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周德宇等：老年语言学研究的时间维度：毕生发展与生命历程

摘  要：从时间维度看，目前国际上的老年语言学兼具共时层面与历时层面的研究，但国内研究主要关注共时层面，亟待重视历时层面。老年人的语言使用特征和语言衰老变化与其过往的毕生发展和生命历程都密切相关，因此对老年人语言现象描述或对语言衰老问题进行机制性阐释时，都应当重视“时间”这一贯穿个体一生的重要维度；同时应注意时间的指向性，兼顾回溯性和前瞻性研究。这有助于更加全面揭示老年人语言使用特点及语言能力变化过程。文章基于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时间维度里老年语言学的两个基础研究视角——毕生发展和生命历程，分析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及其与老年语言现象的关系，阐释了时间维度里老年语言研究的对象、内涵、分析视角以及适用于时间维度研究的两个常见方法。

关键词：老年语言学；时间维度；生命历程；毕生发展；研究方法

一、引言

从幼儿语言发展起步，到儿童时期语言知识的快速发展，至成年人语言能力的相对稳定，再到老年人语言衰老，人的一生是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特征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人生不同阶段的生理及心理状态、生活与社会经历都会对此阶段甚至下一阶段的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产生影响。因此，对人生某一阶段语言现象的研究，应当重视时间维度。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了学界对老年语言现象及涉老话语的研究，老年语言学发展方兴未艾。老年个体或人群处于生命后程，对许多语言现象的描述和阐释只有充分考虑时间维度及其相关视角，才能对相关语言衰老现象与机制等问题进行相对全面合理的研究。

二、老年人语言发展的时间维度和基础研究视角

（一）老年人语言发展的时间维度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也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维度。基于时间维度的研究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各个学科领域，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例如，形成学科分支——语言学中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Saussure 1959）；拓展研究方法——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常见的横向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和纵向研究（longitudinalstudy），社会学和临床医学领域中采用的前瞻性（prospective）和回溯性（retrospective）研究。虽然各领域、各学科基于时间维度的研究范式、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各具特点，但站在时间变化的立场上，可将其表征为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结构，具备连续、统一的属性（张志伟 2019），基于时间维度的研究必须考虑其所在时间维度连续统中的重要节点，注意时间的指向性，即以某个时间为基点（“现在”），向前（backward）回溯涉及“过去”，向后（forward）展望则涉及“未来”。

本文论及的老年语言学研究的时间维度，是以个体或人群当下语言能力/现象为时间基点，重视该基点所在时间连续统的两端：回溯和前瞻。回溯指向的研究旨在通过回溯老年个体、人群的过往，描述、总结、分析老年人的过往对其当下语言能力或语言使用特征的影响，即个体、人群语言能力随增龄和生命过程的推进产生的发展与变化；前瞻指向的研究通常通过预先设计进行长期追踪，旨在探究某些变量随着未来时间的发展对语言能力产生的影响。该方法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很常见，也经常用于儿童语言发展相关研究，但在老年语言学中，前瞻性研究受限较多，存在追踪成本高、时间长、被研究人群流失等问题。然而，相较回溯性研究，前瞻性研究更能反映动态变化，体现增龄带来的衰退现象或趋势，国外学者如Hamilton（1994）、Kemperetal.（1989）、Kemperet al.（2001）等皆尝试采用了前瞻性研究方法研究老年期语言能力变化；除此以外，前瞻性研究还能为如认知障碍等具有一定临床先兆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筛查、判断的指标。同时，除老年人语言和现象还涉及与老年人相关的话语，因此前瞻性老年语言学研究还可对未来老年人相关的现象变化进行描写，如老年人形象和身份变化等。总之，两种时间指向的研究各有利弊，但前瞻性研究的动态属性可以弥补回溯性研究中无法充分体现动态变化的弊端，回溯性研究又能避免高成本、耗时长等问题，因此基于时间维度的研究应当采用二者并举的方式，在更全面地完成现象描述的同时，也能了解动态发展。

