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脾气坏到让人闻风丧胆，极端地和妻子双双自尽！却是最敢说真话的中国人（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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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较长，请耐心阅读)

唐代诗人崔颢写过一首
《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此诗境界开阔、自然宏丽，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数年后，诗仙李白游历至此。据说兴之所至，也欲赋诗一首。但读罢崔诗后，李白搁笔而去：“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1300年后，一群翻译家，

读罢傅雷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后，

发出了和李白一样的慨叹：

“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

许聪这样翻译：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韩沪麟这样翻译：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而傅雷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不言自明。

傅雷这翻译，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

傅雷一生，翻译过33本名著。他的译本，除了人名有点洋味外，文章本身几乎看不出翻译痕迹。“既展现了原作之神，又展现了中文之美。”傅雷有本《国语大辞典》，译到外文成语或俗话时，他一定会在辞典中寻找妥帖的成语俗话来匹配。他还给自己订了规矩：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这样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译完之后，他还要逐字逐句细细爬梳。“一句话翻得不好，十年都会耿耿于怀。”以至于法国人说：“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了。”
因为这么“顶真”，傅雷成了一代翻译巨匠。也因为这么“顶真”，傅雷58岁就自杀而亡。

1908年4月7日，

他生于江苏南汇县傅家宅，

（今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

因出生时哭声震天，

族中长者取义《孟子》中，

“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

俗谓大发雷霆为之怒，

为他取字“怒安”，名“雷”。

虽然名字中有雷，

但他却是温文儒雅的2号人，

同时2号人善解人意，

的确是做翻译的合适人选。

为使他受到良好教育，

母亲效孟母三迁，

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

搬至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

这对他的人生，是关键的一步。

而母亲平时对他管教极严，

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只因为他读书时打了个盹，

母亲就不惜用滚烫的烛油去警醒他。

有次，他逃学了，

那天夜里他睡沉后，

母亲居然用包袱皮把他缠捆起来，

拖出门外，准备将他投入水中，

他大声喊叫引来邻居，才得以获救。

回忆自己的童年，他形容：

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严苛专制的家庭环境，

养成了他悲观刚烈叛逆的性格。

12岁时，他考入上海南洋中学附小，

因离开了母亲，他被压抑已久的，

少年天性终于得以被释放，

十来岁就难掩他“敢怒敢言”的个性了。

13岁时，他因顽劣被南洋附小逐出，

于是他又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

16岁时，因公开反对宗教，

他又再次被校方开除，

后来他又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

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

满腔热血的他参加了五卅运动，

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

又差点被捕入狱，

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他回乡。

1926年秋，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学，

面对国内血雨腥风的政治形势，

加之对国内大学教育的失望，

他产生了留法的念头。

1927年的最后一天，

他告别母亲乘上邮船赴法，

自此翻开了生命中崭新的一页。

1928年，他考入巴黎大学，

除主修文艺理论外，还常到博物馆、

艺术馆揣摩艺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

他与刘抗、刘海粟夫妇，

法国画家阿尔培·裴那等过从甚密，

留法期间，他还开始了，

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学子峥嵘，浴德自修，

赤子归来，江声浩荡。

1931年，他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

而他的“坏脾气”和才华一样闻名，

令人“闻风丧胆”。

傅雷和刘海粟

他经常和朋友，因艺术和社会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的朋友们都说：他为人刚直、固执，里面是方的，外面也是方的。无论做人、做事，不来半分虚假，看不惯的就要说，有意见绝不折中，也不肯随波逐流，总是据理力争，坚持己见，他的“坏脾气”、“狂怒”也就出名了。
画家张弦是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有一次，刘海粟叫张弦到家吃饭，却安排张弦临摹一幅画，自己打麻将去了，中午回来，便在张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让张弦到家吃饭，再临一幅画，又署了自己的名字。他看不惯，为张弦打抱不平。
1933年，他毅然提出辞职，他说：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
这就是刚直顶真的傅雷，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真实！
 在天才面前，他极其谦逊，为了让藏于深海的珍珠被世人所知，他却从来不吝赞美，不辞辛劳。杨绛就曾说过：“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熙良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
张爱玲作为新人在文坛上，异军突起，独放异彩，他深深为这位女作家的才华而狂喜，但张爱玲随后发表的，《连环套》却让他感到不满，按捺不住对一个天才作家的关切，他提笔写了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然而张爱玲依然“我行我素”，直到30年后，张爱玲才终于承认，自己也对《连环套》的问世大为后悔。  他对黄宾虹的艺术造诣深为佩服，便亲自组织，为黄宾虹这位，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画家开个人画展。由于他的赏识与大力推荐，黄宾虹才广为人知，确立了他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一代宗师的地位。 

