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Mathieu Duchâtel Sana Hashmi
编译 | 许丙南 张谦和
审核 | 顾青子
编辑 | 邓慧玲 江怡
编者按
文章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出发，探讨了台湾企业在印度投资的现状、动因、挑战和前景，以及陆印台三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文章认为，印度与台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经济互补性，但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政治风险。 文章认为，中国台湾企业在印度的扩张，是在美中高科技脱钩、大陆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行的。文章指出，印度作为一个拥有巨大人口和消费需求的国家，对中国台湾企业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信息通信技术（ICT）和电动汽车（EV）等领域。 作者建议，印台双方应加强人文交流、提高投资便利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措施，以促进三方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 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
新冠肺炎疫情、医疗物资短缺、半导体供应链中断、中国经济胁迫、东亚的军事紧张局势，以及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都越来越让各国政府和企业认识到，应管理并降低在华投资的潜在风险。鉴于此，“中国+1”思维应运而生。该术语于2010年初提出，它鼓励将生产和供应商从中国分散到其他国家，以避免过度依赖。 这种普遍的风险转移意识促使一些国家抓紧机会制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框架，也敦促企业采取降低遭遇不利情况可能性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台湾企业，在面对日益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它们试图将其投资从对岸撤出并转移到印度，印度正在成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制造基地搬迁的又一选择。
本文将探讨近期台湾企业在印度扩大布局的趋势。从成功抓住国内改革开放时期（从邓小平到现任中国领导人的“新时代”）的商机，到正确评估2019年12月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台湾一直是捕捉中国大陆趋势的先行者。 当前，有些国家和地区仍在寻求以最小的经济风险与大陆脱钩，有些国家和地区则愿意继续在大陆运营，而台湾正在加速投资多元化，远离中国大陆。这一倾向在2016年启动的“新南向政策”中尤为明显，该政策旨在减少对单一市场（中国大陆）的依赖，将经济关系多元化，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建立经济联系。 经过多年的停滞，台印经济关系终于开始“起飞”。 对于台湾企业来说，在寻求商业多元化方面印度并不是一个主要选择。 2000年到2016年，台湾在印度外资排行榜中仅排在第40位；2000年到2017年，台湾对印度FDI只占印度FDI总额的0.07%。
对与中国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新的认知为各国创造了一个罕见的机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制定政策框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并促使企业降低可能遭遇负面情景的风险。
在这个非常低的交往基数上，上升趋势终于开始显现，突显了政府和企业逐渐意识到加快多元化、减少对华依赖重要性。 截至2022年4月，台湾在印度有100多家企业，雇佣了6.5万名印度人，对印投资达15亿美元，占台湾对外投资的近1%。2018年，双方签署了升级版的双边投资协定，使台湾对印投资增加一倍。2020-21财年，印投资促进部门收到87份来自台湾企业的申请，涉及17个行业，包括电子、医疗、信息技术、制造业、发电、电子商务和零售业。
信息通信技术（ICT）供应链推动台湾在印投资浪潮，苹果的主要台湾供应商正引领这一波潮流。 苹果公司从2017年开始在印组装iPhone。台湾领先的原始设计制造商（ODM）纬创资通（Wistron Corporation）率先开始组装当时的低价机型iPhone SE。随后，台湾的另外两家iPhone组装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又称富士康，是按产量和机型数量计算的最大制造商）、和硕（Pegatron）也加入了组装iPhone 12、13和现在的14的行列。印度因此打破了中国作为唯一生产最新款iPhone机型国家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五年里，苹果在印度的战略发生了变化。最初，苹果在印度的生产是面向本地市场的；但如今，苹果的目标是在印度建立一个战略性生产基地，用于向欧洲等第三市场出口。富士康、和硕、纬创都愿意在印度扩张市场。
然而，这一趋势并不仅限于苹果等消费电子产品。半导体行业也正在经历变革。 2022年2月，富士康和印度韦丹塔有限公司（Vedanta Ltd.）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成立合资企业，在印度建立显示器和半导体制造设施。几个月后，两家公司选择了印度古吉拉特邦作为建厂地点。新闻稿中提到，“这是两家公司之间首次建立合作关系，他们的合作将助力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实现在印度建立半导体制造生态系统的愿景”。尽管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国务部长拉吉夫·钱德拉斯（Rajeev Chandrasekhar）亲自下场，试图吸引台积电（TSMC）在印投资，但台积电仍未涉足印度市场。