个体一生的发展涉及生理、心理和社会三大系统（Newman & Newman2012），目前与该三大系统相关的研究视角大致包括两种——life span和life course。前者主要与生理、心理系统相关，后者则更强调社会对个体的作用与影响。因而本文所涉及的时间维度将以这两个视角作为基础视角，并展开讨论。然而，当前学界对二者的严格界限（Elder 2003；Elder & Shanahan 2007；Featherman & Lerner 1985）和中文翻译尚无定论，lifecourse相对一致译为“生命历程”（ 李强等 1999；包蕾萍 2005；郑作彧、胡珊 2018）；lifespan的译法则较多，如“生命跨度”（李强等 1999）、“人类寿命”（王士元 2018），以及心理学领域常用的“毕生发展”。本文因注重语言的发展，而语言发展与心理、认知息息相关，故采用“毕生发展”和“生命历程”为二者的汉语表述。下文将就语言与上述两个视角的关系进行阐释。

（二）毕生发展和语言

人的一生可以分为产前期、婴儿时期、童年早期、童年中期与后期、青春期、成年早期、成年中期、成年后期8个时期（Santrock 2019：14）。个体在各时期内于生理、认知和社会情绪三个方面不断发展，同时这种“个体发生”（ontogenesis）受到遗传、环境、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同辈、性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Santrock 2019）。随时间的推移，个体在生理、心理产生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和多向性（multi-directional）的变化。语言作为生理和心理协作发展的产物也具备这两个特点。

人类的语言学习始于韵律特征（李甦、杨玉芳 2016）。研究表明，胎儿自20周开始就能听到母亲的心跳和外部的声音，6个月以后就能够听到母亲的语音，甚至开始对母亲所说语言的韵律敏感起来（Karmiloff and Karmiloff-Smith 2001:1-2，转引自顾曰国 2016）。毕生语言发展在经历学习、迅速发展后，过渡至相对平稳的阶段，并随时空变化、教育水平、生活模式、职业、环境等因素产生个体差异。例如，Rumalean et al.（2018）研究发现农民和公务员在语音上存在差异。

到成年后期，个体衰老涉及不同生理水平的变化，如肌肉质量及强度下降、感觉功能受损或丧失、呼吸控制能力衰退等，这些变化都将影响个体对语言器官的控制，从而导致语言技能衰退。和语言理解相比，老年人在语言产出时会遇到更多问题（Burke et al. 2000）。但由于老年人语言变化与儿童的快速发展不一样，老年人语言能力衰退所需的时间相对较长，且有时在日常生活中较难发现。这是因为个体会以动态响应来应对时间变量带来的变化，且往往伴随带有补偿的选择性最优化（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SOC①）的特点，这在老年期尤为突出。老年人在生理、认知老化的影响下，SOC本质上体现的是老年人在面临“亏”时的顺化过程。此时，老年人语言交际多出现“浮现”（emergence）现象。浮现模型（emergentist model）用以解释一系列包括语言发展、发展性和习得性语言障碍、话语在决定语法形式中的作用、历时语言变化等现象（Perkins 2007）。该理论认为，人脑会权衡交际需要，调用各种语用资源，采用补偿调整（个体内部和人际层面）的方式完成当下交际任务（陈新仁 2004；黄立鹤、朱琦 2019）。因此，目前针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语言研究中，很多重要的工作都集中在基于面部表情、身体语言或言语的分析上（Montenegro et al. 2017），以期通过“补偿”理解患者实现沟通的表现与机制。

毕生发展视角下的老年语言学研究还应关注“生命终止”时期的语言。例如，怎样与生命垂危之人交谈、如何与逝者家人交谈等也成为该视角下的老年语言现象或涉老话语研究，如国内外近年来关注的“老病死”（潘荣华、杨芳 2002；张新军 2011；李芳等2019；温颖茜、滴石 2019；单芳 2020）等话题。

（三）生命历程和语言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Glen H. Elder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要重视生命历程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理论及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性。相关研究强调生命历程的动态属性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将轨迹（trajectories）和转变（transitions）作为研究的关键理念（Elder 2003），以队列研究（cohort study）作为其主要研究方法。我国生命历程研究学者将其定义为：“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李强等 1999：1）；20世纪80年代，生命历程研究增加了另一种由德国学者Martin Kohli引领的研究范式——“生命历程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sierungdes Lebenslaufs）范式。与Elder范式不同的是，Kohli的研究范式不将队列研究作为其主要方法，而是将生命分为童年与青少年、成年、老年三个阶段，采用叙事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勾勒适用于一般群体的、相对宏观且守常的常态生命历程结构。由此，生命历程研究形成了“北美范式（Elder）”和“欧陆范式（Kohli）”（郑作彧、胡珊 2018）。

