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语言学 | 日本老年护理沟通研究之文献综述

2019年第6期

专题研究：语言与人口

作者简介

彼得·巴克豪斯

Peter Backhaus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文学语言学。

张天伟（译）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句法学。

方小兵（校）

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规划学与术语学。

日本护理沟通研究：

文献综述

彼得·巴克豪斯1，

张天伟2（译），方小兵3（校）

1.早稻田大学　日本　东京　169-8050；

2.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3.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提要

本文以日本为例综述了有关老年护理沟通的研究。文章总结了日本之外国际学界对该问题的先前研究以及得出的主要特点，并把它与日本的研究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日本学者的很多研究结果与其他文化语境下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其中包括护理者与被护理者整体上缺乏沟通，护理任务对言语互动的影响，护理者和被护理者之间存在权力差异，以及护理人员应该多使用礼貌用语。此外，文章还指出了日本护理研究所特有的两个现象：外籍护理人员的聘用，机器人及其他人工智能设备的使用。

关键词

沟通；老年护理；日本；外籍护理人员；护理机器人

一、引言

本文综述了老年护理沟通这一课题的最新研究，重点关注日本的情形。首先，论文第二部分简要介绍日本最近的人口发展情况，从而表明日本人口变化的新形势促使人们对一般性的老年护理问题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护理沟通的作用。第三部分回顾了国外关于护理沟通的研究，概述了一般的社会语言学背景，总结了全球研究人员所认定的护理沟通的主要特征。第四部分对现有的日本研究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部分又分为两小节。第一节讨论了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框架下所进行的相关研究，第二节介绍了有关日本老年护理沟通话题的其他常见研究方法。结语部分总结了主要观察结果，并指出尽管其他国家与日本存在文化差异，但日本人的护理沟通实践与研究有许多地方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二、日本的老年护理

日本的人口统计数据经常见诸报端。日本人的中位年龄为46.1岁，平均预期寿命超过83 岁，如今的日本可以自豪地说，日本可能是世界上人口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其老龄化速度非常惊人：197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7%，而今这一比例已高达28.2%。根据日本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的预测，到206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40%（IPSS 2018 ：表2-8）。这对日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包括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毋庸多言，照料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是日本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和许多国家一样，日本的老年人传统上是由家人照顾的。人们期望长子在婚后与父母同住，并照料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去，这一重任实际上主要由儿媳来承担。然而，随着核心家庭和单身家庭的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已经难觅踪迹了。尽管与年长的父母或公婆同住的现象在日本仍比在多数西方国家更为普遍，但以家庭为基础的护理越来越难以获得。

日本社会及立法工作者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才摆脱家庭养老观念的束缚，不再以去养老机构养老为耻。这一转变的主要障碍与姥背山的传说紧密相关。据说当年长的家庭成员成为负担时就会被遗弃到这座山上，并让他们最终在那里死去（Bethel 1992）。

尽管日本的机构养老有着这样的负面形象，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社会福利体系重组和老人护理全面社会化的法律（Coulmas 2007：第六章）。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200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LTC）的引入。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基于保费的保险计划，它可提供更广泛的家庭帮助、机构护理和日托服务（IPSS 2014：33～41），其目的在于减少住院护理负担。到20世纪80年代末，住院护理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财政问题。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最新数据（MHLW 2018），截至2016年日本有超过550万人使用LTC提供的服务，其中16.5%的老人居住在各种类型的护理机构中。这表明，对越来越多的日本老年人而言，集中居住护理正在成为现实。

LTC的高度普及导致了护理机构的严重短缺。特别是城市人口不得不面临长时间的等待，还有大量的所谓“护理难民”拼命想进入护理机构，以便获得长期护理。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日本缺乏合格的护理人员。糟糕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收入使得这个职业领域的应聘者数量很少，而且流动性非常大（Aoki 2016）。正如日本社会学家上野智子（Ueno 2011）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护理工作仍然缺乏应有的社会和经济认可。

为解决老年护理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近来日本提出了一些新的解决策略，如推广机器人技术。另外日本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达成了双边经济伙伴协议，允许外国护理工作者进入日本市场。如本文第四部分所述，这些动向都对近期日本老年护理交流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不妨先来大致了解一下日本之外就这一话题的先期研究。

三、沟通与护理

老年护理中的沟通话题在社会语言学和话语研究中分别发展成两个相对成熟的子领域：机构互动和与老年人的沟通。第一节我们将具体描述这两个领域与护理沟通方面的相关性。然后，我们将对这一主题进行更深入的实证研究。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世界范围内护理沟通的一些共同特征。这些将在第二节中介绍。

