人，骗得很无情。那时民不聊生，我和父亲的生活当然也十分困难。
乱世传奇多，这时候五叔忽然来到上海。我曾在上一册自述《怒目少年》里详细叙写五叔，他是个英勇的抗日军官，自武汉会战起，参加多次重大战役，抗战后期驻扎云南，曾参加缅甸的苦战。他受继祖母的影响，和我的父亲感情不睦，但是我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他还是两次汇钱接济我。
抗战胜利，国府裁军，多少军官降级或失业，五叔所属的第二军也改成整编第九师，他本是炮兵营中校营长，立下很多战功，整编时升为上校炮兵指挥官。国共两军冲突激烈，眼看要打内战，五叔反对内战，毅然辞职。当时国军将领一片主战之声，五叔写信给“上校爷爷”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引用孙子兵法：“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
五叔脱离军职以后，一度在京沪线上经商，共军渡江之前，他到上海探望“上校爷爷”，顺便约集在上海做难民的本家本族见面。他叮嘱必须瞒住我们父子两个，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又交代族人传话给父亲：“告诉他我来过。”五叔为什么这样做？我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要伤害我父亲。我怎样描述父亲的反应呢？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惊讶，也没有评论，我不知五叔达到目的了没有，我无法窥探父亲的心灵，他确实伤害了我，听到消息，我的小腹好像遭人猛击一拳，隐隐作痛，断断续续痛了许多年。五叔汇钱到流亡学校接济我，并且和父亲通信，那是表示对我有期望，上海过门不入，那是表示对我绝望，我连累了父亲。从那时起，以后许多年，我们再也不提五叔。我自己暗中纳闷：一九四九年，上海，当时已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时候，五叔干吗还要来这一套？
以后的事情我提前写在这里。和谈破裂，共军渡江，五叔一家带着继祖母、五姑还有四叔一家逃难，他们经湖南、入广西、最后逃到云南。继祖母在广西柳州去世，五姑在广西南宁出嫁。五叔一家和四叔一家在云南昆明定居。五叔在昆明之南的呈贡弄到一块地，亲自下田耕种，做胼手胝足的农夫，他为了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努力转型。
他不知道这种努力完全徒劳，他不知道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下，“隐居”是消极抵抗，“隐者”是敌人潜伏蹲点。终于有人检举他组织反共救国军，终于他受审、判刑、交付长期劳动改造。劳动改造驱使政治上毫无价值的人发挥他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寓有教育作用，“晒黑皮，炼红心，汗水洗掉旧思想。”不幸中之大幸，中共没有把五叔发回原籍受辱，异乡的心理压力毕竟轻一些。五叔没有恶行，审判他的人也知道“反共救国军”是欲加之罪，案情虽然严重，但只有他一个被告，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枪一弹。专政虽然严苛，好歹也还有些寸短尺长，仅仅判了劳改。昆明的气候保护了他，种植的作物容易生长，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冬天，挨冻和受饿都免了。但是人生如戏，场地布景有差别，剧本情节有样板，五婶和五叔划清界限，离婚改嫁了，他的子女分散各地。
很惭愧，我虽然混到五十多岁，仍然没有力量充分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想：五叔当年汇给我的三万老法币究竟是多少钱？中国人常以黄金衡量币值，我查出抗战胜利那年，依中央银行的牌价，黄金每市两恰是老法币三万元。我找到五叔下落的时候，黄金每盎斯美金三百五十元，一盎司不足一两，大约八钱多重，算来每市两黄金大约美金四百多元。五叔后人以大弟弟最为困窘，以小妹妹照顾五叔最多，还有五姑，她在患难中和五叔手足情深，我以当时十两黄金的售价回馈他们。
不过中共对五叔的思想改造恐怕没有彻底成功，我看到他刑满释放后拍的一张半身照片，肌肉健壮，眼神流露着不明白和不甘心。那时政策上开始平反冤错假案，他四处出奔波申诉，没有成功。那时海外统战工作优先，海外关系吃香，他打听我在台北的地址，希望我能替他申请，无奈我们彼此音讯断绝。我本来不可能对五叔有任何用处，两岸新局硬是把我这样的人抬高，使我能做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五叔侥幸，我只有惭愧。我尊敬五叔的为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以后，我在纽约开始打听五叔的消息，他现在需要我，一如我当年需要他，他的投资并没有落空。第一步，我先和老家兰陵的族人通信，用“顺藤摸瓜”法找到五姑（广西南宁），又从五姑处找到五叔的大儿子（甘肃银川），再找到五叔的小女儿（云南南华）。那时海外华人流行给国内亲友寄钱，我也顺从时尚。五叔早已去世了，他在小女儿家终其天年，后事也是小女儿和女婿独力操办，我对这位小妹妹表示了偏爱。