这里主要介绍“北美范式”，该范式侧重研究因各种文化、社会或关系导致的人口变化与社会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生命历程研究的经典著作《大萧条的孩子们》（埃尔德 2002）中关于大萧条时期儿童和青少年一生发展的研究为童年相关的历史因素对成人性格的影响提供了明确证据——经济因素通过性格作用于个体的行为和语言；Elder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开展对农村地区人口的研究（Iowa study）（Elder 1994）也表明经济萧条影响了个体语言发展，主要体现在教育机会的获取上。本该接受教育的孩子由于家庭生计等诸多因素不得不提前工作，这种空间的转换意味着语言类型的转变。研究发现，教育提高了成人语言的叙述能力（Juncos-Rabadán 1996）。因此，缺乏教育不仅会影响当下个体的语言能力，还可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如当个体进入老年期时，其整合故事所有元素的能力以及对事件之间关系进行心理表征的能力可能会减弱（Juncos-Rabadán 1996）。如此一来，当该个体与其具有类似经历的人群进入老年期时，其语言的叙述能力会较低于其他世代。

（四）二者关联

老年语言现象产生于不断变化的社群语言、持续发生的个体人生经历以及增龄三方面的共同作用。毕生语言的发展虽以个体生理环境为基础，但其余环境因素均嵌在该语言社群的历程中。如何平衡好个体差异和社群影响是个体与社群在时空变化中的最终任务。尤其是研究处于生命后程的老年期语言现象时，要放眼于老年人经历过或可能受到影响的任何因素，从而在复杂动态的语言和个体盈亏变化的交互中更全面地了解老年期语言。可以说，时间为老年语言学的提供了一个可通览全局的维度，此维度下主要包含毕生发展和生命历程两个视角，如图1所示。

基于毕生发展视角的研究多以年龄体现“时间”的概念，有助于区分不同时期个体的语言。该视角强调个体语言的发展，是一种“发生-发展”的视角（包蕾萍、桑标 2006），此时语言发展的核心自变量为个体生理发展，社会是个体语言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该视角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老年时期的语言，包括对正常老年人和特殊老年人语言特点的探究、语言问题的发现、语言发展趋势的掌握，以及对老年人语言潜力的探索与挖掘。不仅如此，基于该视角的研究可通过结合医学、心理学等学科和其他研究技术，探索老年语言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并针对各类潜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可行的解决方法，不仅有助于一些疾病的早期筛查、诊断与干预治疗（如阿尔茨海默病），更能通过语言帮助正常老年人健脑强智，帮助其高质量地生活。

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研究重视社会、集体对个体或某一人群的影响与作用，多以轨迹和转变体现“时间”概念。基于该视角的研究成果能解释个体或某一人群产生某种语言特点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在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下的差异。该视角旨在研究社会对个体或人群语言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影响-发展”视角（包蕾萍、桑标 2006），此时社会发展、变迁及其相关因素都被视为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个体和某一人群则是因变量。该视角有助于代际沟通的研究和老年语言服务的推进，例如语义记忆能反映出社会的一致性（王沛 1998）。所以，对典型词语或语言形式的挖掘，有助于唤醒老年人的语义记忆，增进与老年人的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更好地服务老年人群。

简言之，两个视角名似实异。首先，二者虽均以时间为着眼点，但体现方式不同，故研究方法、内容、应用上均有所区别。其次，二者虽均包含“发展变化”的理念，但推动发展、促成变化的主要动力不同。因此，基于时间维度的老年语言学研究，须厘清二者的异同。

三、时间维度里的老年语言学研究内涵与具体分析视角

老年语言学旨在探索因正常生理及认知老化和衰退、罹患精神或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导致的老年人语言变化现象与机制，以及有关涉老话语与老年人社会心理、身份构建等方面的关系。本节主要阐释基于毕生发展和生命历程视角所开展的相关老年语言学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范畴