（一）

社会语言学背景

护理机构的沟通是一种机构性互动。赫里蒂奇（Heritage 2004）认为，机构性互动有很多特征，具体包括：话轮转换和话轮设计存在常用模式；有一个通常被称为“目标-任务导向性”的结构组织；在机构情景中存在常用的词汇选择；护理者与被护理者在获取知识的渠道和利用知识的机会方面存在话语权的非对称性。

护理机构通常被归为“全域机构”。戈夫曼（Goffman 1961 ：xiii）认为，这是“一个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在这里，有大量处境相同的人，他们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社会隔绝，一起过着封闭的、正规管理的生活”。虽然戈夫曼自己的研究从来没有专门聚焦于老年护理，但他对全域机构的概念已经为许多后续研究人员在研究老年护理中的互动时所参考（例如，Gubrium 1975、Marson & Powell2014）。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相关的话题，即与老年人的交流。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语言能力会发生各种变化，这一点需要加以考虑（Wright 2016）。有一部分老年人确实患有认知缺陷，然而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强调，对待这种缺陷的态度可能会对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沟通带来重要影响，无论这些老年人是患者还是健康人。

有关养老机构内外代际交流的研究发现了可称为“长辈腔”或“老人语言”的特定说话方式。赫默特和瑞恩（Hummert & Ryan 1996）认为，该方式由关心和控制态度的辩证关系主导，由4 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1）指令式谈话（例如使用指令、咒骂、呵斥）；（2）婴儿式谈话（例如使用小名和昵称）；（3）私人式谈话（例如过度表扬）；（4）敷衍式谈话（例如通过选择特定话题）。库普兰和伊兰-麦克伊文（Coupland & Ylänne-McEwen 2006 ：2336）认为，屈尊谈话“可能源于非常明确的关系目标，比如表示关心、关注和赡养”。然而，由于受控制的固有因素影响，屈尊谈话也常与无礼的话题联系在一起（如Hummert & Mazloff 2001）。

（二）

护理沟通的主要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探索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照护对象与照护专业人员之间的自然互动关系。

护理机构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语言交流本身往往相当稀缺。格兰杰（Grainger 2004b ：480）在一篇相关主题的最新文章中指出“护理人员和养老人员之间明显缺乏交流”是之前研究的首要主题。这与兰斯莱（Lanceley 1985 ：129）的观点相呼应。兰斯莱在近20年前的文献综述中已经指出，“在老年护理中，护患双方的语言交流极其缺乏”。

各种定量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趋势。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沃德等人（Ward et al. 2008）对英国养老院智退症患者护理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养老人员和工作人员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接触，而且大多数的互动都少于5 秒。他们总结道，“沉默是老年日常护理的主导模式”（Ward et al. 2008 ：636）。

卢宾斯基（Lubinski 1995）将机构护理描述为一种“沟通有障碍的环境”。她强调，这不仅仅是由于老人的言语障碍，而且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如物理环境（座位安排、背景噪声等），以及护理员工工资菲薄、教育不足、工作时间严重受限，对护患交流的价值整体预期较低，等等。努斯鲍姆（Nussbaum 1991 ：152）也提及与上述情况类似的条件限制，他甚至称养老院的环境是“一个潜在的互动饥荒”的地方。

研究的次要主题是护理沟通的任务导向性质，这与上面的主题有部分重叠。与许多其他形式的机构互动一样，护理沟通通常不会为了谈话而谈话，而主要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萨克威（Sachweh2005 ：47）在一本关于护理沟通的德语初级读物中总结道，养老人员和医护人员之间的口头互动“主要用于宣布、应和、澄清或解释必要的护理活动”。在这种背景下，语言被视为“完成某项合作行为的工具”。

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例如，瓦格尼尔德和曼宁（Wagnild & Manning 1985）在对美国得克萨斯州老年长期护理机构的常规沐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他们调查的养老人员与员工的互动中，多数情况是，要么只包含以任务为导向的谈话，要么根本不存在对话。格兰杰（Grainger 2004b ：482 ～ 483）引用了许多其他的定量研究结论，这些研究表明护理交流更多是与护理任务相关，而非私人性质的谈话。她在英国威尔士一家老年医院的数据中也发现了这一趋势。波森诺（Posenau 2014）在德国一家护理机构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也进行了类似的观察，并在其数据中发现机构主要的交流目的是完成护理工作。