五叔念念不忘平反，我根据他老人家的遗志，找到本族出身的一位老革命王言诚先生。
王言诚和五叔是少年时期的玩伴，战前参加共产党，名字改为“田兵”，他是田野诗人，随军记者，内战结束后调到中央，参与文艺政策的执行，虽然是老革命，始终还有儒家的忠恕之风。文革期间，忠恕之心误事，贬到贵州省做文联主任，人脉仍在。蒙他老人家出面运作，以我的名义提出申请，五叔的未了之愿得以实现。
我看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面写着五叔晚年几件重大的事迹：
一九五六年，以组织反共自救军罪名被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服上诉，加判五年，改判为二十年。
一九七六年释放。
一九九三年五月，原判撤销，宣告无罪。
我把判决书影印了，寄给五叔的子女们，每人两份。我希望他们把其中一份交给服务单位的人事部门存盘备查，使他们不再是黑五类反革命的后代。这些弟弟妹妹终有一天发觉这张纸重要。
内战时期，解放军非常需要炮兵人才（还有工兵、通信兵和军医），五叔即使作战被俘，也能受到相当的优待。如果及早随着部队起义，还会吃香一阵子。五叔反战，因为内战是自相残杀，五叔拒降，因为投降丧失人格气节，他选择了“隐”，希望用背脊朝天低面求土赎回自己。这些年，我想来想去，他是个儒家，那年代，国内外一切儒家之徒都没有好下场，他不能幸免。
五叔一九〇八年四月生于兰陵，一九八四年一月因脑溢血死于南华，享年七十七岁。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营葬，墓地选在云南呈贡郊外的山坡上。据说兰陵王氏是由异地移民而来，许多山东人本来世居云南，因吴三桂反清失败，遭清廷集体发配山东。据说山东老人病故，家属在出殡时祝福亡灵“大道西南，一路平安”。意思是魂归云南故乡。五叔安葬云南，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罢。
下篇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上海的时候，国共内战未歇，大家仍然幻想和平。那时李宗仁主政谋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抗战期间，桂系人马常说，国民党蓝色，共产党红色，我们桂系是紫色。那时大家的印象是，中共一向主张和平，全是蒋介石要打。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为内战的第二号战犯（第一号是蒋介石），李宗仁上台努力谋和，中共的电台仍然天天广播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要求严惩战犯，没有缓和的迹象。
本来“战犯”是国际战争才有的罪名，国内战争用不上。那时抗战胜利未久，审判日本战犯的经过深入人心，中共宣传家乘势袭用这个名词，抢占正统上风。中共推出的和平条件“八条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军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可以读到张治中的回忆录，他是国府派出和谈的首席代表，一向亲共，主和最力，连他也在回忆录里说，中共的条件“苛刻”。
可怜的北方难民，可怜的南方百姓，犹在巴望和平。霹雳一声，四月廿一日夜间，解放军在安徽荻港渡江。他们事先挖了一条运河，准备船只，国军毫无所知，而渡江前一连三个月，气象台向解放军提供天气风向风力预报，中央地质调查所提供了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说什么“长江无边，燕子也要飞三天”，说时迟那时快，西起九江，东至江阴，两天之内，三十万解放军全线强渡成功。
那时依我们可怜的、有限的常识推想，江防既已不守，两军应在江南决战。可是国军纷纷不战而走，那时报纸使用次数最多的字就是“撤退”，刘汝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那时国防部命令他在第二线布防，他找不到第一线在哪里。
后来台湾的历史教授编写教科书，把这一连串撤退写成“不守”。十几岁的少年学生问老师“你们为什么不守，二十几岁的青年教员怔住了，无法回答。李宗仁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指责当年蒋介石故意放弃东南的半壁江山，使他无法收拾残局，时人有云：蒋介石把门交给李宗仁，自己带走钥匙。今天回顾历史，他那时想“守”也不成。四月二十一日，江阴要塞投共。二十二日，海军第二舰队投共，浦口失守，我想起朱自清在浦口车站望着他父亲的“背影”。二十三日国军放弃南京，流民趁机抢粮店布店。京杭公路上，撤退的军队抢汽车汽油。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有一位女播音员，长于播报新闻，那天晚上九点钟的广播新闻仍然由她播出，只是换了不同的立场和口吻。
南京是首都，依传统观念，首都失守就是“亡国”。安庆也失守了，军方曾指示溃散官兵都到安庆报到，抓到散兵游勇也送到安庆编训，安庆显然是整军经武的基地，除此之外，无锡、镇江、宜兴（我弟弟妹妹读书的地方啊）、嘉兴、常熟、常州、苏州纷纷告“失”。杭州也失守了，那是上海的大后方。解放军已在陆上三面包围上海，我顿觉呼吸迫促，氧气不足。