老年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探究“老年人语言跟身脑心衰老之间的负增长关系”（顾曰国2020）。其研究对象存在两个分类：个体语言现象和人群语言现象（顾曰国等 2020）。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着重探索“个体进入老年后的语言能力及其使用情况”（顾曰国等 2020），即随着正常生理及认知老化，或因罹患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的身脑心衰老，老年人在语言上（语音、音系、句法、语义、语用、话语等层面）呈现负向发展与变化。通过描写老年人语言特点、变化趋势，结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如脑科学、临床医学等，深入研究大脑认知层面的退化机制，并将成果积极应用于认知障碍筛查及量表研究、辅助干预语言能力退化等临床实践。以人群为研究对象则重点关注由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引发的“同一出生年龄段人群或世代间的语言能力及其使用情况”（顾曰国等 2020：5），有助于代际沟通研究、老年语言服务及相关研究。

除研究老年人语言变化及相关机制外，老年语言学要需将与老年人相关的话语纳入研究范畴，即涵盖老年生活中语言相关的方方面面，如“老病死”话题、医患互动方式、身份构建能力、决策能力等（蒋燕、顾曰国 2020）、老年人外语教学及健脑等变化过程。通过对老年语言生活相关项的研究，全方位深入剖析老年个体或人群的过往经历对当下话语特点的影响，切实了解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以期帮助老年人在生理衰退不可逆的情况下，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帮助其更积极、健康地生活。如在临床上通过对正常或患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进行干预治疗，以期维持语言及认知能力，或延缓、减轻认知衰退。

（二）老年语言现象与涉老话语研究

基于时间维度的研究存在多种研究视角，本节主要介绍四个具体的常见分析视角：生理及认知老化、情感、记忆和代际沟通视角。

1.老年语言与生理及认知老化

生理、认知老化的过程影响语言产出，老年人的语言能力随增龄在不同方面呈现不同程度的衰退（语蚀）、损伤（语障）。例如，词汇产出方面会出现口误（slip of the tongue，即不经意说错）、舌尖现象（tip of thetongue，即嘴边失言）（顾曰国 2019）、找词困难现象（Lovelace& Twohig 1990；刘红艳 2014）等现象；语音韵律方面会伴随增龄发生变化，如基频、央元音、速率等，并伴随性别差异（黄立鹤、张弛 2020）；句子产出方面则体现在句法复杂度的降低（Kemper 1987；Kemper et al. 1989；Kemper et al. 2003）；语篇衔接能力和信息含量方面也呈现因增龄而下降的趋势（Lima et al. 2014；Fraser et al. 2015；Sherratt & Bryan 2019）。另外Glosser &Deser（1992）、Arbuckle & Gold（1993）、Arbuckle et al.（2000）、Trunk & Abrams（2009）等学者发现，老年人在自传体（如进行生活史访谈）和非自传体情境（如参照性交流任务或根据图片讲故事）中出现离题话语（off-topic speech）及离题赘言（off-target verbosity）的情况增多，这可能与因增龄而产生的抑制缺陷有关。但也有研究提示这可能与其交流目的相关（Trunk & Abrams 2009；尹述飞、彭华茂 2013），例如叙述者以此为交际手段完成自我认知并构建身份或完成身份转变（Woolhouse 2017）。

在语言理解层面，老年人同样存在因增龄导致的问题。在阅读上通常呈现出速度慢，注视次数多，眼跳幅度大、词跳读率高，回视次数多，知觉广度范围小且不对称程度低、词汇加工的效率低、词频效应更为明显等现象（黄立鹤、张弛2020）。老年人的语用能力也受增龄影响，如老化影响着语用预设的处理，主要体现在处理速度的下降上（Domaneschi & Paola 2019）。

目前基于该视角的老年语言学研究成果丰富，从传统语言学范畴对语言老化进行现象描写与归纳，推进至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与神经、心理、认知、社会等多种学科原理结合，解释这些语言现象，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

2.老年语言与情感

正如语言和认知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样，个体毕生语言的发展与情感密切相关。张永伟、顾曰国（2018）区分了“情”和“感”，并指出“情”围绕着个体持有的情感心理状态的构建，而“感”则围绕着个体情感行为的构建。与“感”相比，“情”逐渐形成于一生历程中，更为深刻，且相对稳定、持久。黄立鹤（2018）在研究现场即席话语中的施事行为时，区分了即席型情感与记忆型情感（也称为述说情感），旨在区分说话人在实施言语行为时伴随的情感以及说话人论及事件发生时伴随的情感。鉴于此，在研究老年人语言时，不仅要重视记忆“情”“感”，也要关注老年人即席的、当下的“情”“感”。