然而，中国台湾公司的扩张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其中一个重大挫折在于南印度纳拉萨普拉的纬创工厂发生暴乱。 造成暴乱的原因有很多，有传言称暴行得到了该邦反对党支持。但公司还存在着一些更大的问题，比如薪资拖欠。这些问题让人们担忧企业在印度的扩张前景。
2021年底，富士康金奈工厂的工人也因生活条件和食品质量差罢工。 在亚洲，台湾公司以不惜一切降低生产成本而闻名，但实际上，台湾企业在大程度上依赖中间商，因此为不法分子活动、不畅沟通、混乱、不当经营留下空间。
这个问题比那些具体的案例更为重要，它涉及印度的投资环境，以及巨大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负责发展对印商业关系的台湾官员强调，与经验丰富的中介机构合作对于应对印度复杂的监管环境非常重要。 台湾对印度及其语言的研究并不充分，但台企业未来可能或能依赖目前在台湾岛内大多攻读理工学位的2500名印度学生。
为此，台当局已经采取一些措施，包括组织名为“台商前进印度的尖兵——在台的印度留学生如何发挥综效”的活动，该活动希望将在台印度学生与当地企业联系起来。另外，还可将台积电针对东南亚学生的半导体领域精英奖学金计划扩展到印度学生和相关专业人士。然而，新南向政策缺乏一个长远的愿景，即将经济合作支柱与人文交流支柱相结合。 人文交流或在台湾-印度商业关系的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和班加罗尔科学园区之间在这方面的联系值得特别关注。
台湾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就认为有必要摆脱对大陆依赖，然而直到最近才付诸实践。 据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截至2021年，台湾对中国大陆累计投资达1983亿美元。
近年来，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有所放缓。 据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经济发展委员会统计，2011-2018 年，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平均每年为 90 亿美元，2019 年以来降至 50-60 亿美元，占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从 50% 以上降至约 30%。可以说，近年是台湾企业在印度实行供应链、产业链多样化战略的真正转折点。 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选择性脱钩、在华生产成本上升、中国增长放缓、中国政府的新冠“清零”政策，最终促成台湾省加速本土再工业化和摆脱对大陆依赖的进程。
最近，一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针对台湾商界领袖的调查显示，东南亚是这种多样化战略的主要受益者。 从2010年到2021年，台湾对东南亚投资在台湾对外总投资额中的占比从6.3%增长到30.6%。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公司视《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为投资越南的有利因素，希望从越南出口欧盟的减税政策中获益。
印度现在已经成为台湾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是在亚洲制衡大陆的长期力量。台湾当局外交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致力于加强与印度的联系，他认为“位处防堵中国最前线的民主国家应该共同合作，遏制威权主义的扩张”。吴钊燮还宣布，“台当局将鼓励并为有意在印度投资的本地制造商提供帮助”。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描述印度为“理想的商业地点，因为那里拥有充足的高技术人才”。
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在推动台湾公司将印度视为一个潜在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像“南向政策”帮助台商进军东南亚市场一样，“新南向政策”将台湾投资者的潜在市场扩大到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 在这个框架内，印度被确定为一个关键的伙伴国，非常符合台湾减少对大陆依赖并保持外部接触多样化的目标。但是，新南向政策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虽然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尚未为台湾企业向南进入新地区提供一套指导原则，尤其是在印度。 对于印度来说，与台湾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助力印度建设成为一个替代性供应链中心，这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政府明确提出的目标。 尽管缺乏正式的外交关系，印度仍然认为台湾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印度台北协会会长戴国澜（Gourangalal Das）强调，“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使其成为印度实现自力更生目标的理想伙伴”。
对印度而言，与台湾更深入的合作可通过台湾与印度各邦政府直接合作来实现。各邦政府也正在成为台湾在印投资度的有效渠道。 与中央政府相比，各邦政府在拥有稳定政治格局、投资友好政策、充足的人力资源、适当的基础设施的同时，在与台湾的合作方面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在印度，各邦政府竞相争取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投资。最近，特伦甘纳邦政府代表团访问台湾，与半导体产业代表会谈。 纬创科技已在卡纳塔克邦有着相当大的业务并正在寻求向印度其他邦扩张，而特伦甘纳邦可能成为纬创科技等公司的潜在目的地。