在那一片崩溃声中，每天晚上，我在那局促的“蜗居”里和父亲相对，整晚不说一句话，任时间流过，命运逼近。那时我只有“无用的知识”，我坐在父亲面前，想到唐诗“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我也想起《桃花扇》里的名句：“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我偏爱《桃花扇》里那首七言排律：“龙钟阁部啼梅岭，跋扈将军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唤渡，千寻江岸夜移防。南内汤池仍蔓草，东陵辇路又斜阳。全开锁钥江淮泗，难整乾坤左史黄！……”
我回想“插柳学诗”的时候，疯爷涕泗横流朗诵《哀江南》。疯爷安在？《桃花扇》有一折《沉江》，剧情是史可法投江自尽，疯爷也偏爱。他以大清遗民自命，不用中华民国年号，在这个年号之下，他还可以西轩南圃，喝酒骂人，共产党来了，他逃到徐州，徐州告急，他逃到浦口，浦口不守，他下落不明。一九八〇年后，我千方百计找到他的女公子，也没问出究竟，传说他老人家拒绝渡江南逃，跳进长江去了！
我常猜谜：那时，父亲心里想些什么呢？上海是父亲的旧游之地，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父亲“宦游”上海，那时军阀割据，上海是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山东泰安人，他控制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任江苏省督军。他的总部下设八个处，有四个处长是临沂同乡，父亲也投奔孙传芳幕中，担任秘书，在上海办公。我见过他早年的照片仪表称得上英俊，十里洋场的繁华，他是个过来人。他，二十多年以后，重来上海，沦为衣食不周的难民，没有说过一句“想当年”。他几乎没叹过一口气。
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十六年八月龙潭之役，孙传芳全军覆没，父亲只提了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回家。都说军阀时代的官吏和贪污画等号，父亲的手提箱里却装满了上等的白纸！我曾写过一篇《白纸的故事》略述其事。
父亲读过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所谓“法政”，就是今天的政治经济，这个学校专门训练那个时代的官僚。抗战发生后，他的同学纷纷在沦陷区出任伪政权的官吏，也就是当了汉奸，那时当汉奸是脱贫致富的捷径，可是父亲从来没动过心。那时伪政权把国民政府设置的专员公署改成“道”，委派“道尹”，临沂是沂州道，我父亲的同班同学来做道尹。我记得有一次，这位道尹坐小轿车经过兰陵，事先通知八区区长要和我父亲见面，区长在欢迎道尹的队伍里给父亲安排了最好的位置。我记得那天街巷特别安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列队欢迎道尹，父亲却留在家里和我一起读《荀子•劝学篇》。抗战胜利时，我家在经济上已是贫民，论政治成分仍是地主，他带着未成年的子女离乡逃亡，困苦颠连，没有钱的人走不远，最后来到上海束手无策，很多老人后悔他当年做过的好事，父亲从未说过一句“悔不该”。
格言说“小心的人一直后悔”，父亲似乎从未后悔。
南京失守以后，四月二十四日，失太原，五月初，失西安，五月十四日，失武汉。我说过，父亲一向重视资讯，他有个朋友在复旦大学教书，那人是父亲通往外界的一扇窗子，唯一的窗子。父亲常去找他谈时局，我到上海以后也跟着同去。这人的态度还算和气，他说你来了、父子团聚就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很少是消息，多半是意见。他说，老蒋打算死守上海，守到逐屋巷战，把上海守成二次大战时的斯大林格勒，倘若那样，上海市就要遭受很大的破坏。上海人本来很害怕，后来一想，汤恩伯不是能“死守”的人，老蒋把上海交给他，大家就放心了。
他强烈反对内战，他说：“也许我的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抗战胜利后，陈诚扬言六个月内消灭共军，复旦大学这位“进步人士”就说，国民党在写神话。上海保战开始，他说：守，上海是守不住的，逃，你们也逃不掉。他说，其实又何必逃？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星期后就习惯了。谈到中共的作风，他认为打天下的人照例不择手段，一旦打下江山，必定换一个做法，至少至少他要善待及早归顺为他出力的人，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一首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那时民心如此，这位教授（？）的看法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保卫上海期间，上海影剧界拒绝劳军。国民党办的中央电影公司撤往台湾，电影厂的一切器材都没撤出来，员工“护厂”，工人拒绝搬运。人人闭口无言，连鸽子也是沉默的，可是，每天又几乎可以看见流言从家家门窗里流出来，里巷成河。你不是希望和平吗，“结束战争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解放军围城，中共的工作人员在市内深入家庭，教妇女扭秧歌，拿南方的圆形枕头当腰鼓，解放军入城，立即有万人秧歌队出来欢迎。标语画像也早已准备好，闹区和大道贴满。