以“感”为基础，研究表明情感表达的识别能力随增龄而下降。Paulmann et al.（2008）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情感韵律识别能力可能会因为神经生理学的变化、声学线索运用的改变等因素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一项基于面部表征的标记任务和分类任务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在标记情感方面不如年轻人准确，尤其是在悲伤、恐惧、愤怒和轻蔑的表达上（Visser 2020）。这一点广泛体现在正常老年人及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老年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患者身上。当患者情感神经心理发生紊乱时，日常言语交际受到相应影响，大脑相关区域的潜在变化会导致情感感知与识别能力的下降。例如，杏仁核、海马体等都是负责或参与情感处理的脑区，该区域老化或受损将影响人们言语交际中的情感感知与控制，进而影响语言表达；同样，言语障碍也会影响说话者对情感态度的有效交流（van Lancker Sidtis 2008：203-205）。

以“情”为基础，成年后期（老年期）的人格发展主要体现出自我完整与绝望期的冲突（egointegrity vs. despair）（Erikson 1987:241）。在此期间，生命回顾（life overview）显得尤为突出。生命回顾包括个体对其一生生活经历的回顾、评价和解释，并经常对其重新解释（Hitchcock et al. 2017）。根据Erikson的理论，如果老年人在人生的每个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养成了积极的态度，其人生回顾将会呈现出一幅充实度过一生的图景，老年人将会感到满意（integrity）。当引发了老年人过往经历中某些带有积极情感的相关事件时，他们往往会颇有兴致地围绕相关事件开始谈论，话语量随之增加。如在笔者团队建立的多模态语料库中，一位89岁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案例显示，当会话人谈起其过往经历（当年在生产队当队长，是种地能手），该老年人显示出积极的情感，并且反复谈论该段经历，话语量明显增多。然而，如果老年人以消极的方式渡过了一个或多个过往人生阶段，那么该个体对其生命总体价值的回顾性评价可能是消极的（despair）。个体的生命回顾可以在自传中寻找蛛丝马迹，因为自传似乎包含可能与想法密度相关的情感内容（Danner et al. 2001）。基于“修女研究”（the Nun Study）语言样本（自传写体作）的研究发现，随着增龄，个体不同时段自传中语法复杂度和命题密度的下降反映出情感基调和情感内容上的差异（Kemper et al. 2001；Snowdon et al. 1996）；个体早期自传中积极的情感内容与其后生命阶段（约6年后）的心理健康状态和生理寿命密切相关（Danner et al. 2001）。El Haj et al.（2013）、ElHaj et al.（2015）通过采用音乐唤醒的方法证实情感再体验会激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对积极的记忆情感。相较于处于安静的环境中，此时其自传叙述中空词比率有所下降，并且呈现较高的语法复杂性和命题密度（El Haj et al. 2013）。而Rullkoetter et al.（2009）研究发现，在他们的健康受试者中，自传体叙事特点与当前由负面生活事件塑造的自传体记忆的情感影响间有关联，在语言上体现为时态使用错误率的提高。

当然，引发自传体记忆中积极正面的情感或者规避消极的情感，与老年人言语产出之间是否直接相关，仍需进一步验证。另外，如何通过环境布置激活老年人自传体记忆中的积极情绪，引导老年人进行相关认知活动，开展认知障碍干预，也是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重要课题。