说起自己的“坏脾气”，他解释道：
我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因为一部坏作品，因为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都会愤怒得大生其气……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自有一寸的欢喜，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真理！

从国立艺专辞职后，他回到上海，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

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

“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

他闭门不出，

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

抗战胜利后，激情满怀的他，

又将视野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

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

并联系筹建“民主促进会”。

他遗世独立，横而不流，

铁骨铮铮，为国为民，

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祖国！

在家闭门不出的他，不仅专注于翻译，还专注于教育孩子。
顶真的他，对人、对事、对生活一丝不苟，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是严苛。他对两个儿子，傅聪、傅敏的教育是严厉的。每天吃饭，他都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同席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说话时决不能将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他常对孩子们说：“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

他对孩子是严苛的，但却尊重孩子的兴趣，当他看到傅聪在音乐上极具天分后，傅聪7岁半时，便让他开始学钢琴，可练琴枯燥，傅聪时不时就会偷懒，比如，一边弹奏一边偷看《水浒》。因此屡遭他修理。至今傅聪鼻梁上仍留有一道伤痕，那是由于有一次训斥傅聪时，性情火爆的他火从心头起，顺手抄起了，一个装蚊香的碟子甩了过去，正好砸在傅聪的鼻子上。

而傅聪的个性被他早早地锻炼了出来，在父亲的威严下，傅聪17岁时，已能自觉刻苦，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就是酷暑天，衣裤湿透也不懈怠。在某种程度上，傅聪也继承了父亲刚烈的个性，1953年一次参赛，他独奏获得三等奖，竟气得把铜牌摔在地上。两年后的1955年，傅聪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夺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一举震惊世界乐坛，被誉为“钢琴诗人”。

比赛结束后，傅聪要留学波兰。临行前，他对儿子叮嘱道：
“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第二天，他就开始给儿子写信了，就是从这一封信开始，他们父子之间的鸿雁不断。
傅雷家书手稿
他在信中，跟儿子诚挚地道歉：孩子，那次失手，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
跟儿子谈人生：我认为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的。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仍会了解的。
我一生作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跟儿子谈爱情：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
跟儿子谈艺术：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
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教育自己的孩子爱国：钟声复起，天已黎明……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但愿你做中国的——新中国的——钟声，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
他将对儿子的嘱托和关心，密密匝匝地写进信里，用一个父亲的深情和人生经验，帮远在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儿子，解决一些或大或小的烦恼。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不在教训，而在熏陶。

陈丹青曾感慨道：

“我希望今天还能有这样，

通过家书教育孩子的父亲，

还能给孩子这样写信。

问题是就算他能写信，

有没有这么好的见解、这么好的文笔？

人文水准已经整体沦亡了。”

他不仅用万金家书为世人，

留下了教育孩子的宝贵经验，

在翻译上，更是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不管是炮火连天的战争日子，

还是天灾人祸或是政治动乱的时日，

他都坚持做翻译事业，

不与周围腐朽的世界相妥协，

并且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去影响它、改造它。

他人格上求真，做起事来，

他的“较真”，亦是别人比不上的。

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他一直以来的座右铭。

他十分严谨，在动手翻译前，

总是会把原著看过四五遍，

弄懂弄通了，真正领会了，

其中的神韵、风格，才会开始来翻译。

遇上不懂的地方，

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

往往先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

搞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

而译完之后，当他感到不满意时，

有时会重译甚至三译。

比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

他就前后译过三次。

从第一次译《高老头》到最后一次改译，

经过了十七年的漫长岁月，

其翻译态度的严谨与执著，令人钦佩。

抗日战争前，他还翻译出版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册，

直至1941年，他完成了全部四册，

一百二十万字的翻译。

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他竟又花费了两年时间重译这本名著。

他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

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

事后仍会发现不妥…...