这并不是说护理任务是养老人员和工作人员谈论的唯一话题。之前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一些明显与任务无关的谈话模式，被称为“工作之外的谈话”（Fairhurst 1981）、“非程序性谈话”（Wagnild &Manning 1985）或“社交式闲聊”（Macleod-Clark 1982）。在护理互动中，这样的谈话通常不会单独发生，而是与任务谈话同步发生。吉布（Gibb 1990 ：16）在一项关于澳大利亚护理机构日常洗浴的研究中发现，这可能会导致任务型和非任务型语言的“谈话混合”。老年护理第三个共同的主题是养老人员和护理员工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如上所述，这是养老机构互动的普遍特征。然而，考虑到住院护理的“整体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对称可以被认为更加明显。休森（Hewison 1995）在对英国一家老年医院的研究中，发现了医护人员在说话时明显展现出更多权力的众多方式，包括表明护士“负责”的指示和训诫，当养老人员拒绝遵循建议时的继续劝说，以及经常使用亲昵用语来“强化良好行为”。

萨克威（Sachweh 2000）在德国一家养老院的研究中，参照布朗和列文森（Brown & Levinson1987）的礼貌框架，分析了养老人员和护理员工之间的权力差异。她汇编了一份有关护理人员话语的完整目录，里面列举了对养老人员几乎毫不掩饰的当面威胁话语，这种威胁明显体现了机构秩序中的权力不对称；还包括使用亲密的第二人称代词称呼、使用贬义表达和婴儿用语、打断养老人员说话并为其擅作主张；以及工作人员当着养老人员的面谈论养老人员，对其行为进行不加掩饰的批评，等等（Sachweh 2000 ：178 ～ 188）。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马斯登和霍尔姆斯（Marsden & Holmes 2014）对新西兰两家护理机构的研究。该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人们更倾向于重视彼此的关系，而不是权力的多寡。他们的分析表明，大多数护理双方的关系是“温暖的和友好的”（Marsden & Holmes 2014 ：31）。这在他们的研究数据中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包括通过词汇、句法和韵律方法反复软化护理人员的指令，相互使用亲昵用语，以及养老人员和工作人员之间就相关话题的闲聊。

与最后一个话题有关的是幽默和笑话的使用。格兰杰（Grainger 2004a）在她来自威尔士的数据中发现，幽默是一种可行的策略，可以缓解权力关系，并处理机构护理中固有的面子威胁。她举了一个洗澡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玩笑被用来创造一种熟悉感，这有助于“使一个非亲密人的亲密帮助合理化，并让老年人乐意接受这一帮助”（Grainger 2004a ：48）。同样，马斯登和霍尔姆斯（Marsden &Holmes 2014 ：27 ～ 28）给出了几个例子，表明“在处理具有挑战性、可能令人尴尬或不愉快的情况时，幽默可能极为有效”。

如上所述，世界各地先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些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老年护理环境中养老人员与护理人员之间互动的明显特性。虽然大多数研究人员似乎对这些特征持比较批判的观点，但也有研究表明，尤其是马斯登和霍尔姆斯（2014）认为有意义的、圆满的沟通能够而且确实存在于机构养老环境中。

四、日本本土的研究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在日本最近人口发展趋于老龄化的背景下，老年人护理已成为公众和学术界日益感兴趣的一个主题。虽然沟通在整个领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越来越多的学术出版物表明，这个话题正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值得进行科学研究的课题。

对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学术论文数据库（http://ci.nii.ac.jp/）的关键字搜索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一进展，该数据库包含来自所有科学领域的大量日本学术出版物。图1 给出了1980 年至2016 年之间发表的同时包含“护理”与“沟通”这两个词语的文章检索结果。可以看出，2000 年以前发表的文章屈指可数，最早的是1986 年发表的关于帕金森患者护理的研究（Shimanouchi 1986）。2000 年以后，这一数字迅速上升（虽然不是很稳定）。迄今为止，年平均产出在60 份出版物左右。

下面我将回顾护理沟通中最重要的一些研究。话语分析和社会语言学是最常见的两个角度，将在第一节中进行讨论。其他类型的护理沟通研究将在第二节中予以总结。

（一）

互动中的护理

最早的研究之一是天田（Amada 1999）在1994年进行的。他在一家未透露名称的老年护理机构的智退症病房观察了4个月，根据现场记录，他发现智退症患者之间的对话不一定是错乱和混乱的，这些特征往往是由工作人员以任务为导向的干扰造成的。在这方面，天田注意到，养老人员之间的对话更容易在大堂等非工作空间中进行，而在休息室和自助餐厅则很少发生任何与任务无关的交流，甚至很少发生交谈。天田（Amada 1999 ：222）突出了“控制”的问题，他指出，日常工作通常被认为是这种类型的“管理护理”的目标本身。他进一步批评机构工作人员经常用不恰当的方式说话，把养老人员当成婴儿对待。天田在他的研究总结中还就如何改善养老机构中智退症患者的状况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建议。