3.老年语言与涉老话语的记忆

以个体一生为时间轴，找寻其生命历程对其毕生发展的影响以及语言上的聚显，是老年语言与涉老话语记忆视角研究的目标。这就必然会涉及老年人对往事的回忆，因而涉及记忆。

回溯性生命历史（retrospective life history）研究可以用于研究老年人在其生命历程轨迹中所发生的的相关转折性、重大事件，以及这些时间对其一生产生的影响。近7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如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知青下放）、改革开放等。这些记忆或以文字形式保留，或以口述形式相传，将之前景象通过“叙述”予以“还原”。在叙述的过程中，由事件衍生出的词汇、话语等则成为事件以及提取记忆的关键信息，同时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行为及心理特征。例如，某些体现中国发展重要阶段的语言，在某一代人文化、身份、认知等方面也产生了毕生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男女平等”的一些政治性表达催生了女性解放话语，如“妇女翻身”“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等（刘亚秋 2019），这些话语体现出女性追求平等的期望，尤其体现在了女知青身上。然而，虽然女性解放话语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当时”的需求，但女性话语依然受到传统性别话语的压制。因此这一代人，尤其是女知青的身上会同时保留当时女性解放话语的影子和传统性别话语的特征。这在笔者团队建立的语料库中就能找到例证。一位被诊断为中度认知障碍的女性患者，年轻时是一名知青。在IADL（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估中，多次使用“一个人”“没问题的”来表明自己具备很强生活自理能力和处事能力，反映出当时女性追求独立、解放的影子。但后来她又提及“我老公读的大学……”“我把他们②培养成……”，虽然字面上看并没有传统性别话语的特征，但通过她其话语的隐含义，可以推测当时的传统性别话语存在女性不用读书的理念，故传统性别话语的特征也体现在接受教育的机会上。因此，语言和记忆通过事件联系起来，这里知青的集体记忆、国家的社会记忆都作用于个体，待当年那代人③进入老年期，他们的记忆必定会在交际中以多种方式体现。

王沛（1998）总结了记忆的四种类型。其中，语义记忆的真实性体现出社会的一致性。换言之，大多数生活在同一年代的人，了解并熟记受政策、事件、文化等的影响产生的词语或表达方式，当进行记忆提取时，可通过触发词激发语义记忆。同一事件对个体的作用不同，从而产生的记忆以及与其相关的情感也不尽相同。当个体进入老年期，并经由触发语激活了相关记忆，引发不同情感，继而产出不同的语言。反之，当下情绪也有可能触发记忆情感，并通过语言呈现。例如上文提及的女知青，在其认知评估过程中，遇见她认为有难度的任务，她就会提及“上山下乡”“知青”等词语，以为其不想、不会或不愿意配合寻找借口和理由。因为认知评估中涉及该患者不喜欢或不擅长的算术任务，从而导致在认知评估的当下，该患者对评估产生了抵触（消极）情绪，触发了其过往经历中的消极记忆情感，此处的消极记忆情感则以“知青”“读书很少”等语言呈现。

自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Maurice 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起，相关理论被广泛应用。对于特殊人群（如失语症患者）来说，记忆的“叙述”有时会变得尤为艰难。其全部记忆（保留着历史事件和有关人的那部分记忆）与集体记忆保持联系，并受控于集体记忆。但在某些情境下，由于患者认为自己的思想与他人的思想不是一体的（Halbwachs & Coser 1992：43），即无法联系当时的集体记忆与当下的集体记忆，或已无法获得当下社会表述的形式，如某种姿势、某个符号、某类图示，导致患者无法整合“当时”与“当下”的“叙述”工具。如此一来，当两个记忆间与两种社会表述间无法建立桥梁互通有无时，特殊人群的“思想和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Halbwachs & Coser 1992：43），语言产出时则会出现异常。

基于记忆视角的研究要注意记忆的真实性。在回顾过往时，由于生理或心理等主客观因素，人们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记忆，甚至是欺骗（Babbie 2007）。顾曰国（2016）提出的当下亲历与认知的概念模型——“3-E”模型可为个体记忆的构筑和追溯提供思路。该模型构筑了以“己”为单位的整人模型（whole person model）。个体从“胎己”开始，不断通过亲历行为在其整人模型中添加“己”，且“己”的类别、数量、内容具备时空差异。例如从未工作过的老人，其“机构化通己”中就会缺失“工作身份己”。研究者通过个体模型的构筑，架构出同辈人群的总体模型。当同辈人群的当下亲历与认知和集体记忆可同时作为分析依据时，研究者则可通过多维信息最大程度地确保记忆的真实性。目前，该理论模型需要进一步通过多模态大数据开展实证研究。

4.代际沟通

在代际沟通研究中，老年人会通过年龄叙述（age-telling/age-disclosure）和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进行身份构建和自尊建立（Coupland et al.1989：129）。

年龄是毕生发展视角中个体对其生命时间感知与表述的首要体现方式，其相关意义随毕生发展和生命历程的推进不断发生变化。年龄叙述的相关研究通常以会话分析方法考察老年人自然会话中年龄叙述的话语模式、表述特征及其与身份构建、代际沟通的关系（如Coupland et al. 1988；Coupland et al. 1991；Jolanki et al. 2000；Nikander 2000, 2009）。Chen et al.（2019）考察了中国台湾老年人在与大学生初次见面谈论年龄时的话语模式及相关会话序列，发现老年人通过论及年龄相关角色、亲历历史事件来表述年龄。通过这些叙述策略，老年人构建了“见多识广者”、成功长辈等积极的身份特征。