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

而传神愈感不足…翻译工作，

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较真的他，使他翻译的文字，

不但有原作之魂，

亦有中文之美，可谓字字珠玑。

有人读完他译作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后，

发出这样慨叹：

“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

许聪这样翻译：

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韩沪麟这样翻译：

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而傅雷这样翻译：

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不言自明。

法国人说：再也没人，

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

《约翰·克里斯多夫》作者，罗曼·罗兰

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

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

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

长久以来，《约翰·克里斯多夫》，

不知唤醒了多少即将沉沦的灵魂。

学者王元华说：

在日伪统治下，看不清人生的方向，

不止我一人从书中找到生活的自信，

想必有无数青年也从中，

得到了巨人手臂的援助。

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

就永远无法把，

克里斯多夫的影子从心中抹去。

他成为了一代翻译大师，

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

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

讨论翻译问题，他提了份书面意见，

结果在会上却掀起轩然大波。

他讨论翻译问题，

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

才能说明问题。

他信手就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

他没料到这份意见书，

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

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

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

很多人都大骂他狂傲，

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当场气得大哭。

事实是什么，他便说什么，

他内心的“真”，与他做人的“刚”

走到一起，难免就是得罪人。

事后，钱钟书写信“责备”他，

读罢钱钟书之信，他生气了。

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越想越觉得，

自己这事是做得欠妥当，

于是又给钱钟书去信，主动“承认错误”，

他不是狂，是不愿假，

他求的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灵魂，

不徇私，不媚权，

他说：没有真，心就立不住，

心立不住，人就立不住，算不得一个人。

可也是他这颗赤子之心，

在未来，也给他带去了可怕的灾难。

1954年，他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

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5年，他当上了政协委员。

他干的十分认真，

写的总结、意见书达18万字，

涉及到文学、音乐、美术、国画、

儿童读物等极其广泛的领域，

为写这些东西，他还做过很多调查。

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

他就不停练习掐时间。

然而1957年，政治风云突变，

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他。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他，

暗示他，检讨时不妨将调子定高点，可他一向直率，从不虚伪矫饰，
他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廉价的检讨。

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

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而1958年，他又被划为了右派，

当时，在全国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但被划为右派后，他不被允许出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舍他的才华，去请示中央宣传部，回复是：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必须改名。可他却一口回绝出版社：

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不明不白成了右派，因此要我改名，我不干！
傅雷译稿
出版社没辙，只好内部商定，
一面请他译书，支付稿酬。
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1961年，他终于“被摘帽”。有了右派的教训，至此之后，
他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然而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人哀伤，因为用眼过度，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甚至有失明的危险。

可尽管他不问世事，却依然无法在那个时代，安然置身于事外。那场可怕的浩劫，轰轰烈烈地来袭了。

在那个年代，文化人自身难保，敢于在领袖面前拍桌子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选择了妥协。一向犀利的周作人，也开始写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记，
唯独傅雷，坚持自己的刚直，不委曲求全，不说任何违心的话。
1966年8月30日，一群红卫兵冲进他家，领头人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李名强一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他回敬：“你混蛋！”
李名强带领红卫兵一番搜索后，在他家阁楼找到一箱子，箱里有一面嵌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还有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这便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他解释说：这箱子是姑妈，多年前托我保管的。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
然而一切无济于事，
他和妻子朱梅馥被罚跪在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尽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他们连续的被批斗了4天3夜。
红卫兵们带着胜利的得意，绝尘而去，他和妻子已经三晚没有合眼，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满了大字报。

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曾被傅雷命名为“疾风迅雨楼”
在他的心底，有着儒家“士”的传统，士可杀，不可辱，至死要忠于灵魂。赴死的念头，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早在被划右时他就曾在家中，与妻子沉默良久，随后欲言又止，内战结束时，他从香港回大陆，发誓“死也要死在故土”，兜中揣着的是一瓶毒药。