商店柜台上的收音机里总是有周璇的歌：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
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确有知8
懂得人间的兴亡
它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上海的确守不住了，我们最后一次去复旦大学，他问我们有什么打算，父亲表情彷徨，教授说人到上海，回头是岸。他不断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军看我是个什么材料。那时多少人犹豫不决，很像是叔本华说的那个寓言，一头驴子面前有两堆草，它不知道该吃哪一堆，结果饿死了。
父亲默然无语。上海不守，我们侥幸脱走，而且越走越远，中国接连发生镇反，反右，文革，如果我们父子留在大陆上，以我们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没法过关。
五月十二日，共军开始攻打上海，他们手中有上海防卫工事的详图。上海南有黄浦江，北有长江，中间由西到东有苏州河，都是天然防线。军械库在苏州河以北，靠近“上海的脖子”吴淞口，出海方便。解放军从南部进攻，我们到二十二日听见炮声。我完全不知道战况发展，办公室里，每个人都不慌不忙，好像一切如常。到了二十四日这天，我看见每一位同事都袖手闲坐，停止办公，他们也不谈天，办公室异常寂静。我发现这天邮差没来，送报生也没来，由早晨到中午，电话没有响过，气氛诡异。后来知道，这天共军已越过黄浦江，攻打苏州河以南。
二十四日这天下午，同事们一个一个减少。中校分库长没来上班，少校库员上午来过，下午不见了。然后是尉官悄悄消失，我看见某上尉往皮带里插一把手枪，顺手捞起一支气枪，大步出门，他抬头看电线上的小鸟，举起气枪射杀了一只。他怎么还有这份闲情！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不多积一点德！人走光了，空空的办公室装满惶恐，我知道我不能留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样离开。军人在“敌前”擅离职守，也许杀头！
多年后，我知道有一首乐曲叫《告别交响曲》。据说当年某一乐团的团员很想回家过节，可是出钱支持乐团的“老板”要他们演奏，乐团的指挥特别写了这首曲子。我也从电视上看见演奏的场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两个团员放下乐器，退出舞台，最后所有参加演奏的人都走了，只剩下音乐指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江湾军械库办公室的情景宛然如此，不同的地方是：指挥先退，最后剩下的是我。后来知道此时汤恩伯已退到军舰上指挥作战，上海市长陈良已委派工务局长赵祖康代理市长，准备向中共办理移交，只做了七天市长的赵祖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为上海的“末日”留下速写。母亲常说：“我要你安全，不要你伟大。”她老人家不知道要伟大才有安全，那是“生男埋没随百草”的时代，我不去找危险，危险会来找我。
且说那时，军械库办公室门外出现大队国军，一个气宇轩昂的人来到门外，左右随从打开地图，听他东指西画。他转头看见我：“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朝我的符号看了一眼：“你如果要走，那就赶快离开，如果你还不走，我就永远不让你再走。”看样子他是带着军队来布防，他现在有最高发言权。我能判断苏州河以南的阵地不保，江湾已成前线。
好吧，战地指挥官教我走，我就走，带着我的父亲。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父亲问我：“往哪里走？有路吗？”我说，“没有路也得走。”父亲连忙用面粉口袋装了一点白米，这是他逃难养成的习惯。他提起米袋，环顾四壁，掉下一滴眼泪，好大一滴泪，只有一滴。我心头震动，原来父亲也有沧桑之感，家国之痛，炎凉之憾。
通往吴淞口的公路上有成群结队的军人，路旁多少抛锚的汽车和坦克，东倒西歪。那时故乡的王氏家族四散奔逃，有二十几个年轻人逃到上海做难民，“上校爷爷”把他们一安插在军械库的“监护营”里看守仓库，领饷吃粮，免受饥寒之苦，我在路上和他们相遇，他们和我一样，茫茫然往可能有船的地方走。他们有人和妻子诀别，告诉妻子说“你等我两年”，意思是两年以后我会回来，如果我不回来，你可以改嫁。妻子慨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时以为二十年就是天长地久了，谁知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