自我表露由Sidney Jourard于1958年提出并界定，指的是个体将于自己相关的信息、情感、态度、经历等表露给目标人的过程。按照不同的角度，自我表露可以分为：描述性（descriptive）和评价性（evaluative）自我表露、正向（positive）和负向（negative）自我表露等（蒋索等 2008）。在代际会话中，表露者与目标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个体表露水平、频次和可能性（Berg& Derlega 1987），二者间关系紧密程度越高，自我表露的量就越多（真樹菅沼 1997）。就自我表露内容而言，Coupland et al.（1988）研究发现，老年人更倾向于自我表露“痛苦的（负面）经历”（painfulself-disclosures），向听话人主动传递痛苦的生活事件和状态。这种话语议题的设置在会话中体现为一种话语策略。通过对过往痛苦、负面经历的描述，老年人可能希望塑造一种“历经生活考验”的“英雄主义”个体身份，从而起到增加自尊、自我肯定的话语效果。

代际沟通研究涉及老年人基于其过往经历的语言表述、情感表达、身份构建。沟通对象固然可通过文字、图像、影片等记录了解老年人亲历过的某些事件，鉴于“亲历独一原则”（顾曰国 2016：495），且老年人在代际沟通中的语言产出是集其“当时”亲历和“当下”亲历于一体的，这使得老年人与年轻人的代际沟通发生信息不畅或交换有误的现象。

四、基于时间维度的两个具体方法

目前，研究老年语言学的方法主要有民族志法、个案跟踪分析法、受控实验法、多模态语料库研究法、基于无创脑成像技术研究法（顾曰国2019：30）、会话分析法、常模构建法、队列研究法等。由于毕生发展与生命历程的交织，从时间维度开展相关研究时，研究人员应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同时亦可借鉴社会学相关的研究方法。本文倡导从情感和记忆的视角开展老年语言的历时研究，下文将简述以自传体记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以及多模态语料库研究法。

（一）以自传体记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指与个体过往生活中相关事件的记忆，是人类最复杂的记忆类型（Conway 1995）。人们回忆过往事件时可能涉及事件本身的细节，也可能引发对个体事件体验的情感。因此，情感也是自传体记忆的主要组成部分（Rubin 1995）。上文提及的即席型情感与记忆型情感也为考察老年人即席话语与其当下情感、个体经历中的情感之间关系提供了思路。

在正常老化过程中自传体记忆也随之老化，表现为老年人对过往人生中某些事件呈现模糊、错位或颠倒的记忆。研究发现，在过往各种事件的记忆中，具有人生转折意义或标志性的事件记忆、结果重要或个人参与度较高的事件记忆相对不易丢失。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会引起患者记忆损伤，体现在对过往（单一或多个）人生事件的相关性、发生背景以及时间顺序等方面。即便在轻度认知障碍的早期，患者也可能呈现出对个别事件无法回忆的现象。阿尔茨海默病老年人在回忆或谈论过往人生事件时，往往会采用迂回的补偿策略，即围绕回忆事件展开叙事，而不是针对事件本身进行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通过叙事方法了解老年人的自传体记忆，对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具有一定临床价值。

增龄会降低老年个体对负面情绪的注意（Mather & Carstensen2003；Murphy & Isaacowitz 2008），即老年人对积极情绪材料的加工维持得较好，表现出对积极信息的偏向（伍麟、邢小莉 2009）。与此同时，老年人在注意和记忆活动中也存在“积极效应”（positivity effect）。相关研究发现，在激发个体自传体记忆、回忆个人信息时，老年人表现出积极效应（Kennedy et al. 2004），即老年人在回忆与自己相关的事件时，更倾向回忆积极情绪，弱化对过往相关事件伴随的消极情绪记忆。

社会情感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SST）解释了老年人的这种情绪选择的“积极效应”。该理论指出，个体对有益/积极关系的积累和对不如意/消极关系的舍弃贯穿毕生（Nussbaum et al. 2000：11）。当人们感知时间的流逝以及时间的有限性时，会将注意力更多地指向情感目标（O’Hanlon & Coleman 2004）。老年人因生命所剩时间更少，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则更关注情感维度，这一改变会影响认知与行为。如伴随增龄，老年人倾向使用更多积极情感词汇，消极情感词汇则使用较少（Pennebaker & Stone 2003）。