没有沉默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但总有死亡的自由吧？

1966年9月2日，他在绝望中毅然选择了后者。朱梅馥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丈夫，
她知道，此时再多的言语再大的宽容，也无法挽回一切，去拯救他。而她就选择：与他一起赴死，君死，吾也不苟活，她也去意已决！

面对满地的狼藉，朱梅馥对保姆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
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体面地死去。

这一年，他58岁，朱梅馥53岁，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跟随丈夫身后，上演了一场浩荡的绝世深爱。
她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在几页遗书的文字里，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半点不满和抱怨。他们只是平静地交代后事。

他们在遗书中三次道歉，为姑母、为三姐、为遗书的托付者朱人秀：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他们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

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他们甚至还预留好了自己的火葬费：53块3毛。
在对这个世界生无可恋的时候，
他们想着的是不给别人添麻烦，
他们仍然坚守着文明的底线，尽管文明已先于他们被缢死。

1966年9月3日，那天凌晨，世人沉睡，恶鬼狰狞。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中国文坛一颗至真至纯的灵魂，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形式，悲壮地告别了那个肮脏的时代。
上午，保姆周菊娣发现，每天都会准时起床的傅雷，今天竟没起，等了一阵后，周菊娣去敲门，无人应。当她推开门时，眼前的惨状令人心如刀割，傅雷夫妇已双双自缢而亡！

人究竟可以高贵到什么程度？！傅雷夫妇在悬梁自尽前，居然还在凳子下面，小心地铺了一层棉被，为的是当他们踢掉凳子的时候，“咣当声”不会吵醒家里的保姆。高贵，原来只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即使周围都被黑暗吞噬，也无法遮蔽人性的光亮！

傅敏收到父母死讯后，没哭，因为，人悲伤到极点时，便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远在海外的傅聪，知道父母死讯后，也是如此，他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而之后到了80年代中期，傅聪回京表演，有晚没演出，他坐在宾馆房间里看电视，当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已是中年的他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身后钢窗就是傅雷夫妇自尽之处

1981年，为了纪念父亲，

傅聪、傅敏兄弟俩将留存的家书，

选编出一册交给三联书店出版，

于是《傅雷家书》得以面世，

几十年来畅销不衰，那天晚上，

傅聪拿到《傅雷家书》后，

久久无法入睡，他从不酗酒，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傅雷家书》

和许多父亲一样，傅雷严厉、絮叨，

但他的睿智、广阔、深邃，

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

《傅雷家书》里除了生活琐事之外，

去建立自己高尚的情操和思想。如何让一个青年人，

金庸曾这样评价《傅雷家书》：

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傅雷夫妇离世47年归葬上海南汇傅聪忍不住掩面哭泣

许多人都问，傅雷为何会自杀。儿子傅聪说：“父亲经常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这是中国文化特殊的悲剧精神，他一开始就是烈士，这是他的命运。”儿子傅敏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
用作家陈村的话说：“这就是他最刚烈的一面，他觉得世道不好，就不跟你们玩儿了，他永远忠于自己。”
 傅雷死后，他“一生的对手”施蛰存感叹：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中国知识分子中间。

他如赤子般严谨治学，

将大量外国作品译介过来，

使巴尔扎克、罗曼•罗兰、

伏尔泰等文学，思想巨人，

立体地站在国人面前，

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

他如赤子般行事做人，

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

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他如赤子般教导孩子，

打开《傅雷家书》，

就能遇见一位父亲对于孩子的

脉脉温情，朴实无华、真挚感人。

他不仅滋养着他的孩子，

也滋养了世间无数的心灵。

他曾在家书中告诉儿子：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天真未凿的赤子，

也是世间最高贵的英雄。

正如他的译作《约翰·克里斯多夫》书中，

序言所写：

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时间，

只是永不被黑暗所吞噬；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劣的情操，

而是永不被卑劣的情操所征服。

他悲壮的离去，

带走了一个时代的温厚与优雅，

却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留下了正直，明媚，高贵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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