一路上右方和后方远处几处火头，后来知道国军烧毁了汽车千辆和机场仓库里的物资。众人走到一处军用码头旁边停住了，我们也停住，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叫张华滨，位置邻近吴淞口，上海市出海的咽喉。众人怔怔地望着江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站在这里有什么希望。路已走到尽头，大海苍茫，前景辽阔，天地一望无尽，但是我们寸步难移。“在家怕鬼，出门怕水”，水是我们的屏障，也是我们的绝路。
暮色变夜色，炮声震动码头，看见炮弹爆炸的火光。海面电光闪闪，海军军舰发炮射击共军的阵地，掩护国军撤退。码头上堆着无数木箱，没有闲情推测里面是什么物资，只盼望它能挡炮弹的碎片。来时路在我们脚下骚动，好像随时可以竖起来，把我们举高，使我们纷纷滑落回到原点。以后许多年，我每逢看见“上海撤退”四个字，我就回想这天夜晚的情景，这是撤退吗？这是逃亡！上将先逃，以后按官阶高低、职权大小、分成梯次脱逃，上帝遗弃了将军，将军遗弃了下级官兵。
后来知道，这天夜里，苏州河以南地区完全失守，负责守河的五十一军连夜开会，商讨起义投共。说时快那时慢，就在守军“找关系”向中共输诚的时候，张华滨海面驶来一艘船，起初我以为是幻觉，可是看众人的反应，证明那是事实。船缓缓靠岸，甲板上已经坐满了军人，它分明刚刚离开上海，为什么去而复返？这个伟大的谜、慈悲的谜，至今没人解得开。船离码头还有两三英尺远，岸边的人就往船上冲，大家都是军人，个个跳过木马。守船的部队也有准备，舷边甲板上站了一排强壮的士兵，你冲上来，他把你推下去，接二连三有人掉进江里，我听见类似下饺子的声音。还是有很多人往上冲，到了这般时分，你就是铜墙铁壁，也要来个鱼死网破。
轮船赶紧后退，离码头更远一些，守船的军队开枪镇压，子弹从我们头上掠过。人群稍稍安静下来，据说岸上的高级军官和船上的高级军官展开协商。大概协商有了结果，由船舷到码头架上一条长长的木板，好像一座独木桥，我们可以从木板上走过去。可是又有变数，甲板上早已坐满了官兵，他们本来已经脱离战场，又要回来冒这莫名其妙的险，简直火冒三丈。更何况摸黑上船的人可能踩着他们的腿，踢着他们的头。第二波推挤出现，先上船的人朝船外推后上船的人，船外就是江水。
我紧紧抓住父亲，我们裹在人流里，父亲跨上甲板，我的身体猛烈震荡，站立不稳，撒手下坠。我绝望中伸出一臂，幸而钩住了栏杆。我听见父亲低声唤我。可怜当初在新兵连咬牙切齿练过的单杠有了用处，我慢慢把身体举上来，这时候最怕有人再推我，这是我的最后关头。甲板上有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为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我们挤上甲板，只能在靠近码头的一边就地插针，以致船身开始倾斜，守船官兵再度开枪驱退码头上的人群，轮船急忙开入江心，驶向大海。天亮以后，我发现父亲是甲板上仅见的老人。我们周围都是愤愤的脸色。我小声探问昨天晚上是谁拉了我一把，居然没人回应，咳，他大概要避免触犯众怒吧，我想结一个生死之交的念头落空。
许多年后，我看电影《红尘滚滚》，这部戏因三毛编剧而知名，因第一次把汉奸塑造成正面人物而引起讨论。这部戏里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撤退的场面，一切如我亲身经历。但是我得指出，那天晚上，张华滨码头只有军人，没有平民。国军撤退，一向受难民拖累，到上海撤退的时候，上海的老百姓看清局势，没人再跟着一同颠沛流离。
船上的滋味真好，“苦厌尘沙随马足，却思风浪拍船头。”我并不知道船往哪里开，只要开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陆地好，漂浮比沉没好。三年半我奔波了六千七百公里，累了！而今而后，但愿能找到一尺土地可以站着不动，我再也不打算向外迈出一步。
第二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中共史家以解放上海为段落作了一个小结：解放军以农村起家，费时三年九个月夺得全国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一千零六十一座），然后解放军仅仅以半年时间，再占领城市九百五十三座，合计为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这最后半年，解放军进展之速，可以想见。
国军失去上海，时在抗战胜利、汤恩伯由柳州飞上海接收之后三年零八个月，我经过上海转往沈阳之后两年零十一个月。还得指出，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召开，共产主义在中国萌生，二十八年后，中共军队占领了上海。
此地一为别，正合了后来隐地的诗句：
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 都成为
看不见的背影
本文选自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王鼎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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