内藤（Naitō 2006）也对智退症护理沟通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对分别位于日本青山、长野县和京都的3个护理机构中的餐厅互动进行了录像，并将这些录像播放给其他专业护理人员观看，参照基特伍德（Kitwood 1997）“以人为中心”的护理理念，以确定何处存在问题。录像中一个公认的问题是，护理工作似乎不利于养老人员的独立性发展，或明显被他们拒绝。此外，看完录像的专家人员批评了快速的工作节奏，因为这产生了许多互动不匹配的情况。例如，专家经常观察到，当护理人员向养老人员宣布即将采取某项行动（例如系围巾）时，养老人员只有在行动已经执行之后才对该通知有所回应。

上田等人（Ueda et al. 2007）在一家未透露名称的养老院中做了一项护理人员与一名女性养老者之间互动的研究。根据用餐期间的视频记录，他们研究了护理人员是如何试图训练这位有点精神错乱的养老人员用新假牙正确咀嚼食物的。上田等人在仔细观察后发现，尽管有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女性的行为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改善。而且这位老人不但没有重新学会咀嚼，反而发展出一些相当出色的技能，可以在不需要改变咀嚼和吞咽方式的情况下回应工作人员的指示。在此，作者批评护理人员没有注意到录像上一些清晰可见的重要细节。此外，他们注意到，老人对工作人员不断的指示和说明几乎没有明显的抵触，相反，她似乎很享受人们对她的关注。

基于护理专业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细马（Hosoma 2016）在他的新作《身体保健》中反思了对智退症护理机构十年来的观测。在这本面向更广泛的非专业读者的书中，细马描述了他在日本西部不同护理机构的日常交流中所获得的“发现”。他对护理互动的非言语因素以及它们如何与语言同时互动尤为热衷，例如，他详细地描述了一些护理中的常见情形，如通过喊号子和使用感叹词来调整和促进吞咽和转移之类行动。

立川（Tachikawa）的研究缘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护理工作者在日本的出现，让她认为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机构护理中沟通的基本语言要求。她使用了日本富山县和千叶县护理机构的一系列视频记录数据。她早期的一项研究聚焦于进餐时间的互动。立川指出了护理人员讲话的一些特点，包括经常混合正式和简单的讲话风格、使用方言和婴儿式话语。她还仔细研究了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护理人员经常对养老人员的身体动作做出反应，发出回应指示（Tachikawa 2009）。

在之后的一项研究中，立川（Tachikawa 2012）编制了护理人员用来确保护理任务顺利完成的策略列表。这些策略包括使用指称敬语和称谓敬语，使用请求而非指令，以及其他一些消极礼貌的特征。她还列举了一些积极礼貌的例子，比如使用暗示形式和其他相对亲密的说话方式，以营造家庭关系，从而在建立融洽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Tachikawa 2012：94）。关于外籍护理人员的教育，立川（Tachikawa 2015：70）的结论是，熟练掌握日语是提供良好护理必不可少的条件。她强调，这一要求不仅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技术术语知识范围，还需要大量的互动技能。

作为福利部门交流项目的一部分，北本（Kitamoto 2006）在东京的一家养老院收集了大量的这方面数据。她对3名护理人员的白天上班时间都录制了视频，然后使用文本挖掘软件对转录本进行分析。北本研究了护理人员讲话的次数。研究结果显示，虽然3名医护人员的谈话量有相当大的个体差异，但他们的说话量与“被接受”的说话量之比却相当接近。

小野田（Onoda）在日本的一些家庭看护机构中研究了护理人员和护理对象之间的沟通。通过研究在中部地区录制的音频，他分析了一般情况下话语的发生及其叙事结构和最常见的主题。他简单区分了两种主题：与进行中的护理任务直接相关的主题和独立于其外的主题。例如，他在早期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时间方面，80%的录音时间都是谈话，家庭帮助者和护理接受者的言语参与度相对平衡；在内容方面，66%的谈话与任务没有直接关系，而且通常与护理也没有关系（Onoda 2007）。小野田也担任日本杂志《日本语学》最近的“护理和沟通”专栏负责人，这证明了这一主题正变得日益重要。

小池（Koike 2000）在一篇论文中也谈到了家庭帮助护理中的互动，其中回顾了自己先后与7名专业护理人员照顾母亲的长期经历。小池以日常观察为基础，从说话方式、技术水平、对受照顾者的印象等方面，深入探讨每位医护人员的表现。她注意到每个护理人员在沟通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包括平易或正式讲话风格的使用、指令性的讲话、方言的使用以及健谈程度等。

