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生长的妖艳罂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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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过作家梦想。因为当时的说法是：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像林语堂、梁实秋、胡适、徐志摩、傅斯年、张爱玲……到处是他们的作品。

当时觉得这些大师的作品，很多文笔优美，特别是散文和人文作品，充满了花前月下、诗情画意的情调。背诵部分精华片段下来，谈恋爱或者装B都绰绰有余。

然而多年过去，回头再翻翻这些大师作品，已经没有了那种情怀感动，反而越发觉得其中充满了无聊、矫情和空洞，还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民国的30多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状态，民生艰难，战乱延绵，前面是各路军阀大战，后面是日寇侵华。可谓山河破碎，百姓苦不堪言，整个国家置身悬崖边上，往后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

但在这些大师的作品中，我几乎读不出那个时代的脉搏，没有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没有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没有国家危难关头的紧迫感，甚至没有多少普通人的人文关怀。摘录一些大师们的著名词句：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要去接你。——梁实秋《送行》
　　
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林语堂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爱》
… …

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感悟。通过这些文字，我们感受到的是民国的花前月下，十里洋场，歌舞升平。

的确，当时的民国有黄包车，女人们开叉的旗袍，有弄堂雨巷、家短里长，甚至已经有了煤气、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和电梯。

大师们的消遣除了麻将、高尔夫，还可以去青楼买醉。

租界里动不动会搞“花国选美”，妓女们浓妆艳抹、争芳斗艳，冠军居然叫“大总统”，还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

不是么？张恨水的两本小说，《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描写的民国富家贵族的爱情和日常生活，成了无数民国粉心中的经典。

民国粉们所津津乐道的，民国时期“大师遍布”“经济自由”、“社会开放”、“文化发达”，不好意思，那都是对极少数的上层人士而言。

对于这些人而言，民国，是天堂。

他们不仅生，而且生活的很好。

但是，有些人的盛世，是更多人的荒年。

在他们的身后，是老百姓食不饱腹、衣不遮体，还要时常被地主劣绅压迫；是列强的肆意横行，是日本帝国的虎视眈眈，整个国家都没有什么重工业能力，连简单的枪炮都生产不好。　

闲情逸致的时候，读读这些散文，品味文字优美，的确是一种享受。然而放在那个时代，这种闲适就像是在废墟中，生长妖艳的罂粟花。美丽，让人沉醉，让人忘记现实痛苦，没有人会想到如何清理这废墟，建设一个新家园。

后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会生长出这样的文艺之花。

那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时代，地主和买办是社会的精英主角。国外的势力引导，加上买办阶层的需要，共同捧红了这些大师。作为宗主国，对殖民地当然要推行奴化教育，至少要对势力范围内的国民，进行弱化软化的教育，所以就要大力提倡这些卿卿我我的情怀文章。这些“大师”中，很多人都有留学国外名校的经历，很少有人赞成社会主义、支持共产党，胡适之流还叫嚣“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活脱脱一个洋奴，自然更容易得到重视。

作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层代表的民国政府，列强想推什么文化，他们自然唯马首是瞻，也舍得花钱去捧红这些大师。反正维护这样的统治秩序，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什么国家兴旺民族自立，对他们来说，都不如守住手里的利益来得实在。

不妨去看看当年国民党政府的“盛况”，留美留欧博士俯拾皆是——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
驻美大使：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
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结果这博士那大师，加上留学东洋的蒋委员长，把民国治理成扛一麻袋钱出去买不回来一麻袋手纸，把民国国民治理成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六岁的“强国”。

呜呼！大师安在哉！

印度和民国何其相似，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词句，经常出现在《读者》《青年文摘》《知音》之类的杂志中，西方人对这位印度诗人，也不吝赞赏，给了他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