在邦政府加强与台湾的商业联系并吸引台湾投资的同时，中央政府也推出了一些吸引电子制造、半导体、电动汽车等领域企业在印建立供应链的政策。
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 该计划于2021年启动，旨在促进国内14个关键领域制造业发展。在PLI计划的支持下，和硕在金奈建立了一个苹果制造工厂。2021年，富士康和纬创也获得了PLI计划的准入资格。这样的计划对于那些在后疫情时期寻求轻松进入和扩展印度市场的公司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印度的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生态系统： 印度正在努力对标韩国和台湾，建立一个有效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作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的一部分，莫迪宣布了一个投资100亿美元的综合计划，用于发展印度的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生态系统。印度目前还没有任何半导体制造厂，这些工厂是制造芯片所必需的。这些政策将对吸引台湾公司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虽然这个计划看起来很有野心，但它是否能促使台湾企业认真考虑印度还有待观察。
电动汽车（EV）供应链： 印度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电动汽车制造中心。在印度，对价格相对实惠的电动汽车的需求不断增加。根据印度电动汽车制造商协会（SMEV）数据，“2021年，共售出236,803辆车，其中包括88378辆二手电动摩托车、88,378辆电动三轮车、4,588辆电动四轮车和公共汽车”。在印度发展电动汽车供应链既有助于解决国内空气质量恶化的挑战，又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印度的软件技能和台湾的硬件能力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这种合作可以帮助印度升级其电动汽车供应链。双方合作方兴未艾，比如台湾电池更换技术领先企业Gogoro，正与印度的Hero Motocorp合作进军印度市场。 这一进展对印度来说是个好消息，它标志着印台关系迈入新篇章，对建立印度芯片生态系统是一种推力，最重要的是能促进印度成为替代性供应链转移的重要目的地。 台湾和印度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双方存在互补性，而且随着两国减少对大陆的依赖，这种合作更具有价值和潜力。 虽然双方都有合作意愿并进行了一些准备动作，但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一个主要障碍是自由贸易协定（FTA）未能达成。不熟悉印度市场和激励措施致使台湾企业对印度的机会持谨慎态度。 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 代表葛葆萱建议，“印度和台湾应该尽早确定拟议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它将消除所有的贸易和投资障碍，并帮助创造一个有弹性的供应链。”台湾方面主动推进可以理解，因为台湾公司正在寻求降低运营成本，并需要更大的可预测性。
与欧盟不同的是，台湾已经与印度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并在签署FTA方面表现出比欧盟更开放的态度。 不过，双方并未达成FTA协议，台湾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得不在没有协定的情况下开展业务。
班加罗尔公共智库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表示，印度保守的贸易政策一直是该国过去未能建立先进制造产能的关键因素。 相比之下，欧盟-越南自贸协定对台湾公司在越南投资的推动作用，提醒人们重视欧盟和印度正在进行的欧盟-印度自贸协定双边谈判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它可能在台湾公司等各方减少对大陆依赖相关风险方面所发挥的附带作用。然而，应意识到外交政策框架和协议在引导投资趋势方面的局限作用。在印度与台湾关系方面，苹果的战略以及半导体行业的全球性力量，一直是本文所描述的新趋势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台湾和印度都需要超越苹果供应链的范畴。尽管台湾和印度都有意愿促进经济合作，并且台当局的想法尤为强烈，但台湾投资者对印度的兴趣相对缺乏。 在一个公司层面，减少与大陆相关的供应链风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数以千计的供应商，甚至是多层次的供应商。供应链安全问题是印度工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尽管如此，在印的商业可行性和运营成本将比各国的外交政策取向更具决定性。 作者简介：
Mathieu Duchâtel，法国蒙田研究所国际研究主任、常驻高级研究员。
Sana Hashmi，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博士后研究员。
本文编译自The Leaflet2022年10月26日文章原标题为An Alternative Supply Chain in India? Taiwan’s Experience， 原网址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expressions/alternative-supply-chain-india-taiwans-experience *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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