（二）多模态语料库研究法

目前的研究素材大多以口述转写（民族志法、个案跟踪分析法、会话分析法等）和书面文体（文学作品、回忆录等）为语料来源。例如Pennebaker & Stone（2003）通过建立语料库对比分析了生活在过去500年间的10位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文字作品。在纳入分析的作品中，每位作者平均超过90.3万字，产生了超过900万字的语料库。

大量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不同感知信息在不同脑区进行加工。当个体亲历事件时，相关信息储存于多个相关大脑皮质区，即事件中不同类别的信息在不同皮质区中储存，但各皮质区之间具有丰富的同步联结。基于这些不同的多个单模态记忆储存，大脑通过“捆绑机制”（binding mechanism）形成对该事件的记忆，同时又形成了记忆的“无模态”（amodal）储存。联系语言来看，人类通过多模态感官处理信息产生记忆。之后通过语言进行再次编码，将体验说出来，而这种说出来的语言则具有“无模态”特征，即“语言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感官系统”，“正是语言的无模态性才使得语言可以用来表达任何一种模态的数据”（顾曰国 2016：495）。上文所说Pennebaker& Stone（2003）的语料库收录了文学作家用某种书面语言呈现的其通过“捆绑机制”形成的“无模态”信息。简单来说，读者只能读到“捆绑”后的信息，却无从知晓“捆绑”前的信息。因此，单一模态的语料库能够提供的信息相对有限，为获取“捆绑”前信息，应从多种模态入手，建立多模态语料库。国外学者El Haj和Glachet与其团队在多模态感官处理引发记忆这个研究领域相对全面，将听感（El Haj et al. 2013；El Haj et al. 2015）、视感（El Haj et al. 2015；El Haj et al. 2019）和嗅感（Glachet et al. 2018；Glachet et al. 2019）与自传体记忆结合，研究感官与老年痴呆患者的自传体记忆触发之间的关联。由于自传体记忆会触发个体的情感，从而影响语言，因此我们可以借助此类研究成果挖掘语言与多模态感官间的潜在联系。国内学者顾曰国（2015）也注意到多模态感官系统在语言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已带领其团队开展一系列研究。

简言之，虽然多模态语料库的建立总会有个起始时间点，但人生历程视角下的老年人话语多模态语料库涉及的却是被研究者的一生及其可能涉及到的所有历程以及历程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因此，多模态语料库的构建不是简单数量的叠加，而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最终应完成一个既可服务于横断面研究，又可服务于纵向研究的、多种数据类型的语料库。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时间维度着手研究老年人语言是适切且必要的。时间维度给老年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时间指向——回溯与前瞻，多种时间划分单位——如横断研究、纵向研究，以及两个基本视角——毕生发展与生命历程。

毕生发展视角的研究，可以反映个体以生理、心理、认知发展为基础的语言发展过程，能清晰体现老年人语言发展的动态变化；生命历程视角则有利于研究个体和人群因受某些历史事件或社会结构变化等潜在影响，致使其在进入老年期后产生的语言差异。通常这种影响以世代效应体现，通过个体、人群的主观能动选择决定其作用与影响。

总之，老年语言学的研究应当注重以时间维度为切入点。时间维度里的毕生发展和生命历程以交融的方式伴随并影响着个体和人群生命及其语言的发展。当然，将个体、人群的生理、心理、事件、记忆等因素作为解释、溯源语言变化因素的研究还有待更多实证研究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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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OC是一个基于Baltes盈亏发展理论，旨在明确发展盈亏之间动态关系的理论框架（Baltes et al. 1984；Baltes 1987）。盈亏发展指出个体在一生的历程中，适应能力的盈/亏两方是此消彼长的、共现的。换言之，增与减的共同作用成就了个体生命的发展，得与失则存在于生命过程中的所有发展。

②指该患者的丈夫和女儿。

③如果按知青下乡时为18岁计算，那代人现在大约在60—70岁左右。按照我国的退休政策计算，那代人无论男女，皆已达到退休年龄。

文章来源：《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10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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