笔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日本埼玉县一家养老院晨间护理期间养老人员与护理人员之间互动的录音，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类型，得出了该情境下护理沟通的主要特征。分析的主题包括称谓语及正式用语的使用、话语开始与结束的基本架构、工作时的交谈困难，以及养老人员与护理人员之间的节奏差异。我的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前的研究一致，即在被观察的场景中，护理沟通（1）非常专注于任务，（2）充满了护理人员和养老人员之间的权力差异，（3）交际中通常感到时间局促（Backhaus 2017）。

（二）

护理沟通研究的其他方法

先前研究日本老年护理沟通的另一种常见方法是，对较长时间内的活动进行系统编码。例如，松永和井关（Matsunaga & Iseki 2004）研究了一所未透露名称的护理机构中19名智退症患者的日常互动。他们每隔一分钟记录下患者的语言和非语言交流，并将他们通过面部表情、手势、声调和其他一些特征来表达的情绪进行编码。他们发现，这些养老人员平均每天有超过70% 的时间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虽然在这些非互动的时间点很难评估养老人员的情绪状态，但分析表明，他们在参与交流时大多表现出积极的情绪。

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实验研究。吉川（Yoshikawa）等人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各种智退症护理机构的开放空间里，研究小组互动的音频记录。研究对象包括两种类型的护理人员：一组从事普通轮班工作，另一组则专门负责与养老人员沟通交流。对记录的定量分析表明，与普通轮班护理人员的谈话相比，专门负责与养老人员交流的护理人员的谈话更加生动（话语轮换更频繁，交叠更多，等等），也更加连贯（脱离语境的话语更少）。这表明，如果负担得起，设立专门负责交流的护理人员可以对智退症护理中的沟通质量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Yoshikawa et al. 2004）。

最后，相当多的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的方式来探讨日本的护理沟通。早期的一个例子是铃木（Suzuki 2001），他研究了东北地区数百名护理专业人员的沟通技巧，向他们提供了一份包含33个项目的自我评估问卷，包括他们与接受护理者进行口头交流的基本及更具体的技能。涉谷等人（Shibuya et al. 2008）则通过对护理人员进行访谈，关注了智退症病人护理中的沟通问题。安留（Yasutome2009）和立川（Tachikawa 2011）也采用了同一方法，对外国护理人员的沟通问题进行了研究。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日本社会迅速老龄化之际，老年护理中的沟通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或不同动机出发，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一些人使用会话分析方法在交互的微观层面上进行细密的研究，而另一些人则更多地从数量或实验上捕捉和比较“硬数据”中的交互特征。还有一些研究人员选择社会心理学的方法，通过对护理人员的访谈或问卷调查收集数据。

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讨论的，与以往日本以外的研究相比，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研究人员的许多观察结果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因素包括养老机构整体缺乏沟通、护理任务对言语互动的影响、权力差异、通过屈尊谈话使养老人员幼稚化，以及使用各种礼貌特征来应对可能的直接威胁。从应用的角度来看，许多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交谈本身的重要性，强调若要提供令人满意的护理，谈话沟通必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关于上述文献讨论的日本特色是，更大一部分的近期研究似乎是由日本护理行业当前的社会和技术政治发展推动的。

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护理工作者的出现。尽管到目前为止，只有700多名来自经济伙伴协议（EPA）国家的申请者通过了规定的国家考试（MHLW 2018），但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因为日本一直以来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文化同质、非移民和单一语言的社会。护理中的“外来因素”让人们对护理沟通越来越产生兴趣，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研究讨论。

2009年出版的、明确针对非日本劳动力的《日语-英语护理语言词汇表》（JFKC 2009）也反映了外国护理工作者语言意识的提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近期出版的一本有类似意图的书，它将较难的保健术语“翻译”为更容易理解的日语，也称为“简易日语”（Endō & Saegusa 2015）。

引发研究人员和研究资助人兴趣的第二个因素是，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设备在护理领域日益广泛的使用，以及它们作为非人类护理工作者的未来潜力。在这方面，更深入地了解人际护理沟通对进一步的技术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公众对这些趋势的看法非常有趣。根据最近（非代表性）的报纸调查，在人们希望能够转移到机器人上面的一系列任务（战争、医学、烹饪、爱情）中，护理工作排名最高（Asahi Shimbun 2015）。

无论人们对这些趋势持何种立场，它们必然会提高人们对护理沟通的科学兴趣，这对于日本这个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最快的社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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